第56章 石榴树下的清晨

我在礼萨家的客房睡了一夜。

床比设拉子旅馆的硬，但比睡袋软。毯子有阳光晒过的味道，干燥的、温暖的，像小时候在邢台，冬天的时候，母亲把被子抱到院子里晒，晚上收回来，钻进去，满身都是太阳的气味。

天还没亮，我就醒了。不是被吵醒的，是自然醒。礼萨家的院子很安静，没有宣礼声——清真寺离得远，声音传不到这里。只有风吹过石榴树叶的沙沙声，和水池里金鱼偶尔跃出水面时溅起的水花声。

我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那些声音。然后我坐起来，穿上鞋，走出房间。

走廊很暗，只有尽头有一盏小夜灯，发出微弱的橘黄色光。我摸着墙走下楼梯，推开院子的门。

礼萨的母亲已经在院子里了。她坐在石榴树下的石凳上，手里拿着一串念珠，嘴唇在动，在低声念着什么。她没有看到我，或者看到了但没有转头。她在祈祷。为她的儿子祈祷。

我没有打扰她，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她念完了，睁开眼睛，看到了我。

“Salam,”我用波斯语说。

“Salam,”她回。然后她站起来，走进厨房。几分钟后，她端着一壶茶和两个杯子出来了。她把茶壶放在石桌上，倒了两杯，一杯推到我面前。

茶是热的，很甜。我喝了一口，烫，但很香。

礼萨的母亲坐在我对面，没有喝茶。她看着我，眼神里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担忧，是那种“有很多话想说但说不出来”的沉默。

“礼萨，”我用英语说，“他会回来的。”

她听不懂“回来”，但她听懂了我说的“礼萨”。她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暗了。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念珠，一颗一颗地数。

莎拉也醒了。她走出房间，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还眯着。她看到我坐在院子里，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礼萨的母亲看了她一眼，站起来，又去倒了一杯茶。

“早，”莎拉说。

“早。”

“你几点起的？”

“没多久。”

“你睡得好吗？”

“好。你呢？”

“好。床很舒服。毯子有太阳的味道。”

“伊朗人都晒毯子。”

“中国人也晒。”

“中国人也晒。”

礼萨的母亲端来早餐。馕、蜂蜜、奶酪、水煮蛋、新鲜薄荷叶。馕是刚从馕坑买来的，还烫手，蜂蜜是琥珀色的，在晨光中像液态的黄金。莎拉剥了一个鸡蛋，把蛋白吃了，蛋黄放在盘子里。

“你不吃蛋黄？”礼萨的母亲用波斯语问。莎拉翻译给我听。

“不喜欢，”莎拉说。

礼萨的母亲拿起蛋黄，放在我的盘子里。她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说“你吃”。

我吃了蛋黄。很干，但和馕混在一起，味道不错。

“林远，你今天走吗？”莎拉问。

“不知道。看情况。”

“看什么情况？”

“看礼萨有没有消息。看路通不通。看检查站严不严。”

“你怎么知道这些？”

“问。”

“问谁？”

“问礼萨的父亲。他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什么都知道。”

礼萨的父亲从屋里走出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袍子，头上戴着一顶小帽，手里拄着一根木棍。他走到石榴树下，坐下来，端起一杯茶，喝了一口。

“林远，”他用英语说，“你要去恰巴哈尔？”

“对。”

“路远。检查站多。有些地方没油。”

“我知道。”

“你摩托车，能载两个人。但油不够。”

“路上加。”

“路上没油。加油站关了。油被军队征用了。”

“那怎么办？”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进屋里。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两个油桶出来了。塑料的，五升装，一个满的，一个半满。

“这是礼萨留下的。他走之前，存了这些油。他说，也许你会用。”

我看着那两个油桶，说不出话。

“他什么时候存的？”

“战争爆发第二天。他去报到之前。他说，‘林远可能会回来。他需要油。’”

“他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

“他知道你会回来。他说，‘林远是骑车的人。骑车的人，路在前面，家在后面。但朋友在中间。他会回来的。’”

我接过油桶。很重。满的那桶大约四公斤，半满的两公斤。我把它们绑在摩托车的后座上，用绳子固定好。

“谢谢你，”我对礼萨的父亲说。

“不用谢。你是客人。客人需要帮助。”

“我不是客人。我是朋友。”

他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点了点头。

“朋友。朋友不需要感谢。”

上午九点，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气温迅速上升，从早晨的十五度到了三十度。院子里的石榴树在阳光下投下一片圆形的阴影，金鱼在水池里游，尾巴像扇子一样展开。

莎拉坐在石凳上，拿着相机，在拍院子里的东西。拍石榴树，拍水池，拍金鱼，拍墙上的藤蔓。礼萨的母亲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拍。她的眼神里有好奇，有困惑，还有一点点的警惕。

“她在拍什么？”礼萨的母亲问莎拉。

“拍您的家。”

“为什么？”

“因为美。”

礼萨的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身走进厨房，端出一盘切好的西瓜。她把西瓜放在石桌上，切了一块递给莎拉，又切了一块递给我。

“吃。甜。”

西瓜很甜，汁水很多，红色的瓜瓤在阳光下像一颗颗红宝石。莎拉吃了一块，又拿了一块。礼萨的母亲看着她吃，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看到别人喜欢吃自己做的食物”时的满足。

“林远，”莎拉小声说，“你朋友的父亲，是个好人。”

“他是个好人。”

“他儿子也是好人。”

“礼萨是好人。他教英语，不收穷学生的钱。”

“你见过他的学生？”

“见过。在学校。他们写作文，写‘我想离开伊朗’。但礼萨说，离开不是答案。回来才是。”

莎拉没有回答。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西瓜。

下午，礼萨的父亲带我们去了扎黑丹的大巴扎。不是去买东西，是去看。他说，巴扎是城市的心脏。心脏还在跳，城市就还活着。

巴扎在扎黑丹的老城区，和几个月前我来的时候一样——窄巷子，拱形顶，两侧的小店，卖地毯、香料、铜器、布匹、手机、玩具、文具。人少了，但还在。一个卖地毯的商人坐在门口，手里拿着手机，在打电话。一个卖香料的老人正在用石臼捣碎豆蔻，声音在巷子里回荡。

礼萨的父亲带我们走到一家茶馆。茶馆不大，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台老旧的电视机，正在播新闻。画面是德黑兰的某个地方，一栋冒烟的建筑，消防车在旁边，人在跑。声音关掉了，只有画面在无声地播放。

茶馆老板是个老人，看到礼萨的父亲，站起来，握了握手。他们用波斯语聊了几句，礼萨的父亲指了指我，指了指莎拉。老板看了看我们，点了点头，端来三杯茶。

“他在说什么？”莎拉小声问。

“他说你是我的妻子。克尔曼人。”

“你又没说我是美国人？”

“没说。”

“他信了？”

“他信了。因为礼萨的父亲说的。”

我们喝了茶。茶很烫，很甜。礼萨的父亲和茶馆老板在聊天，我听不懂，但能感觉到他们在聊战争，在聊物价，在聊谁家的儿子去了前线。他们的语气很平静，像在聊天气。

从巴扎出来，我们走回礼萨的家。路上，莎拉突然停下来。

“林远。”

“什么？”

“你朋友的父亲，他知道我是美国人吗？”

“知道。昨晚他问你了。你回答了。”

“他不恨我？”

“他说，‘美国人不是政府。美国人是人。’这是礼萨说的。他信他儿子的话。”

莎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继续走。

晚上，礼萨的母亲做了一锅羊肉抓饭。羊肉炖得很烂，米饭吸收了肉汁和藏红花的香气，每一粒都金黄油亮。她给我盛了一大碗，给莎拉盛了一大碗，给礼萨的父亲也盛了一大碗。然后她给自己盛了一小碗，坐在旁边，慢慢地吃。

“好吃，”莎拉说。

礼萨的母亲听不懂，但她看懂了莎拉的表情。她笑了。

吃完饭，我们坐在院子里喝茶。月亮升起来了，圆的，亮的，照在石榴树上，把树叶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幅水墨画。金鱼在水池里游，偶尔跃出水面，溅起一朵水花。

“林远，”礼萨的父亲说，“明天走？”

“明天走。”

“早走。趁凉快。”

“好。”

“到了恰巴哈尔，找一个人。”

“谁？”

“他叫穆罕默德。他是我的表弟。在恰巴哈尔开修车铺。他会帮你修车。也许还能帮你找船。”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我。上面写着波斯文，我看不懂。

“给他看这个。他知道了。”

我把纸条塞进钱包里。

“谢谢你。”

“不用谢。你是朋友。”

他站起来，走进屋里。礼萨的母亲也站起来，跟在他后面。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是一扇门关上的声音。

院子里只剩下我和莎拉。

“林远。”

“什么？”

“明天，往南。恰巴哈尔。”

“往南。阿曼湾。也许能找到船。”

“坐船去哪里？”

“迪拜。或者巴基斯坦。到了那里，就能坐飞机回国。”

“你回国。我回美国。”

她看着月亮。月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五官照得很清楚——高颧骨，深眼窝，鼻梁很直。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在月光中像两颗黑色的玻璃珠。

“莎拉。”

“什么？”

“到了恰巴哈尔，找到了船，你先走。”

“为什么？”

“因为你是美国人。在伊朗，你比我危险。”

“你也是外国人。”

“但我是中国人。中国人是朋友。”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站起来，走回屋里。

我坐在院子里，看着月亮。金鱼不游了，风不吹了，整个世界好像静止了。

我掏出日记本，写道：

“第1136天。扎黑丹，礼萨的家。

礼萨去当兵了。他走之前，给我留了两桶油。他说，我会回来。

他父亲说，朋友不需要感谢。

明天往南。恰巴哈尔。阿曼湾。也许能找到船。

莎拉说，你回国。我回美国。

两个方向。一条路。

路到了尽头，就要分开。

但路还没到尽头。”

合上日记本，我关了头灯。月光还在，金鱼还在，石榴树的影子还在墙上。

我站起来，走回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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