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南行的路

清晨五点半，天还没亮。礼萨的母亲已经在厨房里了。锅碗瓢盆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在安静的早晨里格外清晰。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东边的天际——深蓝色的，没有一丝光，只有几颗星星还亮着，很低，像是挂在石榴树的枝头。

莎拉从屋里走出来，头发梳过了，换了一件干净的T恤，深灰色的，领口有些松。她把背包放在石桌上，拉开拉链，又检查了一遍——相机、镜头、U盘、护照、钱包。动作很熟练，每天早上都一样。

“U盘还在？”我问。

“在。”她拍了拍背包的夹层，“在这里。”

礼萨的母亲端着两个托盘出来了。一个托盘上是馕、奶酪、蜂蜜、水煮蛋，另一个托盘上是两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路上吃的——馕、椰枣、几块炸鸡。炸鸡是昨天夜里炸的，冷的，但很香。她把塑料袋挂在摩托车的车把上，用绳子固定好，动作很仔细，像是在给远行的孩子准备干粮。

“吃，”她说，指了指石桌上的早餐。

我们吃了。馕是热的，刚买的，芝麻在晨光中闪着光。蜂蜜是琥珀色的，从勺子上慢慢流下来，像液态的琥珀。莎拉把蛋白吃了，蛋黄放在我的盘子里。

“你又不吃蛋黄，”我说。

“你吃。”

我吃了。礼萨的母亲看着我们，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看到年轻人在一起”时特有的表情——说不清是欣慰还是羡慕。

礼萨的父亲从屋里走出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袍子，手里拄着那根木棍。他走到石榴树下，站在那里，看着树上的石榴。青色的，还没熟，但比昨天大了一些。

“林远，”他说。

“在。”

“到了恰巴哈尔，找到穆罕默德。告诉他，礼萨的父亲还活着。树还在。金鱼还在。”

“我会的。”

“你们走吧。趁凉快。”

我发动了摩托车，引擎声在院子里回荡。金鱼被惊动了，在水池里快速游了几圈，然后躲到睡莲叶子下面去了。礼萨的母亲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擦碗的抹布，看着我们。礼萨的父亲还站在石榴树下，木棍拄在身前，两只手叠在棍头上。

莎拉坐上来，双手环住我的腰。这一次，她没有犹豫。

“走吧，”她说。

我拧动油门，摩托车驶出了院子。巷子很窄，两侧的墙很高，车灯的光照在土墙上，把墙面的纹理照得很清楚——粗糙的，有裂纹的，像老人的脸。

从后视镜里看，礼萨的母亲还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抹布。礼萨的父亲从石榴树下走出来，站在她旁边。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被巷子的拐角挡住了。

从扎黑丹向南的路，是直的。

不是比喻，是真的直。公路像一把尺子，从北边的地平线画到南边的地平线，没有任何弯曲。两侧是荒漠，灰黄色的，一望无际，偶尔有一丛骆驼刺，偶尔有一块被风蚀的岩石。太阳从东边升起来，金色的阳光洒在荒漠上，把沙粒照得像碎金。

“林远，”莎拉在我身后说。

“什么？”

“你昨晚睡得好吗？”

“好。你呢？”

“好。梦到我家了。”

“你家什么样？”

“一栋白色的房子。门口有一棵橡树。树下面有一个秋千，是我小时候我爸爸做的。木板已经旧了，绳子也换了，但秋千还在。”

“你梦到什么了？”

“梦到我在荡秋千。我爸爸在后面推我。他说，‘高一点，再高一点。’”

“你荡高了？”

“高了。高到能看到邻居家的院子。邻居家也有一棵橡树，比我们家的高。”

她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我醒了。”

“没荡够？”

“没荡够。”

公路向东偏了一点。太阳从左侧照过来，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公路右侧，像两个骑在一辆车上的巨人。莎拉的头靠在我肩上，她的头发被风吹起来，打在我的头盔上，啪啪地响。

上午十点，我们到了一个村子。村子很小，十几户人家，土坯房，低矮的围墙。村口有一棵大槐树，树冠很大，遮住了一片空地。空地上有一口水井，井边有几个塑料桶。一个老人在树下坐着，手里拿着一根拐杖。

我停下车，摘了头盔。

“Salam,”我说。

老人抬头看我，没有说话。他看了看我的摩托车，看了看莎拉，然后低下头，继续看地面。

“水，”我用手指了指水壶，“可以吗？”

他没有回答。但他用拐杖指了指水井。

我从水井里打了一壶水。水很凉，喝起来有一点点甜味。井水的温度比空气低得多，壶壁上凝了一层水珠。莎拉也喝了几口，把水壶还给我。

“谢谢，”我用波斯语说。

老人还是没有回答。

我们继续骑。从村子的另一头出来，公路继续向南。两侧的荒漠开始变化——沙地变成了砾石，砾石变成了硬土，硬土上开始长草。不是骆驼刺那种枯黄的草，是绿色的草，不高，但很密，铺在地上像一层薄薄的地毯。

“林远，快到恰巴哈尔了吗？”

“早着呢。才走了一小半。”

“还要多久？”

“两天。也许三天。看路况。”

“路上有加油站吗？”

“有。但不知道开没开。”

“没开怎么办？”

“用礼萨留下的油。”

“够吗？”

“够到下一个加油站。”

中午十二点，我们在路边停下来休息。不是累了，是饿了。我从车把上取下塑料袋，拿出馕和炸鸡。炸鸡是凉的，但很香，外皮还是脆的。莎拉吃了一个鸡腿，我吃了两个。

“林远，你骑了三年，你最想家是什么时候？”

“第一年。在哈萨克斯坦。那天是我的生日。我一个人，在路边吃方便面。方便面是国产的，康师傅红烧牛肉味。吃到一半，突然想哭了。”

“哭了吗？”

“没有。面太辣，辣的，哭不出来。”

她笑了。“你骗人。”

“没骗你。那包面真的很辣。”

“你后来过生日还吃方便面吗？”

“吃。每年都吃。康师傅红烧牛肉味。”

“今年的呢？”

“今年的还没到。在路上。也许在恰巴哈尔，也许在巴基斯坦。”

“我陪你吃。”

“你吃方便面吗？”

“吃。但我要加鸡蛋。”

“加两个。”

“加三个。”

我们吃完了炸鸡和馕，把骨头和塑料袋收好，塞进箱子里——不留下任何垃圾，这是骑行者的规矩。莎拉靠在摩托车上，看着天空。天空很蓝，没有云，太阳白得刺眼。

“林远，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骑车出来。”

“不后悔。”

“后悔遇到战争吗？”

“战争不是我能选的。但路是我选的。”

“如果知道有战争，你还来吗？”

我想了想。

“来。但会带更多的药。”

她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走吧。”

我发动引擎，继续骑。

下午四点，太阳开始西斜。光线从西边斜射过来，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公路两侧的荒漠渐渐变成了丘陵，丘陵上长着灌木，灰绿色的，不高，但很密。远处的山是灰褐色的，山顶上有一层薄薄的雾。

“林远，前面有房子。”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公路右侧，大约五百米外，有几栋低矮的建筑。不是村庄，是哨所。灰色的，平顶，窗户很小，门口停着两辆皮卡。皮卡上坐着人，手里拿着枪。

检查站。

我的心跳加速了。但呼吸还算平稳。

“莎拉，低下头。不要说话。”

她低下头，把脸埋在我的背上。她的双手抱得很紧，手指在发抖。

我减速，慢慢靠近。一个穿军装的人从皮卡旁边走出来，走到路中间，举起手。他大约三十岁，留着胡子，戴着墨镜。他手里拿着一把AK-47，枪口朝下。

“停。”

我停了。熄了火，摘了头盔。

“从哪里来？”

“北边。扎黑丹。”

“去哪里？”

“南边。恰巴哈尔。”

“她是谁？”

“我妻子。”

“她是哪里人？”

“伊朗人。克尔曼的。”

他走到摩托车旁边，看了看莎拉。莎拉没有抬头，脸还埋在我背上。他看了几秒，然后走回路中间。

“走吧。”

“谢谢。”

我发动引擎，慢慢骑过检查站。从后视镜里看，那个穿军装的人还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的背影。他的枪还拿在手里，枪口朝下。

骑出大约一公里，莎拉抬起头。

“你又说我是你妻子。”

“又说谎了。”

“你说谎越来越熟练了。”

“在路上学的。”

“还学了什么？”

“还学了怎么在检查站不发抖。”

“你发抖了吗？”

“没有。但手在抖。”

她握住了我的手。不是抱，是握。她的手很凉，但很稳。

“现在不抖了，”我说。

她松开了手，重新环住我的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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