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夜袭

那天晚上，我在那张窄床上睡着了。不是那种半梦半醒的假寐，是真正的、沉沉的、连梦都没做的睡眠。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她的手握着我的手，也许只是身体终于到了极限——连续几天的骑行、沙尘暴、检查站、谎言、恐惧，像沙子一样一层一层地压在身上，压到某个临界点，身体自己关了机。

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但不是我自然醒的——是被人摇醒的。

“林远。”莎拉的声音，很低，很急，嘴唇几乎贴在我的耳朵上，“有人进来了。”

我的身体在零点几秒内从睡眠切换到警觉。没有困意，没有迷糊，像有人按了一个开关。我睁开眼睛，房间里很暗，月光已经被窗帘挡住了，只有门缝下面透进来一丝微弱的光——不是灯光，是手电筒的光，在门缝外面晃动，一下，一下，又一下。

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至少三个，也许四个。走廊里的脚步声很轻，但地板是木头的，旧的，再怎么轻也会发出吱呀的声音。他们在走廊里移动，一间一间地推门——不是敲，是推，推不开的就停下，推得开的就走进去。

我的心跳加速了，但身体没有动。我躺在莎拉旁边，呼吸放慢，尽量不发出声音。莎拉的手还握着我的手，她的手指很凉，在微微发抖。

“别出声，”我用气声说。

她点了点头。黑暗中看不到她的表情，但能看到她眼睛的轮廓，睁得很大。

脚步声停在了我们的门口。手电筒的光从门缝下面照进来，在水泥地上画了一条细细的扇形光带。门把手动了一下——没有锁，旅馆房间的门没有锁，只有一个小小的铁插销。插销没有插上。昨晚进来的时候太累了，忘记了。

门开了。

手电筒的光柱扫过房间，照在墙上，照在桌子上，照在床上。我眯着眼睛，看不清光柱后面的人影，只能看到轮廓——至少三个人，都穿着深色的衣服，头上戴着帽子或头巾，脸被遮住了。

“谁？”我用英语说。

没有人回答。手电筒的光柱停在我脸上，刺得我睁不开眼。然后一个人走过来，一把掀开了毯子。莎拉坐了起来，用手挡住眼睛。

“你们是谁？”她用波斯语说。

没有人回答。一只手抓住了莎拉的手臂，把她从床上拽了起来。她挣扎了一下，但没有叫出声。另一个人抓住了我的衣领，把我按在床上。

“不要动，”一个声音说。波斯语，带着浓重的口音，但我听懂了。

“你们要干什么？”我用英语喊。

没有人回答。他们把莎拉拖出了房间。她的脚在地上划动，拖鞋掉了，一只留在床边，一只掉在门口。她的手伸向我，手指张开，像是在抓什么东西。我伸手去抓，但按着我的那个人把我压住了，我够不到她的手。

“莎拉！”

“林远——”

她的声音被门关上了。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然后是一扇铁门关上的声音——旅馆的大门，铁皮的，关上的时候会发出沉闷的响声，像一记重锤砸在胸口。

按着我的那个人松开了手。他站在床边，手电筒的光照在我的脸上。

“你是中国人，”他用英语说。不是疑问，是陈述。

“我是中国人。”

“她不是。她是美国人。”

“她是我朋友。你们要带她去哪里？”

他没有回答。他转身走出了房间。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然后是大门再次关上的声音。

引擎声。不是一辆，是两辆。皮卡的引擎，柴油的，声音很粗，在寂静的夜里像两只在吼叫的野兽。轮胎碾过碎石，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然后消失了。

世界安静了。

我坐在床上，手电筒的光还在眼睛里残留着白色的光斑。床边有一只莎拉的拖鞋，灰色的人字拖，带子是塑料的。我捡起来，握在手里，塑料带子上还有她的体温——也许有，也许只是我的错觉。

我穿上鞋，冲出房间。走廊很暗，应急灯没亮，我摸着墙跑。大厅里没有人，前台空了，柜台上的茶壶还在，杯子还在，茶已经凉了。大门开着，铁门被撞了一下，门框歪了，关不严。风吹进来，带着夜晚的凉意和沙尘的味道。

门外，什么都没有。街道空荡荡的，路灯不亮了，只有月亮挂在西边的天上，快要落山了，光线很暗，像一只快要闭上的眼睛。地上有轮胎的痕迹，两道，往南边去了。碎石被碾过，留下两条白色的印记，在月光中像两条蛇，消失在黑暗里。

我站在门口，握着那只拖鞋，脑子在飞速地转——不是在想，是在喊。各种念头在脑子里冲撞：追上去，但往哪个方向？南边，轮胎痕迹往南边。用什么追？摩托车，摩托车还在。他们有多少人？至少四个。他们有枪吗？一定有。我能做什么？不知道。但不能不追。

我跑回房间，穿上靴子，把莎拉的拖鞋塞进箱子里。护照、钱包、卫星电话、日记本、水、馕，一样一样塞进去。没时间整理，没时间打包，把所有东西塞进箱子，绑上摩托车。礼萨留下的油桶还在，半满的那个已经用了大半，满的那个还没动。

我发动引擎，引擎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很响，像一只在怒吼的野兽。巷子里有狗开始叫，一声接一声，像是在报警。我拧动油门，摩托车冲出了巷子。

往南。

轮胎痕迹在月光中很清晰。两辆车，并排行驶，轮胎在沙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车辙。我沿着车辙追，车速加到八十，车灯在黑暗中切出一条光柱，照亮前方的路面。风从耳边过，声音很大，但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更大。

骑了大约二十分钟，车辙在一个岔路口分开了。一道往东南，一道往西南。我停下车，蹲下来看车辙。东南的那道更深，更宽，像是重车压过的。西南的那道浅一些，像是空车。

我选择了东南。

又骑了大约半个小时，前方出现了灯光。不是小镇的灯光——是车灯，两辆车停在路边，车头朝南，车灯还亮着，照在前方的路上。引擎没关，排气管冒着白烟，在车灯的光柱中像一团团白色的雾。

我减速，熄了车灯，在黑暗中慢慢靠近。距离大约两百米的时候，我下了车，把摩托车推到路边的灌木丛后面。从箱子里拿出卫星电话，揣进口袋。然后弯着腰，沿着路边的沟渠，慢慢靠近那两辆车。

皮卡。一辆白色的，一辆灰色的。车斗里坐着人，至少三个，在抽烟，烟头的火光在黑暗中一明一暗。他们在说话，波斯语，声音不大，但能听到。我听不懂，但我听到了一个词——“Amrikaee”。美国人。

莎拉在这两辆车中的一辆里。

我趴在沟渠里，脑子在转。冲过去？不现实。他们有枪，至少三把。报警？这里是荒漠，没有警察。打电话给大使馆？大使馆在德黑兰，一千公里外，他们来了，莎拉早就不在了。

需要想别的办法。

我从口袋里掏出卫星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不是大使馆，是礼萨的父亲。他留给我的号码，说“到了恰巴哈尔，打这个电话，穆罕默德会帮你”。恰巴哈尔还很远，但现在不是恰巴哈尔，现在是生死关头。

电话响了很多声，我以为不会有人接了。然后接通了。

“Kim？”一个男人的声音，波斯语，沙哑的，像是刚被吵醒。

“穆罕默德？”我用英语说。

“Who is this?”

“林远。礼萨的朋友。我在扎黑丹南边，一个小镇附近。莎拉被绑架了。一辆白车，一辆灰车，往东南方向去了。我需要帮助。”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了一个词：“Where?”

“东南方向。从扎黑丹往南大约一百公里。有一个岔路口，往东南走。你们能来吗？”

“Stay where you are. Don’t move.”

电话挂了。

我趴在沟渠里，等着。风从荒漠上吹过来，带着沙尘和干燥的土味。我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怕。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怕来不及。

那两辆车的车灯还亮着，引擎还在响，排气管还在冒白烟。他们在等人，也许在等命令，也许在等接应的人。莎拉在车里，不知道在哪一辆里，不知道她有没有受伤，不知道她有没有哭。

我想起她说的那句话：“好人不是爱。但好人可以变成爱。”

我还没告诉她，她已经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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