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卫星电话

第三天早晨，莎拉的烧到了四十度。不是额头烫，是整个人都在燃烧。她的手、她的脸、她的脖子——每一寸皮肤都像刚从开水里捞出来的。嘴唇上的干裂口子裂得更深了，血渗出来，结了一层又一层的黑痂。她已经不怎么说话了。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来。喉咙里像塞了棉花，每吐一个字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我用湿毛巾敷在她额头上，毛巾很快就变热了。拧干，再敷。水是凉的，从水井打上来的，带着一股泥土的腥味。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已经没有力气握回来了。

“莎拉。”

她睁开眼睛。瞳孔是散的，焦点不在我脸上，在我身后某个地方。

“林远。”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我在。”

“别叫大使馆了。没用的。”

“有用。等他们来。”

“他们来不了。这里太远。”

“能来。他们有车。有飞机。有药。”

她闭上了眼睛。呼吸又重又急，像有人在她的胸口上压了一块石头。

我坐了很久。屋里很暗，木板封住的窗户只透进来几丝光，照在莎拉的脸上，把她的脸照得像一张白纸。灶台上的锅巴早就吃完了，馕也吃完了，只剩下几颗椰枣和半瓶水。椰枣很甜，但莎拉已经咽不下了。昨天她还能喝几口水，今天连水都喝得很少，喝一口咳一阵，咳出来的痰里带着血丝。

我看着她的脸。看着她的眼皮在微微跳动，像在做梦。梦什么呢？也许是梦到秋千，梦到她爸爸在后面推她，梦到橡树下的午后的风。

我站起来，从背包的最底层翻出了那部卫星电话。

黑色的，很厚，有一根短粗的天线。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张先生留给我的，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打这个号码”。我一直没用，不是忘了，是不想用。因为用了，就意味着承认自己不行了。但现在不是“自己不行了”，是莎拉不行了。

我拨了那个号码。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你好，中国驻伊朗大使馆领事保护。”

“你好，我叫林远。护照号E12345678。你们之前联系过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

“林先生，你在哪里？”

“恰巴哈尔以北。一个村子。我不知道名字。我的朋友病了。高烧。需要医生。”

“你的朋友？是那个美国女人吗？”

“是。”

沉默。

“林先生，你知道我们无法为美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

“我知道。但她快死了。你们来救人。不是救美国公民。是救人。”

又是一阵沉默。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低声说话，也许是在商量，也许是在请示。

“林先生，你把位置发给我们。我们尽量安排。但你要明白，我们不一定能到。”

“好。”

电话挂了。我发了一条短信，把经纬度发了过去。经纬度是穆罕默德纸条上的那个——瓜特湾附近，渔村的大概位置。

然后我坐在床边，等着。

莎拉睁开眼睛。

“林远。”

“在。”

“你打了？”

“打了。”

“他们来吗？”

“来。”

“你骗人。”

“没骗人。这次真来。”

她看了我很久。瞳孔还是散的，但她似乎在努力把焦点对准我。

“林远。”

“什么？”

“如果他们来了，只带你走。你就走。”

“不走。”

“走。”

“不走。”

“你走。你回去。你妈妈在等你。”

“你妈妈也在等你。”

“我妈妈等我。但我不一定能回去。你能回去。”

“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

她闭上了眼睛。不是生气的闭，是那种“我知道说不过你所以不说了”的闭。

下午，电话响了。

“林先生，我们到了恰巴哈尔。你在哪里？”

“我说了，恰巴哈尔以北的一个村子。”

“具体位置。我们找不到你说的那个村子。”

我拿着卫星电话，走出屋子。阳光很烈，晒得我眯起了眼睛。我站在村口的大榕树下，看着四周。山，海，棕榈树，土坯房，一条土路通向南方。

“你们在恰巴哈尔的哪里？”

“港口附近。”

“往北开。沿着海岸线。看到一个海湾，叫瓜特湾，就停下来。到了瓜特湾，往内陆走。有一条土路。沿着土路走，会看到一个村子。”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有人在商量。然后那个声音又响了。

“林先生，我们找到了一个医生。巴基斯坦人，在恰巴哈尔工作。他愿意去。但他不是我们的人。他只是帮忙。”

“他带药了吗？”

“带了。退烧药，抗生素，输液的东西。”

“来了再说。”

电话挂了。

我站在榕树下，看着南边的天空。天空很蓝，没有云。远处有海鸥在飞，在海上盘旋。

下午四点，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出现在土路上。

不是皮卡，是越野车，丰田的，车身全是灰，挡风玻璃上有一道裂纹。车停在大榕树下。车门开了，下来两个人。一个是中国人，穿着深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另一个是巴基斯坦人，留着大胡子，背着一个医药箱。

中国人走过来，看了我一眼。

“林远？”

“是。”

“我姓周。使馆的。张先生让我来的。”

他看了看我肩上的AK-47，没有说什么。

“病人呢？”

“在屋里。”

周先生和巴基斯坦医生跟着我走进屋子。屋里很暗，周先生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照在莎拉脸上。莎拉用手挡住光。

“关了，”我说。

他关了。巴基斯坦医生蹲在床边，摸了摸莎拉的额头，翻开她的眼皮看了看，又听了听她的呼吸。他打开医药箱，拿出温度计。莎拉夹了几分钟，医生看了看度数，皱了皱眉。

“四十度二，”他用英语说，发音很重，“脱水。肺部有感染。”

他从医药箱里拿出输液器、抗生素、退烧药。他动作很快，找到了莎拉的血管，扎针，胶带固定，挂上吊瓶。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流，透明的，在昏暗的光线中像一串珍珠。

“输完这两瓶，烧会退。但肺部的感染，需要时间。抗生素一天两次，连续五天。”他把药递给周先生，周先生递给我。

“多少钱？”我问。

巴基斯坦医生摆了摆手。“不要钱。”

他站起来，收拾好医药箱，走出了屋子。

周先生站在门口，看着医生上了车。越野车开走了，土路上扬起一片尘土。

周先生转过身，看着我和莎拉。

“林远，你的朋友暂时没事了。但你跟她都很危险。我们希望你撤离。”

“撤到哪里？”

“德黑兰。然后从阿塞拜疆回国。”

“她呢？”

“她不能跟我们一起走。”

“那我不走。”

“林远，你是中国公民。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但她不是。我们不能带她。”

“我知道。但我不走。”

周先生看着我，沉默了很久。

“你这个脾气，跟张先生说的一个样。”

“他说我什么？”

“他说，‘林远这个人，轴。你劝不了。’”

“他是对的。”

周先生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递给我。里面是几盒药、几袋饼干、几瓶水、两件干净的T恤、一包口罩。

“这些给你。药品是那个巴基斯坦医生留下的。食物不多，你们省着吃。”

“谢谢。”

“还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巴基斯坦一个中资公司的联系人。在瓜达尔。如果你到了那边，遇到麻烦，打这个电话。他们会帮你。”

“谢谢。”

“不用谢。你自己选的。”

他转身要走。

“周先生。”

他停下来，回头看我。

“帮我带句话。”

“什么话？”

“给我妈。告诉她，我还活着。我快回去了。”

“带什么话？”

“就说，‘妈，我回来了。不是一个人。’”

他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知道了。”

他上了车。越野车发动了，调头，沿着土路往南开去。尘土在车后扬起，像一条黄色的尾巴，慢慢散开。

我站在大榕树下，看着那辆车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了。

回到屋里。莎拉的吊瓶还在滴，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流，透明的，在昏暗的光线中像一串珍珠。她的脸还是白的，但额头上的温度降了一些。

“林远。”

“在。”

“你刚才跟他说的什么？”

“跟谁？”

“中国使馆的那个人。”

“让他带话给我妈。”

“带的什么？”

“我说，‘妈，我回来了。不是一个人。’”

她看着我。瞳孔还是有点散，但焦点在我脸上。

“不是一个人。还有谁？”

“还有你。”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她的手从毯子里伸出来，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不是烫的，是温的。

“林远。”

“什么？”

“到了中国，你妈会喜欢我吗？”

“会。”

“她不会说英语。我不会说中文。”

“她会数数。一二三四五。你也会。”

“一二三四五，”她用中文说。发音不准，像嘴里含着石头。

“够了。够买菜了。”

她笑了。不是那种嘴角微微上扬的笑，是真正的笑，嘴角翘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吊瓶滴完了。我拔掉针头，用棉球按住针眼，胶带缠了一圈。莎拉又睡了。这次呼吸平稳了很多，不是拉风箱那种，是潮水那种——轻轻的，缓缓的。

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月光。月亮还不太圆，但很亮。星星也出来了，一颗一颗，像碎钻石撒在黑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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