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营地里的电视声

卡拉奇的早晨来得比伊朗早。不是时间上早，是光线上早。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没有山挡着，直接从地平线跳出来，橙红色的，像一块刚出炉的馕。光线穿过窗帘的缝隙，在白色的床单上画了一道金色的线。

我醒了。莎拉还在睡。她侧躺着，脸朝着窗户，睫毛在晨光中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她的呼吸很稳，不像前几天那样急促、凌乱。病好了，身体在恢复。

我没有叫她。

我起床，走到窗边，拉开了一点窗帘。窗外是营地院子，棕榈树，三角梅，一辆白色的SUV停在楼下。院墙上有铁丝网，墙角有监控摄像头。门口站着两个保安，穿着制服，手里没有枪——巴基斯坦的私人保安通常不配枪，但有对讲机和警棍。远处，卡拉奇的天际线在晨光中浮现，高高低低的楼房，有些还在建，塔吊的剪影像一个个巨大的十字架。

我站了一会儿，然后去洗了澡。热水冲在身上，把几天来的沙子和汗水一起冲掉。膝盖上的痂被水泡软了，我用手指轻轻揭掉，下面是一层粉红色的新皮。不疼。

出来的时候，莎拉已经醒了。她坐在床上，抱着膝盖，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还眯着。

“早。”

“早。”

“你洗澡了？”

“嗯。”

“水热吗？”

“热。”

“我也洗。”

她下了床，从背包里拿出干净的衣服，走进卫生间。水声哗哗的，在安静的房间里很响。

我坐在床上，打开卫星电话。信号有两格，比在渔村强多了。我拨了母亲的号码。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

“妈。”

“远儿？”她的声音很清，不像在睡觉，“你在哪儿？”

“卡拉奇。巴基斯坦。”

“不是伊朗了？”

“不是了。从伊朗过来了。坐船。”

“船？你坐船？”

“渔船。安全的。别担心。”

“那个姑娘呢？”

“在旁边。她在洗澡。”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她叫什么名字？”

“莎拉。”

“莎拉。美国姑娘？”

“嗯。”

“病好了吗？”

“好了。”

“你让她好好吃饭。外国人吃不惯我们的饭，但也要吃。”

“妈。她还没来中国呢。”

“快了。你不是要带她回来吗？”

“快了。”

“回来再说吧。你注意安全。巴基斯坦也不太平。”

“知道了。”

挂了电话。屏幕上显示通话时长三分十二秒。我把卫星电话放在床头柜上。

莎拉从卫生间出来，头发湿漉漉的，披在肩上。她穿着一件干净的T恤和一条深色的运动裤。

“你打电话了？”

“嗯。给我妈。”

“她说什么？”

“她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莎拉。她说让她好好吃饭。”

“我没吃饭。”

“等会儿就吃了。”

王先生八点来敲门。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包子、豆浆、茶叶蛋。

“食堂做的。中餐。你们吃得惯吗？”

莎拉看了看包子，拿起来，咬了一口。

“好吃。”

“猪肉的。你能吃吗？”

“能吃。我不忌口。”

“那就好。”

王先生坐在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

“机票的事，我问了。卡拉奇飞北京，有航班。巴基斯坦国际航空，明天下午。两张票，经济舱。”

“多少钱？”

“公司出。不要你们出。”

“王先生，我们——”

“林远，你是中国人。在国外遇到困难，中国人帮中国人。不要客气。”

他看着莎拉。

“她的签证呢？”

“美国人去中国，要签证。她有没有？”

“没有。”

“那她不能跟你一起飞。”

莎拉放下包子，看着王先生。

“签证怎么办？”

“在伊斯兰堡办。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你去那里申请。加急的，几天就能下来。”

“几天？”

“也许三天。也许五天。看情况。”

莎拉看了看我。

“你先回去。我办好了签证，飞北京找你。”

“我等。”

“不等。”

“等。”

王先生看着我们，嘴角动了一下。

“你们两个，商量好了告诉我。我去订票。”

他走了。门关上了。

莎拉拿起包子，又咬了一口，嚼着，咽了。

“林远，你先回去。你妈妈在等你。”

“我妈说了，让你好好吃饭。她没说让你一个人来。”

“她也没说让你等我。”

“她没说。但我知道她的意思。”

“什么意思？”

“她让我带你回来。”

莎拉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包子。包子还剩一半，肉馅露出来了，油亮亮的。

“林远，你妈妈没见过我。她怎么知道我是好的？”

“她不知道。但她信我。”

“信你什么？”

“信我不会看错人。”

她没有说话。她把剩下的包子吃了，把豆浆也喝了。

上午，我们在营地里转了转。营地不大，两栋楼，一个院子，一个食堂，一个活动室。活动室里有电视、乒乓球桌、几排书架。书架上摆着中文书——小说、杂志、工程技术手册。电视开着，音量很小，在播新闻。

画面是德黑兰。一栋冒烟的建筑，不是军用设施，是居民楼。消防车在旁边，人在跑，有人在哭。字幕是英文的：“伊朗首都德黑兰连续第三天遭空袭，平民伤亡人数上升。”

莎拉站在电视前面，看着那些画面。

“这是哪里？”

“德黑兰。北边。我住过的那个青旅，在那附近。”

“青旅还在吗？”

“不知道。新闻没拍那条街。”

画面切换了。大马士革。一栋被炸毁的建筑，废墟，碎石，人。然后是加沙。然后是贝鲁特。然后是巴格达。每个画面都很短，几秒钟，切换一次。战争在多个地方同时发生。

画面又切了。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开会，争吵。美国代表发言，以色列代表发言，伊朗代表发言。字幕飞快地滚，莎拉盯着那些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林远，他们在吵什么？”

“停火。人道主义通道。核问题。交换俘虏。”

“吵得赢吗？”

“吵不赢。但吵了，总比不吵好。”

“为什么？”

“因为还在吵。还有人在听。”

画面切换到巴基斯坦。不是战争，是难民。一大群人，从边境的方向走来，拖家带口，背着包袱，推着板车，牵着驴。妇女，老人，孩子。没有年轻男人——年轻男人在前线，或者在医院，或者在坟墓里。

“这是哪里？”我问。

“俾路支省。伊朗边境。”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王先生。他手里拿着两杯咖啡，递给我们。

“从伊朗逃过来的。战争开始以后，每天都有。几百人，几千人。巴基斯坦政府开了难民营。但不够。食物不够，水不够，药品不够。”

“他们能待多久？”

“不知道。战争结束了，也许能回去。也许回不去。家没了。人被炸死了。回去也没地方住了。”

莎拉端着咖啡，没有喝。她看着电视屏幕上的难民，看着那些孩子。一个女孩，大约七八岁，扎着两个辫子，穿着一件粉色的衣服，衣服上有污渍，脸是脏的。她看着镜头，眼睛很大，很深，像两个黑洞。

“林远，你说那个女孩的眼睛里有什么？”

“不知道。”

“有恐惧。有饥饿。有死亡。”

“还有活着。”

“活着就够了？”

“活着，才有别的。”

下午，王先生带我们去了附近的一个市场。不是旅游市场，是当地人买菜的地方。路很窄，人很多，吆喝声、喇叭声、驴叫声混在一起。空气里有香料的味道、烤肉的味道、汗水的味道。卖馕的摊子前排着队，馕坑里冒出的烟是白色的，在阳光下像一团团棉花。

王先生买了一些水果和干果，装在塑料袋里，递给我。

“路上吃。明天你们走，我不一定能送。”

“谢谢。”

“不用谢。”

他看了一眼莎拉，又看着我。

“机票的事，定了吗？两张还一张？”

两张或一张，只能选一个。这是我跟莎拉之间，挑明来讲却始终没谈完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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