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之中的“分界线”（2）

一九九一的初冬，我分到坦克部队工作，已一年多时间。部队驻扎在省道南侧的山岗上，山岗的对面有一个湖。早上出操时，嘴里呼出的气，一缕缕的向外散开来，湖面上的水汽，像从浴缸里沐浴出来的女人，披上薄薄的纱巾，时隐时现的。上午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说家里有事，速归！打了请假报告，领导善解人意，很快就批准了。我对牛股长说：“我走后，部队资金保障这一块不能受影响。我和你办个交接手续吧！”“唉呀，你回家就半个月，办啥交接嘛，我代理几天，不就完了。我们是兄弟，谁跟谁啊！干嘛搞得那么复杂？”我想坚持，可又抹不开脸面，平时牛股长和我称兄道弟，对我也挺关心的。我知道，财务这一块，就应该丁是丁，卯是卯的，马虎不得。但我执意要办交接手续的话，老牛可能不高兴，让他往不相信方面想，那就麻烦了。回到家，妻子告诉我：车间违反国家规定，我产假没结束，就催促我去上班，说不去的话，就要扣工资。我做了两手准备，一是通过书面的形式，来向厂领导反映，请求纠正其错误做法。二是直接去找厂领导，当面汇报问题，要求兑现国家政策。第二天，下午，我径直来到厂里，去敲党委书记吴书记办公室的门，门开了，秘书告诉我：吴书记在会议室开会。有事的话，最好明天上午来找她。我说：不！我就在这里等她！半小时左右，留着齐耳短发，穿着黑色长裙的吴书记拿着文件夹，回到了办公室。我起身向她打招呼。吴书记很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她叫我坐下，并让秘书泡了一杯茶，我首先作了自我介绍，说目前在坦克部队服役。接着就重点谈了问题，我向她汇报道：我家属在您厂的一个车间工作，产假没休完，就催促着我家属上班，车间负责人说，如果不上班，就要扣工资。吴书记一边听我的汇报，一边认真地记录，其间她询问了我家属的姓名及所在的车间名称。在听我汇报完后，她当即表态：“国家有政策，我们一定要执行，你放心回部队保卫祖国吧，这个事我亲自来调查处理。”，说完将我送出办公室。我还不放心，怕书记忙，一时解决不到这上面来，又去找厂里人武部的陈部长，身材魁梧的陈部长，热情接待了我，当即表示：我们会维护军人家属正当的权益，让你们安心部队工作。

第三天，陈部长就通知我：你反映的问题解决了。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11月初，我和家属带着孩子，在铜陵横港大轮码头，先乘大轮到武汉，再转火车到孝昌。

说来也怪，我们所乘的火车是从武昌发车，平时从不晚点，唯独那天晚点了三个多小时，等列车到达孝昌时，已是凌晨2点。那时天气转冷，又找不到出租车，无奈之下，我和家属抱着孩子，背着行李步行到部队，当我们行进到离部队还有三、四百米的地方，前方突然涌来一片浓雾，顿时，我们被浓雾包围，什么也看不到。平时很熟悉的路，此时却辨别不了方向。我和妻子只好坐在地上，约有一刻钟左右，这里农舍里有公鸡叫了，浓雾缓缓褪去，我们才向部队营房走去。呼哧呼哧来到了后勤大院，掏出钥匙开门，才知道大门已被人撬开过，推开门，打开电灯，屋子里面一片狼藉，桌子的抽屉被撬开，木箱的锁也被砸开，“糟了，家里被偷盗了！”，我想立即去报案。可妻子说：这个时候了，你报案，谁来呢！干脆明天去吧！因为路途太疲劳，我们洗漱后，就上床休息了。

次日，我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牛股长一到，我立马向他作了汇报，“你家里，丢了啥没有？”“没有！但都翻了一遍！我们还是对保险柜检查一下吧！”，将所有的支票、印章和其他物品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清点，发现少了一张支票，并对账簿和现金进行核对，发现多了一笔15万元的银行取款。我和牛股长向保卫部门和分管领导进行了汇报，并及时向当地银行通报有关情况，请求协助。当时，我感觉此事关系重大，应该逐级向上汇报。

当时，团里正在进行老兵退伍工作，部队秩序相对较乱，我的第一感觉，这次盗窃事件，应该是内部人员所为。因为我请假探亲，只有少数人知道，外界人并不知情。

我终日惴惴不安，在我探亲期间，竟然发生这么严重而恶劣的事情，而且牛股长还没有丝毫的察觉，可见，他太马虎大意了。平时，他就喜欢打乒乓球，这下好了，我和他都是大祸临头了。

保险柜的钥匙，只有两把，我放在宿舍的那把，没有丢，仍然躺在抽屉里。另一把，我请假时交给了牛股长。保险柜的密码，只有我和牛股长知道。退一万步说，即使钥匙被盗，也不能打开保险柜的。因为别人不知道它的密码，即使用排列组合的方式来破解的话，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况且，财务办公室处在一楼，离门口的哨兵岗位很近。

这个案件挺怪的，迟不发生，早不发生，偏偏发生在我请假探亲期间和老兵退伍的节点上。此时，大部分退伍老兵已回到自己的家乡，无疑给排查和侦破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整夜的失眠，到底是谁呢？胆子这么大，盗窃金额这么巨大！令我不解的是：引发这次盗窃案的竟然是一张已声明作废的支票，难道银行工作人员在办理取款业务时，没有核查吗？另外，从安全角度考虑，银行内部及周边区域一般都装有监视系统和设备，凡是来办理业务的人员都会留下影像资料的。可我和牛股长带着部队开具的介绍信，要求涉案银行提供取款窗口影像资料时，对方竟然回答：无法提供。这简单的四个字，表明银行的态度是有问题的，是不是没装监视系统和设备，还是不愿意提供，怕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我们是部队，而银行是地方金融单位，部队无法对其施加影响和压力。无论我们怎么询问，银行就是回避责任，说：我们对部队的同志是信任的，只要部队的同志持合格有效的支票来取款，我们都会马上办理的。我告诉他们：到你们这里取款的那张支票是作废的啊！难道你们没认真核查吗？对方默然无声。

假如当时的银行能像今天一样迅速调取发案那天的视频，那么犯罪嫌疑人很快就会原形毕露。案件就会很快侦破。可是银行的“无法提供”，大大增加了破案难度。部队那么多人，而且正处于退伍期间，人员流动量这么大，又是这么的复杂，东南西北的都有，真是大海捞针啊！

我多次恳求上级派出侦破力量，加大侦破力度，在挽回部队经济损失的同时，也还我本人一个清白。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团里一直没有动静，每天还是两个人走访调查。也许是领导想捂住盖子，不想让上面知道这事，影响他们的声誉与前途吧！

可我呢？我怎么办？我总不能背着这个黑锅吧！团里保卫部门，一直将我列为怀疑重点，理由很简单，说我是借探亲为由，私下转走公款。另为是：我有一个弟弟在武汉做生意，说我是内外勾结，盗走了部队钱款。我真冤枉啊，比他妈的窦娥还要冤。

我从所居住的宿舍，被“请”到部队的招待所，日夜由士兵把守和看护，说是“监视居住”，实际上等于变相的“关押”。我被摘下领章、帽徽和军衔，失去了宝贵的自由。那年的冬天，雪下的特别的大，天气也比较冷，而我则睡在地铺上，浑身冻得直打颤，更让我心寒的是：侦查了2个多月，一点线索都没有。犯罪分子仍然逍遥法外。我心里压着的巨石，始终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我积压在心中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我与侦查小组的人员发生了激烈争执，“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虽然辛苦，但一无所获。你们对我监视居住的期限已满，应该放我出去。我家属和孩子还在部队，你们这样对我，不公正，也不公平。”“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事，是组织上的安排，你有意见可向师领导反映！”“好！我马上给师领导打电话！”，我一把抢过办公室里的红色电话，直接打到了师长那里，“师长，我是某某某，我请求上级派人来调查和侦破案件，还我一个清白！”“你反映的问题，我们要研究才能决定！你放心！”师长稍作思考后，便给了答复。

在我的据理力争之下，团里的侦查小组终于同意放我回家与家属过春节。其实，他们的心思我明白，放我回去表面上是对我的“关心”，实则暗中监视我的一举一动，看我会不会转移钱款。俗话说，没做愧心事，不怕鬼敲门。我回到宿舍后，家里冷清如洗，眼看明天就是除夕，可家里一点菜都没有，幸好那天后勤大院的鱼塘放水取鱼。等大鱼捞上来后，我却卷起裤脚，下到鱼塘里去抓那些“漏网之鱼”，个把钟头，我便有了四、五斤的渔获。晚上，我家属边流泪，边炒了几个菜。我独自打开一瓶白酒，喝了近三两。我边喝酒，边考虑怎么自救。看来过年后，我还得要住招待所。我得想办法向军区领导反映，希望他们高度重视。吃过年夜饭后，我便铺开了信纸，提笔给军区领导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长信。阅读两遍后，见没什么毛病，就连夜封好。并悄悄叮嘱妻子，明天要甩掉“尾巴”，务必将这封信尽快地寄出去，这事关成败的大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天，外面的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我在家照顾孩子，妻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当地邮局，把信挂号，发出去了。侦查组的人闻此消息后，立马驱车前往，进行拦截，可是邮局已将信发走。他们扑了个空。

春节后，我又被隔离审查，审查地点换到了某连队，看守我的人是特务连的，恰巧特务连的指导员是我的老乡。有天晚上，他来到我的审查地点，支走了看守的战士，然后对我说：假如这事是你干的，你就痛痛快快地承认，作为男人要敢做敢当。如果你没干，那就挺起腰杆，堂堂正正地做人！我相信案件一定会水落石出的。”“老汤，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我真没干！我是蒙冤哪！”“我相信你的话，你别怕！要相信组织，听说你写信到上面去了？昨天军区派来了，正和当地公安部门联手侦破此案！”“信，是我写的！我是想引起上面重视，没有别的意思！”，他临走时给我丢下一条香烟，并有意高声地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知道吧！”“我知道！”。透过毛玻璃窗户，我看见外面白花花的，路上的雪还没融化，北风呼呼地吹着，我看到床上的那条烟，我的眼睛湿润了……

十多天后的傍晚，我上厕所，后面跟着两名特务连的战士。突然，他也进了厕所，小声告诉我：“案件成功告破了！”，他给我使了一个眼色，然后匆匆出去了。回到审查室，我长长叹了口气，心想：这下好了，我的冤情终于要澄清了。

一周后，我听到了消息：这起盗窃案是由一名在机关工作人员所为，他将从银行取回的钱款，偷偷地送回老家藏匿起来，等风头过后，准备用盗窃来款项购买房屋和摩托车。他在事情败露时试图逃跑被抓住的。经审讯，他彻底交待了犯罪事实，并供出了详细的作案过程。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犯罪嫌疑人已被部队保卫机关羁押。

叫我寒心的是：不仅是犯罪嫌疑人害人也害已，更主要的是让我在困境之中，认清了人的本质。那帮原同我关系要好的战友，见我出事后，绕着我走，甚至打我的“黑枪”，说一些子乌虚有的东西，企图抹黑我。有的对我冷若冰霜。如果这些出现在案件未侦破之前，我完全可以理解。但关键是：当犯罪嫌疑人已被羁押，犯罪事实已昭然若揭。谁是谁非已经明了，而这些人却应了那句“墙倒众人推”，怎么不叫我心寒？在他们看来，我已没有利用价值，没必要和我走近了。相比之下，那些平时和我来往不多的战友，此时却对我充满了友爱，他们不仅伸出关爱之手，关心我和我家属的生活，还主动为我维护正义，甚至是两肋插刀，一正一反，像一面镜子，让我看清了某些人的嘴脸，也更加珍视圣洁无私的战友情怀。

不幸，虽然让人痛苦，但也是一座“大学”，让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危难之处见真情，此言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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