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乱世血泪

田守正急忙张开手拦着：“徐大人且慢！我大伯田宗载一家逃往绵竹了，也不知道生死。如果遇见了，能捎个信给我吗？我大父十分惦记。”

“没问题！”

“恭送徐大人！”田县令侧身让路。

“徐大人，王师北定中原日，凯旋归来见亲人！”不知是谁说。

我有点哽咽：“一定！都好好活着，等我们回来。”

出得城，看见又逃来了无数为国受苦的难民。

无论在街上，还是在小巷，甚至是毛厕猪棚里，到处可以看到一群一群襟佩白条的男女老少的流民。他们有的牵着一头牛，有的负着一条被，大概这就是他们田园被夺、家舍被毁后的唯一财产吧！

在304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匈奴、氐族和羯族的铁蹄踏破了川北的大门，无数家庭的命运因此改变。人们拖家带口，翻山越岭，徒步穿越龙泉山脉的险峻大山，只为逃离战火，寻求一丝生的希望。

逃难的人群像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龙，密密麻麻挤在山路上。有人光着脚，有人裹着破布，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身上。饥饿、疲惫、疾病，让每一步都像在和死神赛跑。

每天只能挪动二十里路，脚底磨出血泡，膝盖肿得像馒头，可没人敢停下。

逃难的路上，深山老林里的土匪强盗，像饿狼一样盯着他们。有人被抢光积蓄，只剩一身单衣；有人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卖儿卖女。更绝望的是，连自己人也成了威胁。

溃散的晋军抢走难民的粮食，甚至用刀逼着百姓当苦力。

疾病是逃难路上最无情的杀手。

起初，人们还抬着生病的家人走，但随着高烧蔓延，虚弱的人再也撑不住。为了不拖累全家，许多家庭含泪将病重的亲人安放在荒山野岭，留下一把干粮一壶水，含泪转身离去。

这场大逃难持续数月，无数人倒在了涪蓉路上。活下来的人用“九死一生”来形容这段经历。一位幸存者回忆，走到成都时，回头看看路上全是白骨和破衣裳，分不清谁是谁了。

这段历史是民族的伤疤，更是善良过度、军备荒废、幻想和平的警钟。

匈奴人刘力进攻江油关的当日，田宗载的孙子田文昌一家轻装简行，踏上了逃亡的艰难之路。

12岁的他写到：大人们挑的挑，扛的扛，全家拖儿带女，随着逃亡大军漫无目的地蜿蜒前行。

时而碰到晋朝散兵到处抢劫，百姓们哭哭啼啼，走走停停，走了好几天才到三溪寺。寺庙后有一个巨大石洞，能容上百人。

有谣传说匈奴人快到了，于是，一二十户人家一起搬进了这个山洞，我一家就在其中。表姐头上缠着黑布帕，脸上涂着黑锅灰。

大人们非常紧张，有人讲了一个故事：武都妇人带着婴儿逃难，婴儿的啼哭引来了羯族兵。羯族兵循声追至将妇女蹂躏。这个故事让躲在洞内的人感到特别害怕。

第七天上午，我旁边睡着的一对母子，小孩子还未满周岁，大哭不止。大人们担心哭声会引来匈奴人，催促孩子的母亲止哭。小男孩的母亲立刻将孩子捂住，此时洞外传来狗叫声，由远及近。

男孩的腿狠狠地蹬了一下子，当即窒息而死。孩子的母亲面如死灰，泪水无声落下，滴在渐渐冰冷的尸体之上。

那天匈奴人没有来，循着狗叫声来了第一军的斥候，我们得救了......

“田大伯，田守正您认识吗？”斥候问。

“我亲侄儿，执金吾。”

“他现在是县令了！”

“瓜娃子，叫他跟我一起跑，不听劝哈。县令有啥用？胡人来了，还不是说砍脑壳就砍了噻。”

“哈哈哈，大伯别怕，我们徐军长已经全歼了匈奴和羯族蛮夷，守住了江油关。”

“真的吗？徐军长在哪嗨？”

“大伯，我在这。”我走上前，握住他的手。

“谢谢，在这乱世，有人保护真好。”他老泪纵横。

“诸葛倩，派100名骑兵护送这些老乡回涪县，然后跟萧亮的大军一起向成都进发。”

“是！”

“谢谢，我们真走不动了。”群众感动极了。

“徐将军，我大外甥在成都当兵，我且修书一封，让他莫要跟你作对，可好？”

“那好，谢谢您！”

此时的成都，早已不是蜀汉时的天府之国。西晋的门阀世家卢马户、李又鸟等把蜀地的良田全部圈占，普通百姓要么没地，要么收成微薄。城内的粮仓里堆满了门阀囤积的粮食，米价涨到了每斗黄金半两，路边随处可见饿死的百姓尸体。

从三世纪开始，经由丝绸之路来到成都的外来商人越来越多。载着香料、象牙、珠宝，浩浩荡荡来交换。他们在这里卸下货物，再换上大夏的丝绸、瓷器、茶叶，然后满载而归。

一来二去，很多外国人发现，这地方简直是天堂。气候好，物产丰富，最重要的是能挣大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干脆就不走了，在成都定居下来。

这些人里，有波斯人，有大食人，也就是阿拉伯人，更有印度人、中亚人、东南亚人，甚至还有从更远地方来的犹太人和基督徒。

人一多，就得有地方住。

晋朝政府也挺开明，专门在成都城南划了一块地，给这些外国人居住。这个地方就叫“番坊”——“番”就是外国的意思，“坊”是晋朝的城市基本单位，相当于今天的小区。

在这一块地方，大晋的律法说了不算。番坊里的外国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过自己的节日，穿自己的衣服，说自己的语言。还有形形色色各国风情街。

他们内部出了什么矛盾纠纷，大晋官府一概不管。由他们自己选出一个德高望重的首领番长，按照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来裁决。

只有在番人跟汉人发生冲突，而且闹大了的情况下，成都官府才会介入，进行“番汉同罪”。晋朝政府采取的是典型的“只要你守规矩、交税，我就让你自己管自己”的模式。

这种自由而尊重的高度自治政策，在当时全世界都是独一份，很是开放和包容。

成都本地百姓眼睁睁看着这些外国商人占据了锦江最核心的资源：贸易、仓储、金融结算、航线情报……他们有自己的行会、有专门的码头、有能跟官府打交道的代理人。

久而久之，在跟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普通成都人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失衡——钱在流进城里，却没有流进他们的口袋。

本地商贩被挤压，码头劳工被层层盘剥，税负最后往小民头上压。生活环境一天比一天糟，甚至还有外国人经常在小餐馆吃了饭不给钱而让其倒闭。

至于那些建在城中显眼位置的“番坊”，高墙深院，金银财货堆积其中，外面的市井却越来越萧条。

长时间失衡、长期被压着不管，普通人的心态就从不满变成了麻木，麻木之后就是绝望。有人选择离开这座城，有人干脆认命，更多的人，只能把希望寄托到“总有一天会有谁来替我们翻盘”这种虚无的期待上。

发展到最后，外国人不把自己当外人，反而变本加厉主张超级国民待遇。晋朝不答应，他们动不动就以种族歧视为由，组织游行和暴力示威，使其更像一个“国中之国”。

因为没有当地衙门的干涉，这些外国人能够在交易中得到更多的利润。除此之外他们还开办了只招收外国人的学校，也能够和当地大夏人一样参加科举考试。

考分降低到只要不是零分都能录取，还有大额生活补助。

成都当时的外国人太多，连同家眷10万人，几乎达汉人数量一半。到后来这些外国人不仅仅行商，还开始了风俗、信仰方面的各种冲突，甚至公然杀人，给当地百姓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手握财富和半自治权的胡商们很快就露出了獠牙，他们最拿手的生意，不是贩卖香料，而是放贷。那是一种能把人骨头都榨干的阎王债，利滚利，周转不灵的本地小商人、手工业者，一旦陷进去，就再也爬不出来。

昨天还是个有房有铺的小掌柜，今天就可能被逼得卖儿卖女，自己沦为奴隶，这样的悲剧在成都城里天天上演。因此，番坊的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财富也越积越多。

那些波斯和大食的商人，个个富得流油。他们住着雕梁画栋的豪宅，穿着绫罗绸缎，家里堆满了金银珠宝。光有钱还不够，他们还掌握了暴力。

外国商人们出资建立了一支自己的“军队”，组成该军队的人员是胡商们从中原贩来的体格壮硕、皮肤白皙的奴隶，“长白奴”，大约一万一千人，专门保护经商的那些外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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