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四章搅屎棍的幽都美梦

永嘉初年，前北军中侯吕雍、度支校尉陈颜等人谋划拥立司马覃为太子。事情败露后，司马越将司马覃幽禁在金墉城。没过多久便被杀害，年仅十四岁。

光熙元年十二月，司马越以新帝继位为契机，征召司马颙为司徒，令其入朝，让南阳王司马模代替他镇守关中。

司马颙在长安已势孤力穷，只得利用这次就征的机会与司马越和解。可惜司马越并不打算与他和解。司马越的弟弟司马模派部将梁臣到新安迎接司马颙，在雍谷，于车上将司马颙扼死。连同他的三个儿子一起杀害。

临死前，司马颙哀叹：“操公！我把“挟天子以令诸侯”玩砸了。”

一代阴谋家，兴于阴谋，死于阴谋。当了一辈子搅屎棍的司马颙，满以为自己渔翁得利，终究是幽都美梦。

304年3月3日那天，我沿着老城街巷走了整整一天，入目全是连片的棚户危房。当地百姓户均居住面积才20平米，家里连上下水都没有。

几十户人共用一个水龙头，全城平均一千人才配得上一个旱厕。再往后还有大量移民要涌入，老城的承载力早就到了极限。

走街串巷摸排完情况，我发现重庆的破街陋巷里藏着不少珍贵古迹，当即敲定了“古城、新城分治”的发展思路。

新城需要先在古城外面的沙坪坝建设一大批安置房，只有建设好安置房，才能把古城内超载的棚户区市民搬迁出去。

我给安置房定下了“设施配套、生态优良、品质达标”的硬标准，全部建设5层的多层住宅。

小区里必须配齐中小学堂、医馆、各种店肆和公共活动场地，周边道路同步修通，做好绿化，让百姓住得方便、过得舒心，提升城市品位。

整个重庆城没人算得清徐数每天睡几个时辰。天刚蒙蒙亮，街上的打更声还没走远，徐数就已经揣着图纸出了临时衙门，不带一个随从，不坐官轿。靴子踩在青石板路上，悄无声息就扎进了各种工地，检查工程质量。

他的早餐永远是路边摊两个热包子，一边走一边啃，油星子蹭到官服前襟上也毫不在意。

昨夜下了半宿小雨，青石板路上还积着水洼，他的靴子踩过去，鞋底沾了厚厚一层泥。街边遇见的一位挑粪老农说：“他那双鞋可比我的脏多了。”

他脚上那双鞋，从开春穿到初夏，鞋底的纹路早就磨平了，鞋帮上永远蒙着一层洗不净的厚泥。重庆城的老百姓都认得这双鞋。

清晨买菜的阿婆能在路边摊撞见他啃包子，放学的孩童能在修路的街边看见他蹲在地上画线。

“现在见丞相比见县令还容易。”

这话在街头巷尾传得飞快。

重庆城的百姓早就习惯了这位不坐衙门的丞相——他的办公地点永远在城墙修复、水利工地、棚户区小巷、新修的马路边。

随时召集相关人员开现场会，发现问题当场拍板解决。丞相带着各部门几十号人马走街串巷，早成了重庆城的一道风景线。

第一站是通远门古城墙修复工地。

雨是后半夜泼下来的。豆大的雨珠砸在青石板上，溅起半指高的泥花，把整条临江道浇得一片湿滑。我却连伞都没撑，裤腿卷到膝盖，靴子里灌满了浑黄的泥水，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叽咕叽的闷响。

我手里攥着一把磨得发亮的铜尺，指节被雨水泡得发白，正顺着刚砌到一半的城墙根，一块砖一块砖地摸过去。

工地上，脚手架被暴雨砸得哐当乱响，泥点顺着青灰城砖往下淌，在我沾满泥浆的雨靴边积出半尺深的水洼。

守夜的民夫刚把篝火拨旺，就看见一个浑身是泥的人踩着脚手架往上爬，吓得手里的柴刀都差点掉了。

我头也没抬，指尖顺着两块城砖的接缝慢慢滑过，铜尺“咔哒”一声卡进了缝隙里。我眉头瞬间皱紧，指尖微微用力，把那片刚勾好的灰缝直接抠出一个缺口。

“徐相爷，您这又是一宿没合眼？”守工地的老石匠递过来一块干帕子，看着我那双脏得连路边挑夫都不如的靴子，忍不住叹了口气。

身后的施工队攥着瓦刀僵在雨里，连大气都不敢喘——谁都知道这位丞相的眼睛比尺子还准，水泥沙浆的配比差上半分，他伸手一摸就能摸出来。

“这段砖缝！”我的手指狠狠戳在刚勾完的灰缝上，指甲缝里瞬间蹭满了青灰，“误差超过了两毫米，全部拆了重砌。”

周围的工匠瞬间都停了手里的活，面面相觑。领头的老石匠在渝州做了一辈子城墙活，这辈子见过的官员来工地，都是站在棚子里听汇报，哪见过亲自蹲在泥水里抠砖缝的？

他上前一步，手里的凿子往石墩上一磕：“徐相爷，咱们渝州的城墙历来都是这么砌的，三毫米的缝雨渗不进去，刀砍不动，怎么就不能用了？”

“以前是以前。”我把铜尺收进怀里，指尖在湿漉漉的城砖上敲了敲，“再过三十年，渝州人口要翻三倍，这城墙不仅要挡匪患，还要扛住暴雨冲、冰雹砸、地震晃。今天差三毫米，十年后就是三寸的裂，等哪天墙塌了砸到百姓，谁担得起这个后果？”

我弯腰从泥水里捡起半块碎砖，在老石匠的手心里比了比：“您看这砖的密度，烧的时候少焖了半个时辰，再砌上去，不出五年就得粉化。我知道大家想赶工期，想早点领工钱回家，但咱们修的不是墙，是渝州人往后几十年的命。”

老石匠盯着手心里的碎砖，又看了看我满是泥点的脸，刚才憋在喉咙里的火气忽然就散了。他把凿子往腰后一别，转身朝身后的工匠们挥了挥手：“拆！听徐相爷的，全部重砌！我活了六十岁，第一次见有人把城墙当自家房子修，这样的官，我们服。”

工头从工棚里冲出来，脸涨得通红，张嘴就要争辩。被我一眼瞪了回去：“宁挨一时骂，不背万年债，这话我讲过多少遍？”

雨帘把我的声音劈得四分五裂，却字字砸进施工队每个人耳朵里：“今天就算下刀子，也得全部拆了返工！”

工头的嘴瞬间闭上了。

没人再敢求情。

三天后，这段返工的城墙成了整个工地的样板段。

雨势渐渐小下去的时候，城墙上的返工已经开始了。我没走，就蹲在旁边的土坡上，就着工棚递来的粗陶碗喝了口姜汤，手里还在翻着工程台账。

账本上每一笔物料的出入、每一段城墙的验收记录，都用红笔标注得清清楚楚，连哪一批砖是哪个窑口烧的，都写得明明白白。

“徐相，您找我？”巴郡的推官郭蒙踩着泥水跑过来，怀里抱着刚统计好的户籍册子，“您要的安置房选址，我带着人跑了三天，城南那块坡地地势高，不淹水，就是地基要多费点功夫。”

我把姜汤碗放在脚边，指尖在渝州地形图上点了点：“地基打深三尺，用三合土分层夯实，每一层都要砸够三十遍。这批安置房优先分给江边的船工、外地迁来的流民，每户的院子里都要留半分菜地，灶膛的排烟道我画了图，按这个做，以后不会再熏得人睁不开眼。”

我翻到台账的最后一页，指着那一串用炭笔写的数字：“我们即将发行的六十万贯工程债券，每一文钱的去向都要张榜贴在城门口。买了债券的百姓，年底不仅能兑利息，还能优先参与水渠建设、河道疏浚、绿化养护的活，工钱当日结，不许拖欠半分。”

郭蒙拿着图纸的手微微发颤。他在渝州做了十年官，从来没见过哪个主官，能把修城墙、建房子的账算得这么细，细到连百姓家的排烟道都替你想好了。

雨停的时候，天边透出了一点阳光。我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泥，刚要往城下走，就看见刚才那个老石匠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竹篮走过来，篮子里装着两个还烫手的肉包子。

“徐相爷，家里老太婆刚蒸的，您垫垫肚子。”老石匠把包子塞到我手里，脸上露出憨厚的笑，“以前我们修城墙，都是怕官来挑错，现在我们就盼着您来，您摸过的砖，我们睡着都踏实。”

我接过包子咬了一口，油香混着热气漫开在嘴里。抬头看向远处的渝州城，刚修完的临江道顺着江岸延伸，新夯的城墙基稳稳地扎在土地里，不远处的工地上，几万民夫正扛着石料往来穿梭，号子声顺着江风飘得很远。

第二站是棚户区改造的安置房工地。12点，我已经站在了沙坪坝安置房的工地上，另一只手里还夹着半张画满地下管网排布的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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