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章 使馆区的门

车队是在后半夜抵达使馆区外围的。

越靠近那片区域，外面的世界就越呈现出一种荒诞的割裂感。

一街之隔，外头是炮火、断电和横在路中间的烧车，街这头，却用沙包和铁丝网垒出了一道相对安静的防线，几台发电机闷闷地响，探照灯把路口照得雪亮，持枪的警卫分列两侧，一面面不同国家的国旗在夜风中耷拉着。

这里不是天堂，炮弹偶尔也会落在不远的地方，震得玻璃发颤；可对那些在火网里爬了一整天的人来说，这道亮着灯的门，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车队在第一道检查线外停下。

这一次，拦在前面的不是哪一派的散兵，而是几道手续。

林砚跳下车，被一名戴着蓝色贝雷帽的警卫拦住。

他没有硬闯，只报了车队的人数、构成和来意，又让法尔汉把一路上的通行文件、老郑那一沓烫着签证的护照一并递了过去。警卫翻看着名册，又用探照灯扫了一眼焊满钢板、弹痕累累的大巴，神色里难掩惊讶。

“车上三十七名华夏公民，”林砚一字一句，把每个数字都说得很清楚，“两名轻伤、一名骨折、一名感染发烧，没有死亡。还有几名随行的当地雇员和我们的人。华夏人，我一个不少地给你们送到了。”

警卫核对名册的手顿了一下，抬头重新打量这个满身烟灰、声音沙哑的东方男人，随即拿起对讲机，语速很快地说了一串话。

等待的几分钟里，大巴上没人说话。陈嫂紧紧攥着丈夫的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道门缝，仿佛生怕它下一秒就关上。两个孩子在母亲怀里睡着了，脸上还挂着白天哭出来的泪痕。老郑站在车头，把那面小国旗从贴身的怀里取出来，用粗糙的手掌一遍遍抚平褶皱，自己却还没察觉。

法尔汉却在这时候凑到了林砚身边，脸上的表情有点古怪。他探头看了看那道门缝里进进出出的、清一色东方面孔的侨民，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搓了搓手。

“林先生，”他干笑一声，努力想显得无所谓，可那点市侩底下的慌还是漏了出来，“那个……我看了一下，这道门，是给华夏人走的。我叫法尔汉·阿卜杜拉，听名字就知道，我这种人，哪国的撤侨船都不会收。我妹妹还在邻省做透析，我总不能也举着一面旗，跟着陈嫂他们一块儿进去，回头别让人当奸细给扣下来。”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你们把我放在这儿就行，给我留点水和钱。这座城我熟，我自己能活。”

林砚看了他一眼。

这个一路上把“加钱”挂在嘴边、过每一道卡都吓得腿软的当地向导，真到了要分别的关口，说的却是“把我放下就行”，半句没提要跟着走。

林砚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一个替外国安保公司带过路、又在检查站骗过武装人员的本地人，一旦被丢在乱城里，落在哪一派手里都是个死。

“谁说把你放下了。”林砚说。

法尔汉一愣。

“你是我们雇的人，这趟活儿还没结。”林砚拍了拍他的肩，语气平淡，“华夏人走使馆的门，我们走我们自己的门。北边机场有一架我们的飞机，机上的人，什么肤色、什么名字都有。你跟我们上那架飞机，先撤到安全区，再想办法接你妹妹。钱，等你活着到了地方，一分不少你的。”

法尔汉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这个能把检查站头目哄得团团转的嘴，这会儿竟有些不利索。最后他重重吸了下鼻子，别过脸，嘟囔了一句“资本家，又想让我多干活”，可那声音里的颤，谁都听得出来。

门，开了。

先是一道侧门，几名穿着反光背心的工作人员快步迎出来，为首的是个戴眼镜、说中文带点南方口音的中年女人，胸前挂着外交人员的证件。她一看见车上下来的一张张华夏脸，眼圈立刻就红了。

“到家了，到家了。”她一迭声地说，伸手去扶最前面那个腿脚发软的老工人，“都别慌啊，进来就安全了，水、吃的、医生，里头都有。咱们的人，一个都不会落下。”

就这一句话，大巴里绷了整整两天的那根弦，断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一路上车翻了、炮弹在头顶炸了都没掉过一滴泪，这会儿脚刚沾地，听见“到家了”三个字，当场蹲下去，捂着脸，哭得像个孩子。陈嫂一边抹自己的眼泪，一边还去拍人家的背，说“哭吧哭吧，到地方了，哭出来就好了”，话没说完自己先哭出了声。

林砚站在侧门边上，没有进去。他靠在车旁，安静地看着这一幕，一根没点的烟在指间转了半圈，被他轻轻折了一下，又松开。

那个戴眼镜的女外交官清点完人数，走到他面前，郑重地伸出手。

“同志，谢谢你。”她握得很用力，“名册上是三十七个人，我刚点了，三十七，一个不少。我们这边登记的失联名单里，这个工地本来是最让人揪心的一拨，都以为……没想到真让你们给带出来了。你们是哪家安保公司的？这个功，我们要报上去。”

“不用报功。”林砚握了握她的手，摇头，“我不是官方的人，也不代表哪个单位。这事是我路上撞见了，顺手做的，违的也是我们公司自己的撤离调度，跟国家没关系，跟你们的撤侨行动更不能混为一谈。你们按章程把人接好、送走，就是帮我最大的忙了。”

女外交官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会是这样一个回答。她看着眼前这个疲惫的男人，又看了看那几辆焊着钢板、几乎被打烂的车，眼神复杂，最终没有再坚持，只重重说了一句：“不管你是哪儿的，你做的事，我们记下了。这些工人，也会记一辈子。”

林砚没接这句话。他侧过身，让开通道，看着工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一个接一个走进那道亮着灯的门。

他特意留意了一下周围。

使馆区的空地上，已经聚集了不少各国撤出来的侨民，有人裹着毯子呆坐，有人抱着行李打瞌睡，空气里弥漫着柴油、汗味和速食食品的气味。

一队队卡车和大巴还在不断地往里送人，又有车队载上人，往机场和港口的方向去——撤侨的通道是活的，昼夜不停。

不远处的旗杆下，他看见几个和老郑他们一样戴着安全帽的华夏工人，正帮着工作人员搬运物资、维持秩序。明明自己也是刚逃出来的人，手上还有伤，却已经开始给别人搭把手。这一幕让他紧绷了两天的心口，莫名地松了一线。

夜莺走到他身边，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轻声说：“他们安全了，林砚。真的安全了。”

“还没上飞机。”林砚说。

“会上去的。”女外交官不知什么时候又走了回来，听见了这句，接过话头，语气笃定，“我们的包机和撤侨船就在机场、港口轮着转，只要进了这道门，剩下的路，交给我们。”

她顿了顿，看向林砚和他身后那几个同样满身硝烟的队员，有些疑惑：“那你们呢？你们不进来吗？里头也给你们这样的安保人员留了位置。”

林砚望向北方。

机场的方向，炮火的闪光还在云层下面明灭。

“我们还有我们的人要接。”他说，“有一架我们自己的飞机，在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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