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28 章 不修

九月三，撒苜蓿。

苜蓿籽小，比芝麻还小。

“这么小的籽，怎么撒？”

“拌土撒。” 苏晚说，“一公斤籽，拌十五公斤干土。拌匀了，撒出去，才匀。”

“不拌土，撒不匀？”

“撒不匀。” 苏晚说，“籽小，手一撒，就成堆。成堆，出苗就挤。挤了，长不壮。”

“一公斤籽，撒几亩？”

“一公斤籽，撒两亩。” 苏晚说，“撒多了，密；撒少了，稀。密了，抢水；稀了，压不住草。”

“今年撒多少？”

“歇三块地，五亩。” 苏晚说，“五亩，二点五公斤籽。”

“二点五公斤籽，哪儿来的？”

“镇上农资站买的。” 苏晚说，“一公斤两块四，二点五公斤六块。”

“这么便宜？”

“便宜。” 苏晚说，“苜蓿是草，草不值钱。可草能把地养回来。”

撒籽的时候，土要干。

“土湿，撒不匀。”

“那等土干？”

“等。” 苏晚说，“雨过三天，土面发白，才撒。湿着撒，籽粘成坨。”

九月三的早上，风小。

苏晚撒，江屿在后面耙。

“撒一层，耙一层。”

“为什么要耙？”

“耙了，籽才进土。” 苏晚说，“不耙，籽在地面上，鸟就吃了，日头就晒死了。”

“耙多深？”

“一指。” 苏晚说，“一指深，籽能出。深了，出不来。”

耙完，踩一遍。

踩，是用脚踩，不是用石磙。

“为什么不磙？”

“磙太重。” 苏晚说，“磙一遍，土实了，籽顶不出来。踩一遍，土松，籽好出。”

五亩地，撒了两天。

第二天傍晚，落了点雨。

“这点雨，够不够？”

“够。” 苏晚说，“苜蓿籽小，一点雨就够。雨大了，反倒把籽冲走。”

“那明年春天，能出？”

“能出。” 苏晚说，“出了，长一茬，割了，再长。长两年，地就活了。”

九月六，王启明的信到了。

信里夹着一张纸，是省城文化馆的。

“苏晚同志、江屿同志：

省城文化馆有个小厅，九月十五到二十五，十天，空着。

我跟馆里的人说了你们的事。他们说，可以给你们办一个展。

四十张照片。主题：山里的油菜花。

厅不大，二十步长，十步宽。四十张，挂得下。

江屿同志要是愿意，九月十二进城，布展三天。

展完，照片退还。

王启明”

江屿把信看了两遍。

“四十张。”

“四十张，你有吗？”

“有。” 江屿说，“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拍了不止四百张。四十张，挑得出来。”

“那你去。”

“你去不去？”

苏晚没有说话。

她坐在院里，手放在小腹上。

“我去不了。”

“坐车去。”

“坐车，四个钟头。” 苏晚说，“李婶说，八个月以后，不能坐长途。颠一下，就可能早。”

“那我不去。”

“你去。”

“你不去，我去做什么？”

“你去，是替我去。” 苏晚说，“你把山里的花，挂到城里墙上。人家看了，就知道青石坳有这么一片花。”

“人家看了，也不会来。”

“会来。” 苏晚说，“来一个，是一个。”

江屿没有说话。

“你去。” 苏晚说，“我在家，等你回来。”

九月八，选片。

选片，是在石屋里。

底片一沓一沓，用纸包着，纸上有字。

“这是哪一年的？”

“去年冬天的。” 江屿说，“雪落青石坳。”

“这张，是哪儿的？”

“老鸦窝。” 江屿说，“三月，地刚开。”

“这张呢？”

“四月，苗出了。”

“这张？”

“五月，花苞。”

一张一张看。

看到一张，苏晚停住了。

“这张，别放。”

“为什么？”

“太苦。”

那张照片，是老鸦窝的坡。

坡上一片黄泥，没有一株绿。

泥里有几块石头，石头旁边有一只翻倒的筐。

远处是塌了的坎，塌口像一道伤口。

“这张，苦。” 苏晚说，“人家看了，以为我们这儿是灾区。”

“我们这儿，就是灾区。”

“灾过去了。”

“灾过去了，可这张照片还在。” 江屿说，“这张是真的。”

“真的，可不好看。”

“不好看，也是真的。” 江屿说，“我把好看的都挂上，人家以为种地就是花开。花开是后头的事，前头是这张。”

苏晚没有说话。

“你说，挂不挂？”

“挂。” 苏晚说，“挂哪儿？”

“挂第一张。”

“第一张，人家一进门就看见。”

“就是要一进门就看见。” 江屿说，“看见了，再看后头的花，才知道花是怎么来的。”

四十张，排了三天。

第一张，黄泥坡。

第二张，一只筐，筐里是石头。

第三张，苏晚的手，手上是土。

第四张，一株苗。

第五张，两个人在砌坎。

一直排到第四十张。

第四十张，是花海。

漫山的金黄，从坡底一直铺到坡顶。

“最后一张，是这片花。”

“最后一张，得是花。” 江屿说，“看完了苦，得看见甜。”

九月十，江屿进城。

车是早班，五点半。

苏晚起来送他。

“你回去睡。”

“我送到路口。”

“路口冷。”

“我穿厚了。”

走到路口，天还没亮。

“江屿。”

“嗯。”

“人家要是让你改照片，你别改。”

“改什么？”

“我不知道。” 苏晚说，“我就是说一句。”

“我不改。”

“你怎么知道人家要改？”

“办展的，都要改。” 江屿说，“改了，好看。好看，人家爱看。”

“那你还去？”

“去。” 江屿说，“我去了，才好说不改。”

九月十一，江屿到了省城。

文化馆在一条老街上，三层，灰砖。

小厅在二楼。

厅里空空的，墙上白。

“江屿同志？”

“我是。”

“我姓韩，韩守拙。” 那人说，“馆里搞展的。”

韩守拙四十来岁，瘦，戴一副圆眼镜，说话快。

“四十张，带来了？”

“带来了。”

“先看看。”

照片一张一张摊在长桌上。

韩守拙看得快，看到第十张，停下了。

“这张，是什么？”

“老鸦窝的坡。三月。”

“黄泥？”

“黄泥。” 江屿说，“地刚开，还没出苗。”

“这张，放在第几张？”

“第一张。”

韩守拙抬起头。

“第一张？”

“第一张。”

“第一张，得抓人。” 韩守拙说，“人家进门，第一眼看见黄泥，扭头就走。”

“走了，就不看后头的花。”

“那也没办法。” 韩守拙说，“办展，是给人看的。人家不看，办它做什么？”

“人家不看黄泥，看花。” 江屿说，“可花是从黄泥里出来的。”

“这个道理，我懂。” 韩守拙说，“可道理是道理，展是展。”

“您的意思？”

“我的意思，这张，换到后头。” 韩守拙说，“或者，不挂。”

“不挂，就没有前头了。”

“前头，可以用别的。” 韩守拙说，“比如，一张锄头，一张种子袋。人家一看，也知道是种地。”

“锄头和种子袋，是物件。” 江屿说，“这张，是地。”

韩守拙没有说话。

“韩同志。”

“你说。”

“这张照片，不修，不换，不撤。” 江屿说，“要是不能挂第一张，这个展，我不办。”

韩守拙看了他很久。

“你这个脾气，跟王启明说的一样。”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人，轴。”

九月十二，布展。

墙上的照片，一张一张挂。

挂照片，要用线。

“为什么用线，不用钉？”

“线不伤墙。” 韩守拙说，“这是文化馆的墙，钉了，人家要骂。”

“线怎么挂？”

“上头一根线，下头一根线。” 韩守拙说，“两根线拉平，照片就正。”

“怎么知道正？”

“看水平。” 韩守拙说，“水平尺，一放，气泡在中间，就是正。”

第一张，黄泥坡。

挂在进门左手第一面墙，齐眼高。

“齐眼高，人家一进门就看见。”

“看见了，会怎么想？”

“会想，这是什么地方。” 韩守拙说，“想了，才往下看。”

第二张，筐和石头。

第三张，手和土。

挂到第十张，厅里的灯开了。

“这灯，怎么打？”

“从上头打。” 韩守拙说，“灯在上头，照片下头就没有影。”

“为什么不能从下头打？”

“从下头打，人的脸就阴。” 韩守拙说，“照片里的人，得亮。”

“亮的，好看。”

“亮的，不一定是真的。” 韩守拙说，“可照片不亮，人家看不清。”

江屿没有说话。

“你不高兴？”

“我在想一件事。” 江屿说，“灯打在照片上，照片就变了。”

“变一点，不要紧。”

“变一点，也不要紧。” 江屿说，“可我知道它变了。”

挂到第二十张，韩守拙又停了。

“这张，天太灰。”

“那天就是灰的。”

“灰的天，照片不好看。” 韩守拙说，“能不能修一修？把天修蓝一点。”

“不能。”

“就一点。” 韩守拙说，“蓝一点，花就亮。”

“天是灰的，修成蓝的，就是假的。” 江屿说，“人家看了，来山里，看见灰天，就觉得被骗了。”

“人家不会来。”

“会来。” 江屿说，“来了一个，看见灰天，就知道照片没骗人。没骗人，下回还来。”

韩守拙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

“江屿同志，我跟你说句实话。”

“您说。”

“这个展，馆里不太愿意办。” 韩守拙说，“山里的花，人家觉得，没什么看头。是我跟馆长说了三回，才答应的。”

“您为什么说三回？”

“因为我看过你的照片。” 韩守拙说，“我看过一张，是老鸦窝的坎。坎上一块石头，石头缝里长了一株草。那张，我看了很久。”

“那张，我没带来。”

“为什么不带？”

“因为那张，是我自己看的。” 江屿说，“我自己看的照片，不一定人家爱看。”

“你带来了哪张？”

“砌坎的那张。” 江屿说，“两个人，一块石头，一根线。”

“那张，我也看。” 韩守拙说，“那张，有手。”

“有手，才是人干的活。” 江屿说。

韩守拙笑了。

“你这个人，说话有意思。”

“我不会说话。” 江屿说，“我只会拍。”

九月十三，出事了。

馆长来了。

馆长姓吴，五十来岁，头发梳得整齐。

他在厅里走了一圈，停在第一张前面。

“这张，是什么？”

“老鸦窝的坡。” 韩守拙说，“三月。”

“黄泥？”

“黄泥。”

“第一张挂黄泥？” 吴馆长说，“人家来看花，进门看见黄泥？”

“后头都是花。” 韩守拙说。

“后头的花，得有人看才行。” 吴馆长说，“第一张，得换。”

“换成什么？”

“换成花。” 吴馆长说，“最盛的那张，挂第一张。”

江屿站在旁边，没有说话。

“这位就是拍照的同志？”

“江屿。”

“江同志。” 吴馆长说，“你这个展，是宣传。宣传，得让人看着高兴。”

“高兴，是看了花以后的高兴。” 江屿说，“没看黄泥，光看花，高兴得浅。”

“浅，也是高兴。” 吴馆长说，“人家高兴了，回去说，山里有花。说了，就有人来。有人来，你们村就活了。”

“我们村，已经活了。”

“活了，还得活得好。” 吴馆长说，“江同志，我不是为难你。我是为你们好。”

江屿没有说话。

“换一张，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这张是真的。” 江屿说，“我拍的时候，那块地里一株苗都没有。我把这张撤了，就是我把那块地撤了。”

吴馆长皱起眉。

“你这话，说得重。”

“说得重，是因为地重。” 江屿说，“那块地，三个人开了两个月。开了，才有一株苗。一株苗，才有一片花。”

厅里静了一下。

韩守拙在旁边开口。

“吴馆长。”

“你说。”

“这张，留着。” 韩守拙说，“我在旁边加一块牌子，写上：丙午年三月，老鸦窝，新开地。”

“加牌子，有用？”

“有用。” 韩守拙说，“人家看见黄泥，先不懂。看见牌子，就懂了。懂了，就不觉得苦，觉得是开头。”

吴馆长想了想。

“牌子，你写。”

“我写。”

“可第一张，还是得是花。”

“吴馆长。” 江屿说，“第一张要是花，最后一张也是花。一头一尾都是花，中间是苦。人家看了，记不住。”

“那你说，怎么排？”

“第一张黄泥，最后一张花。” 江屿说，“人家进门看见黄泥，心里一沉。往下看，看见苗，看见手，看见坎，看见雨，看见花。看完了，心里才热。”

“心里一沉，人家就不看了。”

“看。” 江屿说，“人不怕沉，人怕假。”

吴馆长看了他一会儿。

“你这个人。”

“我这个人，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的人，说话才管用。” 吴馆长说，“行，就按你的排。可牌子上，得写清楚。”

“写清楚。”

“写什么？”

“写地名，写年份，写这块地是第几回开。” 江屿说，“不写‘致富’，不写‘丰收’。”

“为什么不写？”

“因为那年没收。” 江屿说，“老鸦窝第一年，一亩半，收了一百零五公斤。写‘丰收’，就是骗。”

吴馆长没有说话。

韩守拙在旁边，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

九月十四，牌子写好了。

一块木牌，白底黑字。

“丙午年三月，老鸦窝。新开地一亩半。”

底下小字：

“四月出苗。六月收籽一百零五公斤。”

“这一行小字，加得狠。” 韩守拙说。

“狠，才真。” 江屿说。

九月十五，开展。

早上八点，厅门开。

头一个进来的，是个老头，拄着拐。

他进门，看见第一张，站住了。

站了很久。

“这是什么地方？”

“山里。” 江屿说，“青石坳。”

“这地，怎么这样？”

“刚开。” 江屿说，“还没出苗。”

“这地，能种？”

“能。” 江屿说，“后头有。”

老头就往里走。

一张一张看。

看到第二十张，他回头。

“这花，是这片地里出来的？”

“是。”

“那这地，不赖。”

“不赖。” 江屿说，“就是费工。”

老头看完，走到门口，又回头看第一张。

“我小的时候，家里也开过荒。” 他说，“开荒的坡，就是这个样。黄泥，石头，一只筐。”

“您还记得？”

“记得。” 老头说，“我爹说，开荒，是先跟石头打架，再跟土讲和。”

江屿把这句话记下来。

九月十六，来的人多了。

有一天，来了三十七个人。

“三十七个人，多不多？”

“不多。” 韩守拙说，“可这个小厅，一天来三十七个人，算多的。”

有人在留言本上写。

第一个写的，是个女的，字小：

“第一张我看了三分钟。我以为走错了。看到最后一张，我又回来看了第一张。”

第二个写的，是个学生：

“我不知道菜籽油是这么做出来的。我家吃的油，是超市买的。超市的油，没有第一张。”

第三个写的，是那个老头：

“开荒，是先跟石头打架，再跟土讲和。这句话，我爹说的。今天在这面墙上，我又看见我爹的坡。”

第四天，来了一个母亲，带一个孩子。

孩子五六岁，个子矮，看不见墙上的照片。

母亲把他抱起来。

“妈妈，这是什么？”

“泥。”

“泥里怎么没有花？”

“花在后头。”

孩子就往里看。

看到第二十张，孩子叫起来。

“妈妈，花！”

“花。”

“花是从泥里长出来的？”

“是从泥里长出来的。”

孩子想了一会儿。

“那泥里，得有多少花？”

“很多。” 母亲说，“一片地，能开一万朵。”

孩子没有再问。

他从母亲怀里下来，自己走到第一张前面，仰着头看。

看了一会儿，他伸出手，想摸。

“别摸。” 母亲说。

“我就摸一下。”

“摸了，照片就脏了。”

孩子把手收回去。

江屿在旁边看着。

“让他摸。”

“能摸？”

“能摸。” 江屿说，“照片是纸的，摸一下不坏。”

孩子摸了。

摸完，他把手放到鼻子底下闻。

“有土味吗？”

“没有。” 孩子说，“有纸味。”

“纸味，也是味。” 江屿说。

母亲笑了。

“你这人，会跟孩子说话。”

“我不会。” 江屿说，“我就是不骗他。”

第五天，来了一个人。

四十来岁，穿西装，拿一个皮包。

他看得快，看完，找江屿。

“你是拍照的？”

“我是。”

“我开画廊的。” 他说，“你这批照片，我买。”

“不卖。”

“一张三百。”

“不卖。”

“一张五百。”

“不卖。”

“为什么不卖？”

“因为这些照片，是给我的村拍的。” 江屿说，“卖了，就不归村了。”

“卖了，我给你办更大的展。” 那人说，“更大的展，更多人看。”

“更多人看，是看照片，不是看地。” 江屿说，“我要人家看了照片，来看地。”

“人家不会来。”

“会来。” 江屿说，“来了一个，就够了。”

那人看了他一会儿，笑了。

“你这个人，做生意不行。”

“我不做生意。” 江屿说，“我拍照。”

九月十八，江屿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天快黑。

苏晚在院里坐着，听见脚步声，站起来。

“回来了？”

“回来了。”

“展，怎么样？”

“四十张，都挂上了。”

“第一张呢？”

“第一张，黄泥。”

苏晚没有说话。

“没人撤。” 江屿说，“馆长要撤，我没让。后来加了块牌子。”

“加了什么？”

“写上地名、年份、收了多少。”

“收了多少，也写？”

“写了。” 江屿说，“一百零五公斤。”

苏晚笑了。

“人家看见一百零五，还看后头的花？”

“看。” 江屿说，“有个老头，看了三分钟。”

“三分钟，看黄泥？”

“看黄泥。” 江屿说，“他说，他小时候，家里也开过荒。”

他从包里掏出一本本子。

“留言本，我抄了几页。”

苏晚接过本子，坐在灯下看。

看到 “超市的油，没有第一张”，她停住了。

“这句话，写得好。”

“哪里好？”

“她说，超市的油，没有第一张。” 苏晚说，“意思是，超市的油，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咱的油，有第一张。”

“有第一张，有什么用？”

“有用。” 苏晚说，“人家吃咱的油，能想到那片黄泥。想到了，就觉得这油不是凭空来的。”

九月十九，江屿带回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是第一张。

“这张，怎么带回来了？”

“给人摸的。” 江屿说，“有个老太太，看完，伸手摸了一下。她说，这泥，看着干。”

“摸一下，能摸出干？”

“摸不出。” 江屿说，“可她摸了。”

苏晚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有一行字，铅笔写的。

“这块地，我摸过。干。”

“这是谁写的？”

“那个老太太。” 江屿说，“她让我写。她说，她不会写字，让我替她写一句。”

苏晚看着那行字。

“江屿。”

“嗯。”

“这个展，办得值。”

“值在哪儿？”

“值在一句话。” 苏晚说，“人家摸了照片，说这块地干。这句话，比卖十盒油值。”

九月十九的傍晚，二旺来了。

“江屿，听说你把照片挂到城里了？”

“挂了。”

“多少人看？”

“十天，二百多人。”

“二百多人。” 二旺说，“咱村一共才八十几口。”

“城里人多。”

“城里人多，可城里人不知道咱这儿。” 二旺说，“他们看了照片，知道了吗？”

“知道了一点。”

“知道什么？”

“知道青石坳有一片花，有一块新开的地。” 江屿说，“还知道那块地第一年收了一百零五公斤。”

“一百零五，也写？”

“写了。”

二旺想了想。

“写了好。” 他说，“写少了，人家觉得实在。写多了，人家不信。”

“你这话，跟苏晚说的一样。”

“我跟她学的。” 二旺说，“记账记了两年，我知道，账往低了算，人才信。”

九月二十，村部开会。

“开什么会？”

“挂照片的会。” 林保国说，“江屿带回来四十张，村里想挑几张，挂在村部墙上。”

“挂哪几张？”

“挂四张。” 林保国说，“一张黄泥，一张出苗，一张砌坎，一张花海。”

“为什么挂这四张？”

“因为这四张，是一年。” 林保国说，“人家来村里，先看这四张，就知道咱这一年是怎么过的。”

“挂在哪儿？”

“挂在村部进门那面墙。” 林保国说，“一进门就看见。”

“相框呢？”

“相框镇上做，一个两块五。” 林保国说，“四个，十块。”

“十块，村里出？”

“村里出。” 林保国说，“这十块，是村里第一回花钱买自己的照片。”

照片挂上去那天，来了不少人。

“这张是三月？”

“三月。”

“这张我认得，这是老周头。” 有人指着砌坎那张。

“是老周头。” 江屿说，“他拉线。”

“他拉线的时候，嘴里还念叨。” 那人说，“他说，线直，坎才直。”

“这句话，我拍下来了。” 江屿说，“没拍嘴，拍了线。”

众人笑了。

苏晚站在人群里，看着那四张照片。

“你看什么？”

“我看第四张。” 苏晚说，“第四张，是花海。”

“花海好看。”

“好看。” 苏晚说，“可我看着，想的是第一张。”

九月二十，秋翻。

翻地，是深翻。

“翻多深？”

“一尺。” 江屿说，“去年翻八寸，今年翻一尺。”

“为什么今年深？”

“因为今年要埋油枯。” 江屿说，“油枯埋在底下，翻得浅，肥就露在上头，被雨冲走。”

“一尺深，牛翻不动。”

“牛翻不动，人翻。” 江屿说，“二旺帮工，一天翻半亩。”

“半亩，翻到什么时候？”

“五亩，十天。”

“十天，一个人的工钱？”

“一天十块，十天一百块。”

“一百块，值不值？”

“值。” 苏晚说，“翻一尺，地能松三年。三年，省下的工，不止一百块。”

翻之前，先撒油枯。

“油枯怎么撒？”

“一亩撒四十公斤。” 苏晚说，“五亩，二百公斤。”

“二百公斤，够不够？”

“够。” 苏晚说，“油枯是慢肥，撒多了，烧根。撒少了，不够吃。”

“怎么撒匀？”

“跟撒籽一样，拌土。” 苏晚说，“油枯拌干土，一比三。拌了，撒出去，才匀。”

撒完，翻。

翻的时候，土要翻过来，不能只翻表面。

“怎么知道翻过来了？”

“看颜色。” 江屿说，“上头的土是灰的，翻过来的土是黄的。黄的在上面，就是翻过来了。”

“翻一尺，累不累？”

“累。” 江屿说，“一亩地，一千二百锹。五亩，六千锹。”

“六千锹，十天？”

“十天。” 江屿说，“一天六百锹。”

“六百锹，手受得了？”

“受不了。” 江屿说，“第二天，手心就起泡。起了泡，裹布，接着翻。”

苏晚没有说话。

“你别心疼。”

“我不心疼。” 苏晚说，“我心疼的是，这活本该我干。”

“你干不了。”

“我干不了。” 苏晚说，“我坐着看，看你一锹一锹翻。”

翻地的时候，苏晚坐在田头看。

“你回去。”

“我看着。”

“田头风大。”

“我坐着，不动。”

江屿没有再劝。

九月二十三，李婶来了。

“苏晚。”

“嗯。”

“我跟你说件事。”

“您说。”

“你这月份，快了。”

“还有两个月。”

“两个月，说快就快。” 李婶说，“头一胎，有时候早。”

“我知道。”

“知道，就得备。” 李婶说，“我给你算了三样。”

“哪三样？”

“第一样，接生的人。” 李婶说，“镇上卫生院有接生的，姓周，周大夫。她接了一辈子，稳。”

“请她，多少钱？”

“不要钱。” 李婶说，“卫生院接生，公家管。可你得提前去，登记。”

“什么时候去？”

“下个月。” 李婶说，“十月去一趟，把册子立上。”

“第二样？”

“第二样，东西。” 李婶说，“小被子两条，小褥子两条，尿布三十块，包布四块，棉花两公斤。棉花要新弹的。”

“这些，得多少钱？”

“二十来块。” 李婶说，“能自己做的自己做。布我帮你缝。”

“第三样？”

“第三样，人。” 李婶说，“你生的时候，谁在屋里？”

苏晚没有说话。

“江屿在。”

“江屿在，可他不懂。” 李婶说，“男人在屋外头等着。屋里有我。”

“您来？”

“我来。” 李婶说，“我生过六个。”

九月二十四，缝小被子。

布是蓝的，粗布。

“这布，哪儿来的？”

“镇上买的。” 苏晚说，“一尺四毛。”

“做了几条？”

“两条。” 苏晚说，“一条蓝的，一条白的。”

“白的不耐脏。”

“白的好看。” 苏晚说，“孩子生下来，裹在白布里，像一朵花。”

李婶在旁边缝。

“你这话，说得像江屿。”

“像他？”

“像他。” 李婶说，“他说话，也是这样，一句一句，说得慢，说得像。”

苏晚笑了。

“他说话慢，是因为他想。”

“想什么？”

“想该不该说。” 苏晚说，“他不说空话。”

“不说空话的男人，靠得住。” 李婶说，“我那个，一辈子不说空话。可他走得早。”

苏晚没有说话。

“你别多心。” 李婶说，“我不是说你。”

“我知道。”

“我是说，人这一辈子，能碰上不说空话的，不多。” 李婶说，“碰上了，就好好过。”

九月二十六，孩子的小褥子做好了。

褥子里填的是新棉花。

“新棉花，软。”

“软，可压不住。” 李婶说，“压不住，孩子睡不实。得填实一点。”

“填实，又硬。”

“硬了，垫一层旧布。” 李婶说，“旧布软，软布在下，棉花在上。”

“这法子，谁教的？”

“我娘教的。” 李婶说，“我娘生了九个。”

九月二十八，江屿进城取照片。

照片展完，都退回来了。

四十张，一张不少。

“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 江屿说，“馆里问，要不要留着，明年再办一回。”

“你怎么说？”

“我说，明年办，换一批。” 江屿说，“明年有明年的地。”

“明年的地，还没开。”

“会开。” 江屿说，“一亩半，请四个人，十天。”

“那明年的照片，第一张拍什么？”

“拍新开的地。” 江屿说，“还是黄泥。”

苏晚笑了。

“你这个第一张，年年是黄泥。”

“年年是黄泥。” 江屿说，“花是后头的。”

九月三十，苏晚在记事本上写。

“九月三，撒苜蓿五亩。籽二点五公斤，一公斤两块四。拌干土撒，耙一指，踩一遍。”

“九月六，王启明信：省城文化馆小厅，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四十张。”

“九月八至十，选片。第一张黄泥坡，第四十张花海。”

“九月十一，江屿进城。韩守拙布展。”

“九月十三，吴馆长要换第一张。江屿不让。加木牌：丙午年三月，老鸦窝，一亩半。四月出苗，六月收一百零五公斤。”

“九月十五至二十五，展十日。留言本记了十七页。一张照片被人摸过，背面写‘这块地，我摸过。干’。”

“九月二十，秋翻五亩，一尺深。二旺帮工，十天一百块。”

“九月二十三，李婶说三样：接生的周大夫，东西二十来块，屋里李婶在。”

“九月三十，小被子两条，小褥子两条，棉花两公斤。”

写完，她把笔放下。

“这个月，事多。”

“事多，可都是好事。” 江屿说。

“都是好事。” 苏晚说，“就是有一件，我心里不踏实。”

“哪一件？”

“照片。” 苏晚说，“人家要看花，咱们给人家看黄泥。人家会不会觉得，咱们不会办展？”

“不会。” 江屿说，“看了黄泥，再看花，才知道花不容易。”

“你怎么知道人家这么想？”

“因为留言本上写着。” 江屿说，“有个女的写，她看了第一张三分钟，以为走错了。看到最后一张，又回来看了第一张。”

苏晚没有说话。

“你说，她为什么回来？”

“因为她想明白了。” 苏晚说，“想明白了，黄泥和花，是一回事。”

十月，秋雨一场，地湿了，苜蓿的籽在土里醒着。

十月，江屿陪苏晚去卫生院立册。

十月，孩子还有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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