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醒来

护士说，她睡了十一天。

不是那种安稳的睡，是深度昏迷，中途有好几次，值班的医生都以为她挺不过去了。可她又挺过来了。心跳弱，血压低，各项指标都在往下掉，可就是没停。到第十天，忽然稳住了。第十一天早上，她睁开了眼。

医生来查房的时候，问她叫什么，几岁，知不知道自己在哪。她一一答了。答得慢，可清楚。医生说恢复得不错，但得再住些日子，观察观察。她点头。医生走了，护士来换了药，换了管子，又走了。病房里静下来。

她躺在病床上，看天花板。白的，平的，上头一盏灯。跟梦里那顶帐子不一样。

第二天，护士拿来一张单子。

“你的住院费，还有之前的抢救费，一共三万七。你们家里……有人来交吗？”

银杏接过单子，看了一眼。上面印着几行字，一串数字，末尾是零。她看了一会儿，把单子搁在床头柜上。

“我妈来过吗。”

护士愣了一下。“有一个女的来过两回。说姓张，是你母亲。她留了电话，可没交钱。她说……”护士顿了一下，“她说你爸的药费也要钱，家里拿不出来。”

银杏点了点头。她没再问。

“我出院。”

护士看了她一眼。“你这身子，还得再养两天。”

“出院。”她又说了一遍。

出院手续办得很潦草。护士给她开了些药，嘱咐按时吃。她换了衣裳，是住院那天穿的那件，洗过了，可袖口那块油渍还在。她抱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那点药，还有护士给她装的两盒牛奶。她出了病房，下了楼，出了医院大门。

外头是上午，日头挺好。街上人来人往，车来车往。她站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看了一会儿。街对面有家便利店，玻璃门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广告。再过去是一家小饭馆，里头飘出葱油味。她站了一会儿，走下台阶，往街上走。

她的手机在塑料袋底下。她摸出来，开了机。屏幕亮起来，一片片的未接、短信。有母亲打的，有弟妹打的，有几条是催款的。她翻了一下，没回。她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走。

她在城中村租了一间小屋。

月租四百五，一间房，带一个能做饭的小角。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朝北，日头照不进来。她把塑料袋搁在床上，坐下来，坐了一会儿。她从兜里摸出那点钱——出院时护士退给她的一点押金，加上她自己以前攒的，还有一百多。她把钱数了一遍，搁在枕头底下。

第二天她去街上转，找活。

转了三天，找了一份。是家房产中介的活，做销售助理。底薪不高，提成看单。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看了她一眼，问她能不能吃苦，能不能加班。她说能。他就让她第二天来上班。

上班那天，她起得很早。她洗了脸，梳了头。屋里没镜子，她在窗户的反光里照了一下。看不太清。她换了件干净的衣裳，出门去。

中介在街口，门面不大。她去了，坐在一张空桌子后头，学着接电话，登记客户信息，整理资料。她做得很慢，可做得仔细。老板没怎么管她，忙的时候让她打电话，闲的时候让她坐着。她就坐着，看窗外街上的车。

有一天傍晚，下了班，她往家走。走到半路，路过一家彩票店。店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头印着大字，说本期奖池多少多少。她站了一会儿。她摸了摸兜里。兜里是她这个月刚发的工资，一千八，还有零头。她站了一会儿，走进店里。她把那一百块零头掏出来，全买了。一张一注，买了一沓。她揣着那一沓，走出店，回了家。

开奖是三天后。

那天晚上，她在屋里，开了手机，一条一条地对。一开始几张都没有。她对着对着，忽然看到一张，号码对上了几个。她又对了一遍，把手里的票摊在桌上，一个数一个数地看。看完了，她坐了一会儿。她没喊，也没哭。她坐着，看着那张票，看了很久。然后她把那张票收进兜里，把桌上剩下的票收起来。

第二天她请了假。她去了店里，对了号，办了手续。不多，一百万出头。她站在彩票店门口，看了一会儿街。然后她转身，先去了医院，把欠费交了。

交了欠费，剩下九十几万。

她先租了一套小房子，一室一厅，朝南的。她从城中村搬出来，搬进去那天，屋里空着，她站在阳台上，看了一会儿楼下的路。然后她去上班。老板不知道她中了奖，她也没说。她照旧上班，照旧接电话，照旧登记。只是每月不再紧着过了。

半年后，她按揭了那套小房子。又过了半年，她把中介的活辞了。她换了一份更稳当的工作，在一家公司做行政。活不重，时间也规律。

日子就这么过。

后来，她遇见了那个人。

是他先搭的话。那天她加班到很晚，出了写字楼，在路边等车。一辆自行车从旁边过去，又倒了回来。骑车的人下了车，问她要不要帮忙叫车。她说不必。他又站了一会儿，说这地方晚上不好打车，不如往前走两条街。她看了他一眼。

他看着四十来岁，头发已经谢了顶，露出一片额头。脸上是风吹日晒过的深，颧骨高，眉骨也高，眉毛浓黑，眼窝微陷，睫毛又密又长。下巴上一圈短须，剃过，可没剃干净。身量宽，肩膀厚实，站在那儿，腰背挺得直。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挽到小臂上，露出一截粗壮的胳膊，胳膊内侧有一道旧疤，从手腕往上延伸，泛着淡淡的银白。

银杏看着他，站在那儿，没动。

那张脸——路灯底下，那张脸，像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从她脑子里冒出来，又沉回去。她站了一会儿。她知道自己脑子出了问题。那十一天里，她做过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有过一个这样的人，有一道疤，有一圈短须，骑一匹枣红马。她醒过来，那个人留在了梦里，出不来。

“不用。”她说。

他点了点头，没多问，把车推走了。

她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他的背影。

后来他们在同一个写字楼里又碰到过几回。

他在楼上那家公司做技术，下班常从她那边过。有一回下雨，他多带了一把伞，站在楼下等她。她出来的时候，他递过去，说“顺路”。她接了。两个人撑着伞往地铁站走，一路没怎么说话。他把伞往她这边偏，自己半个肩膀淋湿了。她看见了，没说什么。

再后来，他们在一起了。

他话不多，人稳。没问过她太多过去。她也没说。她只说，她是从外地来的，家里没什么人。他信了。

她有时候会看他，看很久。看他吃饭的样子，看他低头修东西的样子，看他胳膊上那道旧疤。那道疤在梦里见过，她知道。可她没问过他这道疤是怎么来的。他也没说。他就是他，一个秃了顶的中年男人，做技术的，不爱说话，下雨天会给别人多带一把伞。跟梦里那个人不一样。梦里的那个人，不会回来了。

他们结婚那年，她三十七。婚礼很简单，两桌人，请的是他那边几个同事，还有她这边的两个。春桃也来了。她如今是翠云阁的老板娘，穿着讲究，坐在人堆里，很显眼。她见了银杏，笑着说：“你这张脸，结婚了也还是那张脸。”银杏说：“还是我自己的。”

婚后第二年，她生了个儿子。

儿子生下来，小小一团，皱巴巴的，哭起来嗓门很大。她躺在产床上，看护士把孩子抱过来。她伸手摸了摸那孩子。温的。她看了一会儿。她想起那十一天里的一些事，想起很远的地方，很冷的风。她摸了一会儿，把手收回来。

后来他们搬去了那座城市。

他在那边找了份更好的工作。她在那边盘下了一个小店，开起了烧烤店。店名就叫“塞北烧烤”。她烤肉烤得好，调料放得实在，生意慢慢做起来。她亲自看店，亲自烤。有时候客人问她，这名字怎么来的。她说，以前去过北边。客人问，北边什么样。她说，草很多，风很大。

她烤着肉，看着店里那些吃吃喝喝的人，看了一会儿。

有一回，店里来了个客人，点了烤羊腿，吃了两口，说这味道跟别处不一样。银杏说：“我学过。”客人问：“跟谁学的。”银杏说：“忘了。”

她笑着，把烤好的串递过去。

店门外，天黑了。街上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她把最后一炉肉烤好，收工，洗了手，站在店门口，看了一会儿街。街上人来人往，车来车往。她看了一会儿，转身进去，把卷帘门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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