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二章 这笔人情是我还的

昭平二十四年十月，鹿鸣镇。

十月十九那夜落了霜。榷场西头那间耳房的门是从外头砸开的，门闩断在地上，断成两截，断口是白的，新茬。

那一夜他不在场上。他在客栈把三本账对到四更，回来的时候东边刚泛青。

门板倒着。灯砸碎了，油渗进土里，隔了一夜，只剩一点腥气。砚台翻在桌角，里头的墨结了一层皮，他用指甲挑了一下，没挑动。

少的东西只有一样。底册在门槛上，剩半本，撕口沿着册脊走，齐的。他把那半本拿起来，一页一页翻。翻到四月，往后就没了。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五个月，十一页，一页不剩。

他蹲下来捡碎纸。捡一片，凑到窗上的光里看一片。看得见的那半页都是空的。撕的人在撕以前，先把页数数清了。他心里咯噔一下——这人知道要拿哪几页，是照着册子来的。

桌子底下那只抽屉还在。钥匙挂在桌腿里侧的钉子上，钉子上落着灰，灰没动过。抽屉里压着他自己抄的那几份，一份没少。

撕的人不要抄件，要的是原本。原本上有画字。

台阶上搁着一根麻绳，一尺来长，绳头打着双回扣。场上捆料用这个结，山里赶脚的打死结。他把绳子收进袖子，没有放在桌上。

老聂是值夜的更夫，天亮以后缩在墙根底下，手里捧着半碗热水。

“几个人。”

“三个。”

“什么时候。”

“三更过。”

“你看见了。”

“我看见灯灭了。”老聂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我这一夜在场上走了七趟，砸门那阵我在东头。”

“东头离这儿多远。”

“一百来步。”

“你听见了。”

老聂不吭声。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是更夫。场上的人事，不归我管。”

沈砚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心里有数——值夜的人说“不归我管”，这扇门砸开的时候，该听见的人早被支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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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夜的原有六个人，那一夜当值的是三个。他把三个人分开问，问的是同一件事。

头一个说，三更他在料堆那边，风大，听不真。

第二个说，他听见了，没敢出去。他手里没有家什，场上的规矩也不许他在自己场里动手。

第三个是个四十来岁的脚夫，姓费。他话说得比前两个慢。

“我看见他们出来的。”他说。

“几个。”

“三个。一个在前头，两个抬着东西。”

“抬的什么。”

“不知道。用布包的。”

“往哪边走。”

“往北。”

“北边是哪里。”

姓费的看了他一眼，没有答。

“你认得他们。”

“不认得。”

“那你为什么不喊。”

“场上的人，”姓费的说，“我一个也不认得了。换得太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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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时初，骆昶来了一趟。他在门口站着，看了看地上的门板，又看了看沈砚手里那半本。

“报州里了。”他说，“场面上出这种事，照例要报。库里有底册的旧抄本，我叫人取出来，缺的几页能补。”

“补出来的是抄的。”

“抄的也是字。”

“画字那几页补不回来。”沈砚说，“补回来的纸上没有手。”

骆昶把手从袖子里抽出来，在那半本上翻了一下。

“这十一页上，”他说，“你得罪的人不少。”

“我得罪的是货。”

“货不会撕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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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时末，场上来了两辆车。

车是青布篷的。头一辆车上下来的是蒲九，第二辆车上下来的人，沈砚一个也不认得。

姜五娘最后下车。她站在车边，把手上那副布套子脱下来交给蒲九，才往场上走。

她带了二十个人。

“西门三个，换。北门两个，换。料堆两个，换。守夜的六个，换四个。”

换下来的人站在原地等念名字，念到一个走一个。守夜的那三个里，姓费的站着不动，说他还想守一夜。蒲九把他推开，说不用了。

没有人问为什么，她也没有说。

新上来的人里有几个是生面孔，靴子是新的，鞋底没沾过场上的土。他们不跟场上的人搭话，只站在门边，两个人一对。

东门那头有个卖热水的，一文一碗。沈砚买了他一碗，站着喝完，把碗还回去。

换完人，她上了验货堂前头那三级台阶。台阶底下站着三十来个人，有掌柜，有脚夫，有来看价的客商。

她先抬头看了一眼太阳。然后开始报账。

“去年腊月，白石县那本案卷的使费，八十七贯，我出的。”

“今年五月，那车料折了四百二十贯，我认的。”

“今年八月，盐行三百斗，本钱是我押的。”

“今年十月十九夜里，这间屋子的门被人砸开了。砸门的人从场上走出去，没有一个人拦。”

她报到这里停了一下。

“拦的人是我。新来的二十个，工食我出，一人一天八十文。”

台阶底下没有人说话。那三十来个人里，有一半走的是姜家的商路。

“这条路上往后出什么事，”她说，“找我。”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骆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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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昶站在堂门口，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五娘，场上换人，得报州里。”

“你报。”

“榷场三家共管。场面上动人事，照例要画字。”

“那你画。”

骆昶的袖子动了一下。他往台阶底下扫了一圈，扫到最外头那一层，看见了沈砚。

“沈判官。”他说，“你也说一句。”

沈砚手里还捏着那半本底册。

“账我记着。”他说。

姜五娘没有看他。她下了台阶，上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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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九留在场上。他手里有一卷纸，是那二十个新人的名字，一张一张发下去，发完把剩下的一截塞进袖子。

走到沈砚跟前，他从怀里又摸出一张纸，放在桌上。

“五娘说，这一笔记你名下。”

纸上写的是工食：二十人，一日一贯六百文，十日一结。

“记多久。”

“场上的门什么时候修好，什么时候止。”

蒲九走了。台阶上有个穿褐布短袄的掌柜凑过来，是八月里被他卡过一车盐的。

“沈判官，”他说，“你那一栏，往后还画不画字。”

“画。”

“那你得有人站在你后头。”

沈砚把那半本底册合上。

“我这一栏画的是货。”他说，“后头站谁，跟我这一栏没关系。”

那掌柜笑了一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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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他把抽屉里那几份抄件搬出来，照着上头留下的痕迹，一页一页往回补。补到第九页，他停下来数名字。那十一页上画过字的一共十七个人，其中十一个是姜家柜上的。

他没有往下写。他把这十七个名字抄在一张窄纸上，折成三折，夹进私账最后那一页。

私账那一页上原本只有一行字：欠，一千一百二十贯。数目底下没有日期。

这天他在这一页上添了四行。灯一盏，墨半锭，纸一束，一百零七文。工食，日一贯六百文，起十月二十。

断成两截的门闩还立在墙角。他从柴房找来半截旧门闩，比原来的短一尺，晚上顶在门后头。灯他没有点。

那半本底册他压在枕头底下。那根一尺来长的麻绳他摆在桌上，双回扣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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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以前，他回了一趟客栈，把账本交上去。

俞七娘正在柜上拨算盘。她接过那本，翻了两页，又合上。

“今天场上那笔账，”她说，“我这儿有前三条。”

“第四条是新的。”

“新的也是账。”她把算盘上的珠子抹平，“八十七贯，四百二十贯，三百斗。这三条我跟你对过。第四条我没见着钱。”

“钱她出。”

“她出，记你名下。”俞七娘把账本推回来，“你这一笔往上走，走到第三年，就是你的课绩。”

沈砚把账本收进袖子。

“我知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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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二更，骆昶一个人从场上出去。他没有提灯。

镇东头有个院子，院门上没有匾。门上的封条是新的，纸上那方印的颜色比别处的深。

他敲了三下。门开了一半，里面没有点灯，只有门房那边漏出一点光。开门的人没有露脸。

门关上以后，巷子里就剩下那一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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