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六十三章 有人在城下哭

永通十年三月，临潢南。

城下的人是初二那天聚起来的。头一天二十来个，第二天八十几。到第三天早上，南墙外那片空地上站了两百来人。他们不是来闹的。他们带了东西：口袋、簸箕、破木盆，还有几个孩子。孩子们蹲在墙根底下，把地上那点去年的干菜叶捡起来。

哭声是从早饭后起的。起先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坐在城根底下。她怀里抱着一只空口袋，一边摇一边哭。她哭的不是燕主，她哭的是粮。旧燕的仓有三处，最大的一处在城北。北面的兵退的时候自己点了它，烧了两天两夜。城里的官仓只剩南面一小座，里头三成是陈粟，两成是麦，剩下的空着。

到午后，两百来人的哭声成一片。声音不高，像潮水贴着墙走。守南门的兵站在门洞里，谁也没有拦，也没有出声。有一个兵把自己的干粮掰了一半，从门缝递出去。旁边的老都头看了他一眼，他把手收回来了。

第二天辰时，沈砚到了南墙。

他先到的是城门洞旁边的仓院。仓院的门锁着，锁是新的，钥匙在城守那里。他让人把三座仓一间一间打开，走进去，用一根木杆往粟堆里插。

插到第三下，杆子上带出来的粟里有细末，他捏了一点放在手掌上搓。

“底下返潮。”他说，“先出底下这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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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粮的规矩，是当天午后在墙上贴出来的。纸是官纸，写了两张，一张贴在门洞左边，一张贴在里头巷口。

规矩一共四条。第一条：按户发。第二条：一天一发，一升一户一日。口多的按口加，大人一升，七岁以下半升。第三条：无籍的人先记名，记了名就发，名记在城南那一本上。第四条：不发粮的只有两种。一种是手里有三个月以上存粮的铺户，一种是手里有粮不肯报的。

墙下有人念。念的人是城里原先官署的一个老书手。他念得慢，念一条停一下，等底下的人跟上一句。

念到第四条，人群里有人问了一句。

“怎么知道我家有没有存粮。”

“报。”老书手说，“自己报。报了来查，查出来多了不罚，罚的是报了假。”

他念完把纸边抹平，用一块石头压住下沿。

第一天发粮是初四。发粮的地点设在仓院前头那道石阶上。门前摆了两张案，三只斗，一杆秤。斗是新发的，秤是从行辕抬来的。发粮的时候有人站在旁边校秤，一天校三回。

初四发了四百二十七户，一千六百多口。

初五发粮的时候，沈砚站在石阶最上一级。他不说话，也不动手，看着。他看的是三样：斗的平不平，人的队有多长，领完的人往哪边走。

他看见一个老妇人把领来的粟装在袖子里。装完袖子鼓起来，走路的时候用手托着。她走到巷口没有回家，往西拐，拐进一条小街。

他让人跟了一段。那人回来报：西头小街上有一间铺子，铺门半开，门口放一只斗。那老妇人进去，斗里的粟倒了一半出来，换了两张纸。

“什么纸。”

“纸是铺子自己画的条子。”那人说，“上头写的是半升，凭这个条子，明天能换回四两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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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七那天队伍短了。

头三天站在墙上往下看，那道队从石阶排到巷口的拐弯，二百来步。初五排到一百五十步。初七只排了六十步。

来的人也变了。头三天来的是女人、孩子、老头。初七来的多数是男人，背着口袋，领完就走得快，走的时候不往仓院那头看。

沈砚在初七的午后让人查。

查的不是人，是粮。他让石朵把三天的发粮册子摆开，一本对一本，看同一个名字发了几回。册子上有户名，有口数，有日子，有领粮人的指印。指印按在名字后头，按得很实。

石朵对到第三遍，抬起头。

“有八十一户，三天都是同一个指印。”

“名字是同一个吗。”

“不是。”石朵说，“有十一个户名不是。指印是同一个。”

“还有别的。”

“有十七户，报的口数前后不一。头一天报三口，第二天报五口，第三天报六口。”

沈砚把这一页折了一道角。他没有让人去抓那八十一户。

“查粮往哪儿去了。”

“往西。”石朵说，“领了粮出了门往西走的人，三天里有二百三十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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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八午后，两个书手在西头那条小街上蹲了半日。

那条街上有七间铺。三间是布铺，两间是杂货，一间是药铺。还有一间门面不大，门口挂着一块木牌。牌上写的是一个杂货的行名，字是新漆的。漆底下压着一层旧字，没刮干净，露着半个。

铺子里摆着斗、秤、口袋、麻绳。柜上有一本簿子，簿子是新的。

蹲到申时，他们看见进去的人一共十四个，出来的时候手里都空着。进去的时候手里有东西。

当天夜里，书手把铺子后头那间屋的窗纸按开了一条缝。屋里摆着九只麻袋，袋口扎着，袋上盖着一块旧席。席角翻起来的地方，袋子上有一个戳，戳是圆的，朱色，只剩半边。

第二天早上，沈砚在仓院里看那个戳。

戳是拓下来的，拓在一张薄纸上。圆戳，中间两个字，字被磨过一半，能看清的那半边是官署的公字。戳的外圈上有一道残缺，缺在右下。

“这不是军仓的戳。”城守说，“军仓的戳是方的。”

“也不是南面官署的。”韩知古派来的人说，“官署的戳上月收了，还没有发下去。”

“那是谁的。”

沈砚把那张薄纸翻过来，对着日头看，看了三息，心里一凛，把纸放下。

“是我进城那天封门的戳。”他说，“那天封了十七间铺子，都是北面贵裔的。封条是我让人写的，戳是我自己的私记。新朝的官印还没有铸出来，仓促之间，封门用的就是我的名。”

“那个戳在哪儿。”

“在我腰上挂了十九天。”他说，“进城的第二天我就让人收进箱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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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条册子是当天午后抬来的。

册子记的是封门那一日的情形。哪条街，哪一间，铺主姓名，封条几道，封的人是谁。一共十七行。沈砚一行一行看过去。

第八行写的是西头小街三十一号，铺主姓名是两个字。原来做的是杂货，封条三道，封的人写的是他手下那个书手的名字。

“封的人是他。”沈砚说，“戳是谁盖的。”

“是我。”那个书手站在案前，两只手垂着，“那天相公办仓，让我把封条写出来。戳是相公交给我盖的。一共盖了十七张。”

“那一家的封条呢。”

“第二天早上不见了。”书手说，“我去看过，门上的封条连纸带戳都撕了，门开着，里头的东西没动。”

“你为什么不报。”

“我不敢。”书手说，“铺子是北面贵裔的。那时候内城还在北面手里，我怕报了以后有人来问，问到我身上。”

“铺子是北面贵裔的。”沈砚说，“他这半个月收的是南面官仓发出去的粮。”

他把那张拓了半边的戳纸拿起来，折了两折，折成一小块，塞进自己怀里。他把腰上那个装私记的皮袋解下来，放在案上，往城守那边推了推。

“收进去。”他说，“往后行辕发东西，用官印。官印没铸出来之前，用南面官署的旧印。我的名不再用了。”

“那间铺子怎么办。”城守问。

“不封。”沈砚说，“明天早上在墙上再贴一张纸。从明天起，发粮不发到人手里，发到粮铺。城南设三处粮铺，铺里派人守着，粮价按官价，一斤少两文。铺子里的斗和秤，明早抬到仓院来校。”

城守走了。仓院里剩下几张案，案上摆着当天的粮册。

沈砚把西头那间铺子的那一行从封条册子上折了一道角，折得很轻。然后把它压在自己那本旧账的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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