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替身

复盘是在干净屋做的，因为白象酒店的房间太小，墙上贴不下那么多纸。

奎因买了六卷牛皮纸，一卷十米，用胶带贴在铁皮墙上，从东墙一直贴到北墙。沈砺用一支黑色记号笔，在纸上画时间线。时间线从三月二日开始，到三月十四日结束，一共十三天。每一条竖线是一个事件，每一个事件下面写着三样东西：时间、地点、谁给的。

他写得很慢，写到第十一条的时候停下来，退后三步，看整张纸。

“看出来了。”他说，“这十三个事件，有九个是别人给我们的。”

“哪九个。”薇拉问。

“K-17的位置，是别人给的；巡逻时间表，是别人给的；桥上有检查站，是克莱尔给的；吴迪拉周三十点来砖窑，是那个‘钟表匠’给的。”沈砺用笔尖点了四下，“剩下四个，是我们自己撞上的：门上那张纸，储物柜那张纸条，桥上那两枪，还有通风口里那只耳麦。”

他把笔帽扣上，转过身来。

“别人给我们的，全都对。我们自己撞上的，全都是坏消息。”他说，“这不是运气。一个人可以运气好，也可以运气坏，但没有人能一连九天，好九次坏四次，还刚好把坏的那四次排在后面。这是节奏，是有人在控制松紧。”

薇拉没有说话。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写完抬头：“那你打算怎么办。”

“先弄清这张图上，哪一个点是我自己走上去的。”

＊　　＊　　＊

八千公里外，兰利。

凯恩的办公室里有一块白板，白板上有四十七个节点，节点之间连着线。他站在白板前面，手里拿着一支蓝色的笔，正在画同一张图。

同样的十三个日子，同样的事件，同样的顺序。

区别只在于中心点。沈砺的图，中心是昆帕那条没有名字的红土路；凯恩的图，中心是白宫战情室地下三层那间没有窗的房间。同一张图，两个原点，所以看起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沈砺的图上，他是一次次被人牵着走的执行者；在凯恩的图上，他是一条流水线上的第七个工序。

凯恩画完最后一根线，退后一步看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板擦，把其中一个节点擦掉了。

那个节点上写着：越南，二〇一九，第四附录。

擦干净以后，他在空出来的位置写了两个字：可用。

写完他把笔放下，走到桌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内线。

“白板上的东西，谁都不要拍。”他说。

＊　　＊　　＊

孩子是上午十点来的，站在干净屋的卷帘门外面，一动不动。

门是从里面锁的，卷帘门拉到底，只留了一条缝。孩子就站在那条缝前面，隔着缝往里看。他没有敲门，也没有喊，他只是站着，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站得很直。

沈砺拉开门的时候，孩子往后退了一步，但没有跑。

他穿着那件校服。白衬衫，蓝裤子，白衬衫洗得发灰，胸前的口袋上绣着一行小字，蓝线绣的，已经有一点脱线。

沈砺蹲下去，看清了那行字：苏菲·陈诊所，诺空老城，免费门诊。

孩子的右手里拿着一顶帽子。黑色的棒球帽，帽檐上有一道灰。

“你的。”孩子说。

沈砺把帽子接过来。帽子被压过，形状有点扁，帽檐内侧那个绣出来的六边形还能摸到，针脚很密。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跟着车。”孩子说，“昨天那辆。你们走的时候，车后面掉了一个东西。”

厂房里没有人动。汤米在角落里放下手里的扳手，扳手碰到地面，发出很轻的一声。

“什么东西。”沈砺问。

“一个黑色的盒子。”孩子用手比了一下，“这么大，上面有一个红按钮。”

“你把那个盒子怎么了。”

“我埋了。”孩子说，“埋在窑后面的土里，埋了这么深。”他把手张到最大，“我怕是炸弹。”

“为什么怕是炸弹。”

“因为炸弹都有一个红按钮。”孩子说，“电视里都这样。红按钮一按，就炸了。”

沈砺看着他。

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在一座砖窑里，看见一个带红按钮的黑盒子，第一反应不是拿回家，也不是拿去卖，是把它埋起来。这个反应比任何训练出来的反应都正确。

“你叫什么。”他问。

“貌埃。”

“你怎么来的。”

“走来的。”孩子说，“走了四个小时。”

“你认识路？”

“不认识。”孩子说，“我跟着车辙。车辙在土上是两条线，中间有一道浅的，那是排气管滴下来的油。”

沈砺低头看了一眼他的鞋。那双白球鞋已经脏了，鞋面上一层红土，鞋底磨掉了一层白边，右脚的鞋头有一道很深的折痕。四个小时，走的是野地。

“你为什么来。”

孩子抬起头。他十一岁，脸上有一层灰，灰下面是很黑的皮肤，眼睛很亮。

“我妈妈说，把东西还给人家，人家才会再来。”他说。

＊　　＊　　＊

十万公里外，圣地亚哥。

沈安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她坐的位置是左边第二级，那里有一块砖是松的，坐上去会晃。

她坐了一个小时。

她等的人不会来。她知道他不会来，因为妈妈说过，爸爸这次要去很久，久到可能要等到放暑假。但她还是坐着。

她手里拿着一根冰棍，冰棍化了，糖水顺着手腕流到胳膊肘，滴在裙子上。她没有吃，也没有扔。

她在数路过的车。数到第十七辆的时候，那辆车在她家门口慢了下来。

灰色的，车窗贴了膜。

车没有停，也没有开走，就那样慢慢地过去，然后加速，在下一个路口右转。

沈安看着车尾，看了大概十秒。然后她站起来，回屋，把冰棍扔进垃圾桶，在水池边洗手。

她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出声。

她妈妈在厨房里问她要不要吃晚饭，她说要。

＊　　＊　　＊

“吴迪拉三个月前做过心脏手术。”薇拉把电脑转过来，“这是他的医疗记录，曼塔那军方医院，去年十二月。手术名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也就是搭桥。”

“搭桥之后多久能下地。”

“快的七天，慢的一个月。”薇拉说，“但他有一个情况。术前检查发现他的主动脉上有一个瘤，直径四点二公分。这个尺寸，一般医生不建议手术，风险太大。他们做了，说明当时很急——急到他必须赌一次。”

“赌赢了。”

“赌赢了。”薇拉说，“但代价是术后必须卧床至少六周。六周之内，他不能坐车颠簸，不能上台阶，更不能去一个满地是灰的砖窑。”

沈砺看着屏幕上那张病历。病历的右上角有一个红章，章上写着“已归档”。

“所以砖窑那个人，从第一天起就不可能是他。”

“不可能。”薇拉说，“但我们的情报说得很准：‘他每周三上午十点来。’这句话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曾经是真的——三个月前是真的，现在不是。”

“一条真情报，配一个错的日期。”

“对。”薇拉说，“这是最贵的一种假情报。因为它是真的，只是过期了。”

＊　　＊　　＊

“奎因。”

“在。”

“情报来源。”

“我说过了，不能透露。”

“我不问他叫什么。”沈砺走过去，站在他面前，“我问你，你见过他几次。”

奎因把手里那杯凉掉的咖啡放下。

“四次。”

“在哪儿。”

“不一样的地方。第一次在诺空机场的吸烟室，第二次在昆帕的一间茶馆，第三次在那条红土路上——他坐在一辆车里，没有下来。第四次是在这儿，前天晚上。”

“他长什么样。”

“我没见过他的脸。”奎因说，“他每次都坐在背光的位置，而且他习惯戴帽子。帽子压得很低，你能看见他的下巴，看不见眼睛。”

“你为什么不查他。”

“因为查他的人，都死了。”奎因说，“二〇二一年，项目部派了一个人去核这条线的底，那个人叫哈里斯。他在马尼拉落地，第三天在酒店房间里被发现，死因是心脏病。他四十一岁，体检报告是三个月前的，一切正常。”

沈砺伸出手。

“你的文件夹。”

“什么。”

“你手上那个。”沈砺说，“从进这个厂房开始，你一直拿着它。坐下的时候放在膝盖上，站起来的时候夹在腋下。你没打开过，但也没有放下过。”

奎因看了他两秒，把文件夹递过来。

里面是四张纸：情报摘要、行动授权、时间表，还有一个没有字的信封。信封里是一张便条，蓝色钢笔写的，字很小，只有四个字母：KANE。

＊　　＊　　＊

“为什么给我看。”沈砺问。

“因为你已经猜到了。”奎因说，“我瞒一个已经猜到的人，只会让他开始怀疑我。我不如给他看，让他去怀疑那个名字。”

“你什么时候知道是他的。”

“第二次。”奎因说，“他给我的时间表里有一个细节——他标了‘换班：02:37’。这个时间只有看过NIA排班表的人才知道，而NIA的排班表从二〇一九年以后就没有更新过，因为它被列进了‘非必要系统’。”

“凯恩看过。”

“凯恩设计的。”奎因说，“他把‘必要性’的定义改了一遍，从那以后，所有跟核授权有关的表都变成了非必要系统——非必要，所以不更新；不更新，所以只有设计它的人还记得里面的数字。”

沈砺把便条放回信封。

“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是想让我做什么。”

“我想让你知道，你查的方向是对的。”奎因说，“但你知道得越多，你能活着离开的时间就越短。这是同一件事的两面，我没办法只给你一面。”

＊　　＊　　＊

拉赫曼是下午来的，带来两个消息。

第一个消息：吴迪拉和提拉育是连襟。

“不是亲姐妹，是同一个村子里的堂姐妹。”他说，“按我们的规矩，这也算连襟。”

“他们关系好不好。”

“不好。十年前为了水打过一次。”拉赫曼说，“提拉育的村子在上游，吴迪拉的村子在下游。上游修了一个坝，下游就没水。吴迪拉派人把坝炸了，炸坝的人被抓了三个，都是提拉育的人。那三个人在监狱里待了四个月，出来以后一个死了，一个失踪，一个去了南边。”

“现在呢。”

“现在他们是一家人。”拉赫曼说，“因为选举。”

他把一张纸放在桌上，手写的，十二个名字。

“下个月大选的候选人。名义上十二个，实际上两个：巴颂，和吴迪拉。”

“吴迪拉参选？”

“他昨天登记的。登记的理由是‘人民的要求’。”拉赫曼说，“昨天有两千个人去市政厅请愿。这两千个人，每人领了五百块和一顿饭。请愿书上按了手印，手印用红印泥，一人一个，按得很整齐。”

沈砺看着那十二个名字。吴迪拉的名字在第九位，因为按字母排。

“一个被人暗杀没死成的人，会不会当选。”

“会。”拉赫曼说，“而且不是因为同情。是因为他证明了另一件事——有人想杀他，说明他重要。在我们这儿，‘有人想杀他’就是最好的竞选广告。”

＊　　＊　　＊

第二个消息：砖窑那件事，官方定案了。

“恐怖袭击。四名武装分子试图暗杀一位爱国者。一名被击毙，三名在逃。”

“被击毙的那个。”

“身份不明。”拉赫曼说，“尸体已经火化。”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按规定，身份不明的尸体要等七十二小时。他们没有等。”

“谁签的字。”

“没有人签字。火葬场说是‘家属认领’，家属是谁，没有登记。”拉赫曼停了一下，“还有一件事。我们内部通报里有一张照片。”

他把手机递过来。

照片上是三个人的合成像。第一个是方脸，第二个瘦高，第三个戴眼镜。三个人都长得不像沈砺。

但第三个人的眉毛，很像他。

“通报上说，这三个人是‘东亚面孔，说英语，使用美制装备’。”拉赫曼说，“这张图做得很好。好到会让看见的人觉得‘就是他’，也会让认识你的人觉得‘不是他’。”

“这是给谁看的。”

“给不认识你的人看的。”拉赫曼说。

＊　　＊　　＊

薇拉是在当天晚上发现服务器的问题的。

“所有报告。”她说，“从三月二日到今天，我们交的每一份，都在另一个地方有备份。”

“公司的服务器。”

“不是。是一个私人服务器，租的，在阿灵顿，月付，不是年付。付款方式是一张预付卡，卡是现金买的。”她把屏幕转过来，“上面还有别的东西。十一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是一个人的名字。”

“里面是什么。”

“第一个是科瓦尔斯基的医疗记录，从二〇一四年到去年，每一次体检。第二个是阿黛尔在哈尔科夫的行程，具体到每一天住在哪个酒店。”薇拉的手指停在触控板上，“第三个是你。”

“我。”

“二〇一九年三月，白沙瓦。四十七张照片，一份弹道报告，一份证人陈述。”她说，“证人陈述的签名是奎因。”

沈砺看着那个文件夹的名字——RUST，用的是他自己的代号。

“还有一件事。”薇拉说，“这个服务器上有一个日志，记录谁看过这些文件。日志里有一个IP，是白宫。”

“白宫。”

“白宫的访客网络。”薇拉说，“访客网络，说明有人不用自己的账号，用访客的。”

＊　　＊　　＊

阿黛尔把一份报告摊在桌上。

是她自己写的，手写，字很小，写了三页。

“替身的尸检。”她说，“我做了四个小时。拉赫曼让我进的停尸房，用的是他签的‘身份待查’。”

“死因。”

“颈动脉。一刀，跟我教你的一样。”她说，“但有三处对不上。”

“说。”

“第一，他的牙齿。右边第二颗门牙是活动假牙，用两个金属卡扣固定。这种假牙在本地很常见，一颗三百块，牙医诊所当天就能做。但做这颗牙的人，用的是德国产的卡扣，一对的价格是三百块的三倍。”

“说明什么。”

“说明有人愿意为一个替身花一千二百块，做一颗别人看不见的牙。”阿黛尔说，“做假牙的人不会为了好看花这个钱，他花钱是因为这颗牙必须能取下来。取下来干什么？为了和别人合影的时候，牙齿看起来不一样。”

“第二。”

“第二，他的右手食指内侧有一道茧。这道茧的位置是扣扳机的位置，但形状不对——真正的枪茧是斜的，他这个是横的，是握笔磨出来的，或者是打算盘。”

“账房的手。”

“对。”阿黛尔说，“他会写字，而且写很多字。一个替身，不需要会写字。”

“第三。”

“第三，”她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他的脚。两只脚的脚底都有一层很厚的茧，位置在脚掌前部和大脚趾下面。这种茧，是常年赤脚走路的人才会有的。吴迪拉五十八岁，从二十岁起就穿鞋。”

沈砺看着那三行字。

“他不是一个演员。”他说。

“他不是一个演员。”阿黛尔说，“他是一个长得像吴迪拉的人，被养了六年，穿上了吴迪拉的衣服，坐上了吴迪拉的车。他不会用枪，他会写字。他不穿鞋走路，他穿西装拍照。”

“那他知不知道自己是替身。”

“他知道。”阿黛尔说，“最后那句话，他不是猜的。他是准备好了要说的。”

＊　　＊　　＊

“这个局是这么搭的。”沈砺在牛皮纸上画了一个圈，“第一层，他们需要我们杀一个人，杀得越干净越好。第二层，他们要的是一个能被拍下来的现场：血、尸体、枪声。第三层，他们要的是我们的身份——美制装备，英语，东亚面孔。”

“为什么是东亚面孔。”汤米问。

“因为这可以让这件事有两种说法。”沈砺说，“对内，是‘外国杀手暗杀民族英雄’；对外，是‘美国派人来杀一个不听话的军阀’。两种说法都需要亚洲人演，都需要我们在场。”

“那如果我们的情报是假的，为什么还要我们来。”

“因为我们是真的。”沈砺说，“假情报配真执行者，这件事才可信。如果我们是一群雇来的演员，NIA一查就查出来了。我们是真的承包商，有合同，有税务记录，有飞行记录。这才是最难解释的部分。”

奎因在角落里开口了。

“你漏了一层。”

“哪一层。”

“第四层。”奎因说，“他们还需要一个人，在事后告诉他们，我们发现了。因为一个没有发现的执行者，是安全的；一个发现了却什么也做不了的执行者，才是可用的。”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今天早上量出来的那两个角度，迟早会到我这儿来。”奎因说，“我现在知道了。我知道以后，会往上报。往上报，就是回到那个人手里。他要的就是这个：他要看你在知道以后，会怎么做。”

沈砺放下笔。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做一件他想不到的事。”奎因说。

＊　　＊　　＊

孩子没有走。

沈砺让他坐一会儿，他不坐，就站在门口。后来汤米给了他一块巧克力，他接了，但没有吃，揣在口袋里。

“你回去要四个小时。”沈砺说，“天黑了。”

“我认得路。”孩子说，“车辙还在。”

“你家里人不担心？”

“我妈妈说我去上工。”孩子说，“上工可以晚回来。”

沈砺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拿起车钥匙。

“我送你。”

车开到村口就停了，因为再往里是土路，车进不去。孩子下车，站在路边。

“你还有事。”沈砺说。这不是问句。

孩子低头看自己的鞋。

“砖窑后面那片土，”他说，“我埋东西的时候，还埋了别的。”

“什么。”

“四个人。”孩子说。

沈砺的手停在车门上。

“什么人。”

“大人。”孩子说，“三个人穿的是那种没有袖子的衣服，就是你们穿的那种。一个穿的是白衬衫。”

“什么时候埋的。”

“上个月。”孩子说，“来了一辆车，晚上。他们把人抬下来，抬到窑后面。我看见了，我在窑里翻砖，从窑口能看见外面。”

“他们看见你了吗。”

“没有。”孩子说，“窑里黑。”

“你为什么埋他们。”

“不是我埋的。”孩子说，“是他们埋的。我只是看见。他们埋得浅，狗会刨。后来我又盖了一层土。”

沈砺蹲下去，跟孩子平视。

“你带我去。”

＊　　＊　　＊

砖窑后面那片地，是一块空地。

空地上有一层薄土，土是新翻过的，颜色比旁边的深。孩子指了四个位置，用脚在地上画了四个圈。

沈砺用手挖了三十公分，摸到了东西。

是布。

布是黑色的，很硬，是那种作战服被血浸透、干掉以后变硬的样子。

他没有继续挖。他把土推回去，压实，然后在旁边找了一块石头，压在土上。

“这件事，你跟谁说过。”

“没有人。”

“你妈妈知道吗。”

“不知道。”

“不要说。”沈砺说，“谁问都不要说。包括穿警服的。”

孩子看着他。

“为什么。”

“因为埋他们的人，可能就穿警服。”

＊　　＊　　＊

凌晨一点，林嘉树出去了。

他没有说去哪儿。沈砺在二楼的窗户里看见他走出去，走得不快，沿着厂房外面的土路往西，走到路口停下来，点了一根烟。

他没有抽。他只是点着，让烟自己烧。

三分钟以后，一辆车从西边过来，停在他旁边。车上下来一个女人，四十岁上下，穿一件深色的长外套，头发扎起来。她走路的姿势很直，是受过训练的那种直——肩膀不动，只有腿在动。

两个人站在路灯下面说话，说了大概四分钟。

女人递给他一个东西，很薄，像一张纸，或者一个信封。林嘉树接过去，放进内侧口袋。

然后女人上车，走了。林嘉树站在原地，把那根烟抽完了。

抽完他把烟头踩灭，捡起来，扔进路边的垃圾桶。

沈砺在窗户后面看着这个动作。

一个把烟头捡起来扔进垃圾桶的人，要么是极度守规矩，要么是在检查自己留下了什么。

＊　　＊　　＊

林嘉树回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四十。

他推门进来，看见沈砺坐在桌边，就停了一下。

“你还没睡。”

“等你。”

林嘉树把外套脱下来，挂在椅背上。外套的内侧口袋是空的——沈砺看得见那个口袋的形状，是平的。

“那个女人是谁。”沈砺问。

“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一个在使馆工作的朋友。”林嘉树说，“她给我送一份文件。”

“什么文件。”

“一份签证申请表。”林嘉树说，“我三个月前申请的，一直没批。她帮我催了一下。”

“批了吗。”

“批了。”

沈砺看着他。

“你要走。”

“我没说要走。”林嘉树说，“我只是把该办的手续办好。你不觉得这种时候，手里有一张能走的东西比较安心吗。”

“她叫什么。”

“这个不重要。”

“她叫什么。”

林嘉树沉默了一下。

“素。”他说，“她叫素。她姐姐在若开做医生。”

沈砺把这三个字记住。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记。他后来才知道，这三个字在十几天以后会变成一条线索，一条通到一间诊所、一堵墙、一张合影的线索。

＊　　＊　　＊

凌晨两点，沈砺给女儿打电话。

电话响了四声，第五声的时候被接了。

“喂。”

不是沈安的声音，也不是他前妻的声音。是一个成年人的呼吸声，很轻，间隔均匀。

沈砺没有说话。对方也没有说话。

两个人隔着电话听了大约十秒。

“安安。”他说。

没有回答。

“安安，如果你在听，”他说，“你眨一下眼睛，让我听见。”

这句话没有意义。他知道这句话没有意义——电话不会传递眨眼。但他还是说了。

那头传来一个很轻的声音。不是呼吸，是手指碰到话筒的声音。

然后电话断了。

沈砺拿着手机，在黑暗里坐了十分钟。

十分钟里他做了一件事：他把这个电话的号码抄在一张纸上，然后写下时间，精确到秒。他知道这个记录以后可能没用。他还是记了。

＊　　＊　　＊

早上六点，沈砺回酒店拿东西。

他进洗手间的时候看见了镜子。

镜子上有字。不是口红，不是笔，是牙膏。白色的牙膏挤在镜面上，用手指抹开，一笔一划。字是英文，写得很慢，每个字母都很大：

三个签名，第三个是你。

沈砺站在镜子前面，看了很久。

他先做的事不是擦掉它，是看它。

他看这三个单词的间距——间距很均匀，说明写字的人手很稳；他看“YOU”那个字母的收笔——收笔往上挑，说明写的人习惯用右手，而且写得很快；他看牙膏的干湿——边缘已经结了一层薄壳，中间还湿着。

写上去不超过二十分钟。

也就是说，这个人二十分钟前还在这间房间里。

他走到门口，蹲下去看门锁。门锁没有被撬的痕迹，是用钥匙开的。这把钥匙只有两把，一把在他身上，一把在前台。

他下楼，问前台。

前台的小伙子十九岁，正在看手机。他说他六点才上班，前一班的人已经走了。

沈砺回到房间，用毛巾把镜子擦干净。

擦到一半，他停下来。

因为镜子上还有一层东西，在牙膏下面。是水汽——有人在这面镜子上呵过一口气，写了字，等它干掉，再写牙膏。

他弯下腰，从侧面看那面镜子。

干掉的水汽留下了一个很浅的轮廓。那个轮廓不是“三个签名，第三个是你”。

是另外几个字，被牙膏盖住了。

他退回去，用手指把剩下的牙膏一点点擦掉，然后打开热水，让浴室充满蒸汽。

镜子重新雾了。

那些旧的字迹，慢慢地浮了出来。

不是英文，是中文。四个字，写得比上面的牙膏字更小，更轻，像是写完以后又用袖子擦过一遍。

沈砺凑近看。

四个字是：

别签第三。

他站在浴室里，水还在流，蒸汽一层一层往上扑，把那四个字一会儿显出来，一会儿盖掉。

他伸手把热水关了。

镜子上的字在三秒之内消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

他站在那儿，想了想，然后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重新打开热水，等镜子再雾起来，然后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

照片是模糊的，只有四个字的轮廓。

他把照片存进一个新建的文件夹，文件夹的名字他用了一个字母：B。

然后他把手机放下，翻开行动日志。

日志是硬皮的本子，A5，每一页印着日期和格子。他写日志的方式很笨：写时间，写地点，写谁在场，写看见了什么。不写判断，不写想法。

他翻到三月十五日。

笔悬在纸上，停了很久。

然后他做了一件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把笔放下，合上本子。

那一页是空的。

他后来查过那份日志。四十七天以后，那一页被人撕掉了，撕口很新，纸的边缘还是毛的。撕的人只撕了一页，而那一页上除了日期，什么都没有。

一个人不会去撕一页空纸。

除非他知道，那一页本来是空的。

而知道那一页本来是空的，只有两个人：写字的人，和看着他合上本子的人。

那天晚上，干净屋里一共七个人。

加上后来那个孩子，一共八个。今晚，多出来的那一个，不在这间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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