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雇人

拉赫曼约他见面的地方是一个修车铺。

不是他自己的。是他一个朋友的。铺子在城北，靠近旧货市场，门口挂着一条褪色的横幅：修摩托车、发电机、水泵。

铺子里堆着七台摩托车，三台拆开的发电机，一台水泵。地上有油，油上有一层灰，灰上有一串脚印。

拉赫曼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面前是一台拆开的摩托车发动机。他手上戴着棉纱手套，手指上全是机油。

沈砺进去的时候，他没有抬头。

“坐。”他说。

沈砺在旁边另一张小板凳上坐下。

拉赫曼继续拆。

他拆的是一个化油器。他把化油器从发动机上取下来，放在一块白布上，然后用一把小螺丝刀，把四个螺丝一个一个拧下来。

拧下来的螺丝，他摆在白布上，摆成一个正方形。

四个螺丝，四个角。

“这台车是什么毛病。”沈砺问。

“怠速不稳。”拉赫曼说，“车主说，一停车就熄火。”

“什么原因。”

“进气漏。”拉赫曼说，“这个垫片老化了，漏气。漏一点气，混合比就稀，怠速就低，一停就熄。”

他把旧垫片取下来，放在手心看了一眼。

“垫片一块钱。”他说，“换一块，车就好了。但车主不知道是垫片的问题。他会以为是发动机坏了，会去换一台发动机。换一台发动机要八十块。”

他把旧垫片扔进一个铁盒里。

“这就是我这份工作。”他说，“每天都在告诉别人，是垫片坏了，不是发动机坏了。但大部分人不信。他们愿意花八十块换发动机，不愿意花一块钱换垫片。因为换发动机听起来像在解决问题，换垫片听起来像在凑合。”

＊　　＊　　＊

他把化油器装好，装上新的垫片，然后拧紧四个螺丝。

拧螺丝的时候，他用的是扭力扳手，拧到规定的扭矩，然后再回半圈。

“你拧螺丝很讲究。”沈砺说。

“因为螺丝是有力矩的。”拉赫曼说，“太紧了，螺纹会滑；太松了，会漏。规定是十二牛米，我就拧十二牛米。”

他把发动机装回车上，踩了三下启动杆。

发动机响了。

怠速很稳。

他听了一会儿，然后把车熄了火。

“好了。”他说。

＊　　＊　　＊

他把手套脱下来，放在白布上。

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串念珠。

念珠是木头的，三十三颗，珠子被摸得发亮。

他开始数。

一颗，一颗，一颗。

“你知道我为什么见你。”他说。

“不知道。”

“因为你在电线杆上写了三个字。”拉赫曼说，“一个被通缉的人，在一个城市的电线杆上写‘我回来了’，这个人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疯了，一种是他有把握。”

“你觉得我是哪一种。”

“我觉得你是第二种。”拉赫曼说，“因为疯的人不会用铅笔。铅笔可以擦。”

＊　　＊　　＊

“你要什么。”沈砺问。

“我要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拉赫曼说。

“问。”

“三月三十日那天晚上，你们六个人上了飞机。”拉赫曼说，“飞机上有一个老人，五十二岁，白头发，脸上有疤。他叫什么。”

“科瓦尔斯基。”

“他现在在哪儿。”

沈砺没有立刻回答。

“我不知道。”他说。

“你不知道。”

“我们上飞机的时候，他留在码头上。”沈砺说，“他说他要留下，让对方的狙击手不敢开枪。飞机起飞以后，我没有再见过他。”

“你没有回头。”

“我回头了。”沈砺说，“我看见码头上有一次火光。之后就没有了。”

拉赫曼把念珠停下来。

“四月一日，码头东边那栋楼的五层，有人发现了一具尸体。”他说，“男性，三十岁上下，头部中弹。枪是***，口径七点六二。”

“那不是他。”

“不是他。”拉赫曼说，“那具尸体是对方的狙击手。”

他把念珠重新拿起来。

“四月二日，有人在码头的系缆桩旁边发现了一摊血，还有一颗弹壳。弹壳是七点六二，铜的，底火上有偏心。”

沈砺的手指动了一下。

“他的枪。”他说。

“他的枪。”拉赫曼说，“但人没有找到。没有尸体，没有血迹拖行的痕迹，没有下水。”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他被带走了。”拉赫曼说，“而且带走他的人，不想让他死。”

＊　　＊　　＊

沈砺沉默了。

“你告诉我这个，是要什么。”

“我要你记住一件事。”拉赫曼说，“你欠那个老人的。你欠他，不是因为你不救他，是因为你没有回去找他。”

“我回去就会死。”

“对。”拉赫曼说，“所以你要记住这种欠。一个人心里有欠，做事就会有分寸。”

＊　　＊　　＊

“现在说交易。”拉赫曼说。

他把念珠收进口袋。

“你要在诺空做事，需要三样东西：一个身份，一条通道，一个能替你说话的人。这三样我都能给你。”

“价钱。”

“我不要钱。”

沈砺看着他。

“你要什么。”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拉赫曼说，“事成之后，你走，别再回来。”

“就这个。”

“就这个。”

“为什么。”

拉赫曼站起来，走到铺子门口，看着外面的街。

“因为你们这种人，来一次，这个城市就多一批尸体。”他说，“一九九八年，你们来了一次，死了十九个人。二〇一九年，你们来了一次，死了十一个。今年三月，你们来了一次，死了七个。”

他转过身。

“我不亲美。”他说，“我只是讨厌尸体。”

＊　　＊　　＊

“在你答应之前，我要你先做一件事。”拉赫曼说。

“什么事。”

“找四个人。”

他从怀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沈砺。

信封里是四张照片，四份复印件。

“二〇二三年三月，诺空大学有四个学生失踪。”他说，“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年龄十九到二十二。专业都是地质。”

沈砺把照片一张一张看过去。

第一个，男孩，戴眼镜，笑的时候露出牙套。

第二个，女孩，头发很短，眼睛很大。

第三个，男孩，很壮，照片里穿着一件篮球背心。

第四个，女孩，脸圆，手里拿着一本书。

“最后一次看见他们，是三月六日。”拉赫曼说，“他们在学校的门口上了一个中巴车。中巴车是白色的，没有牌照。”

“报案了吗。”

“报了。”拉赫曼说，“报案的第二天，学校说他们是自己走的，因为成绩不好。第三天，学校把他们的宿舍清理了。第四天，他们的家长被告知，孩子已经退学。”

“家长信了吗。”

“两个信了，两个没信。”拉赫曼说，“没信的两个，一个去了首都上访，被拘留了十五天；一个在半年以后死了，交通事故。”

＊　　＊　　＊

“你查了三年。”

“三年。”拉赫曼说，“我查到的最后一条线索，是一个招工点。”

“什么招工点。”

“城西，一个铁皮棚。”拉赫曼说，“棚子上写着‘鲸骨岛深水港项目招工’。他们在那里登记，登记完，人就被拉走了。”

“那个棚子还在吗。”

“拆了。”拉赫曼说，“去年五月拆的。拆的时候，是一台推土机推的，推了二十分钟。”

“推之前，里面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拉赫曼说，“他们把东西搬走了，搬了两天。搬完才推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着。”拉赫曼说，“我在对面的茶铺里坐了两天。”

＊　　＊　　＊

沈砺把四张照片收起来。

“我查。”他说。

“多久。”

“三天。”

“好。”拉赫曼说，“三天以后，还是这里。”

他走到门口。

“还有一件事。”他说，“你查的时候，不要用你原来的办法。”

“什么办法。”

“你们那种办法。”拉赫曼说，“查一个人，就去翻他的档案，找他的记录，追他的钱。你们的办法很快，但你们的办法会留下痕迹。”

“你的办法是什么。”

“我的办法是问人。”拉赫曼说，“这个城市里，每一件事都有一个人知道。你只要找到那个人，问他。”

“怎么找。”

“从最小的东西开始找。”拉赫曼说，“不要问‘那四个人去哪儿了’，没有人会回答这个。你要问‘那辆中巴车的司机是谁’，‘那辆车的座套是什么颜色’，‘开车的人抽什么烟’。”

他顿了一下。

“大事没有人说，小事所有人都说。”他说。

＊　　＊　　＊

那天晚上，拉赫曼叫他去家里吃饭。

家在东区，一栋两层的房子，砖墙，院子里种着两棵芒果，树下拴着一条狗。

“把鞋脱了。”拉赫曼说。

屋里铺着草席，一张矮桌，桌上已经摆好了菜：一锅鱼汤，一盘炸鱼，一盘青菜，一碟辣酱，一盆米饭。

五个人坐在桌边。

拉赫曼的妻子，四十多岁，戴着头巾，一直在厨房和桌子之间走。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最小，十岁，坐在最边上，一直在看他。

“还有两个呢。”沈砺问。

“老大在曼谷念书。”拉赫曼说，“老二在警察学校。剩下这三个，在家吃饭。”

他盛了一碗汤，推到沈砺面前。

“吃。”他说，“在我家吃饭，不谈事。”

＊　　＊　　＊

饭吃了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里，拉赫曼问了沈砺三个问题。

第一个：“你会游泳吗。”

“会。”

第二个：“你怕水吗。”

“不怕。”

第三个：“你有没有孩子。”

沈砺停了一下。

“有。”他说，“一个女儿。十二岁。”

拉赫曼点点头，没有再问。

他的小女儿在这个时候插了一句：“她叫什么。”

“沈安。”

“她喜欢什么。”

“糖。”沈砺说，“她收集糖纸。”

女孩笑了一下。

“我也收集。”她说，“我收集了一百二十七张。”

她跑进屋里，拿出一个本子，翻开给沈砺看。

本子上贴满了糖纸，一张一张，压得很平。

“这张是薄荷的。”她指着一张绿色的，“这张是榴莲的，很难吃，但纸好看。”

沈砺看了很久。

“我女儿的本子，也是这样的。”他说。

＊　　＊　　＊

吃完饭，拉赫曼带他上楼。

楼上有一个小房间，是他的书房。

书房很小，三面墙都是书架，书架上不是书，是文件夹。文件夹按年份排，从一九八六年到二〇二六年。

书桌后面有一块墙，墙上挂着一个镜框。

镜框里是一张纸。

纸已经黄了，边缘脆，纸上有折痕，是被人折起来放在口袋里带过的。

那是一张通缉令。

通缉令的抬头是手写的，字很粗：

通缉

巴颂·哈欣　男　三十四岁　陆军上校

罪行：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七日，于诺空大学开枪杀害学生一人，伤三人。

知情者请举报。举报有奖。

举报人：诺空警察局　拉赫曼·优素福

下面有一个手写的日期：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日。

＊　　＊　　＊

沈砺看着那张纸。

“这是你自己印的。”

“我自己印的。”拉赫曼说，“印了四十张。用的是警察局的油印机，晚上十一点印的，印完我自己贴。贴了十三条街。”

“你为什么印这个。”

“因为我报案，上面不受理。”拉赫曼说，“我写了三份报告，三份都被退回来，退回的理由是‘证据不足’。第三份退回来的时候，我的上司在上面写了一行字：‘这个人你抓不了。’”

“后来呢。”

“后来我自己去抓。”拉赫曼说，“我带了三个人，在他家门口等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出来了，我给他戴上手铐。”

“抓到了。”

“抓到了。”拉赫曼说，“抓了六个小时。六个小时以后，上面来了电话，让我放人。”

“你放了吗。”

“我放了。”拉赫曼说，“因为电话是我父亲打的。我父亲那时候还在，他说，你放人，不然你明天就脱警服。我说，脱就脱。他说，你脱了警服，你五个孩子吃什么。”

他停了一下。

“我那时候只有两个孩子。”

＊　　＊　　＊

“后来呢。”

“后来我被停职两年。”拉赫曼说，“两年里我修摩托车。两年以后，上面的人换了，我又回去了。那个上校调走了，调到北边。”

“巴颂·哈欣。”

“巴颂·哈欣。”拉赫曼说，“现在是 SPDC 的**。”

沈砺看着那张通缉令。

“你留着它。”

“我留着它，不是为了记住我勇敢。”拉赫曼说，“我留着它，是为了记住我做了一次没有用的事。”

“没有用。”

“没有用。”拉赫曼说，“我抓了他六个小时，贴了四十张纸，写了三份报告。结果他升了，我停了两年。那个死掉的学生，叫貌季，二十岁，学的是化学。他母亲现在还活着，住在城北，我每个月去看她一次。”

“她认得你吗。”

“认得。”拉赫曼说，“她每次见我都说一句话：‘你抓到人了吗。’”

他顿了一下。

“我说没有。她说，那你下次再来。”

＊　　＊　　＊

“三十八年了。”沈砺说。

“三十八年。”拉赫曼说，“三十八年里，我抓过四百多个人。真正该抓的，我一个也没抓到。”

他把镜框扶正。

“所以我现在做的事，跟三十八年前不一样了。”他说，“三十八年前我想抓人。现在我只想让这个城市少几具尸体。”

＊　　＊　　＊

第二天早上，沈砺在他家吃的早饭。

早饭是粥和咸鱼。

拉赫曼的妻子在厨房里忙，三个孩子在上学之前排队洗手。

沈砺坐在桌边，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

一共一万二千美元，用橡皮筋捆着，分成十二捆。

他开始数。

一捆，一捆，一捆。

数到第七捆的时候，拉赫曼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念珠。

他在桌子的另一头坐下，开始数念珠。

一颗，一颗，一颗。

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一个数钱，一个数珠子。

数钱的声音是纸的声音。数珠子的声音是木头碰木头的声音。

两个声音都不快。

＊　　＊　　＊

沈砺数完了。

“一万二。”他说。

“我不要钱。”

“我知道。”沈砺说，“这是我自己的钱。我要用它做别的事，先数一遍，看看够不够。”

“够吗。”

“不够。”沈砺说，“差得多。”

拉赫曼把念珠放下。

“你要做什么事。”

“我要买一条船，一台发动机，一批药，还有一张通行证。”沈砺说，“我还要付四个人的工钱，一个人一个月三百。这些加起来，一个月要四千。”

“一万二够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呢。”

“三个月以后，你要么做成了，要么死了。”拉赫曼说，“做成了，你不需要钱。死了，你也不需要钱。”

他把念珠重新拿起来。

“你们这种人，算账都算得很清楚。”他说，“但你们算的都是三个月。我们这种人，算的是三十年。”

“三十年怎么算。”

“三十年是这样算的。”拉赫曼说，“我今年五十五。我再干十年，退休。退休以后，我还能活二十年。二十年里，我的五个孩子会结婚，会有孩子。我的孙子会有七个到十个。”

他抬起头。

“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让那七到十个孩子，在一个不用害怕的城里长大。这个账，要算三十年。”

＊　　＊　　＊

＊　　＊　　＊

沈砺用了两天。

第一天，他去了诺空大学。

学校在城北，一片一九六几年的建筑，红砖，四层，窗户很小。地质系在最后面的一栋楼，楼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地质与矿业工程系”。

牌子下面有一行小字：本系与鲸骨岛深水港项目建立实习合作

沈砺在楼下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去了学校的门卫室。

门卫室里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正在听收音机。

沈砺在他旁边坐下。

“师傅。”他说，“二〇二三年三月，这里有没有一辆白色的中巴车来接过人。”

老人把收音机的声音关小。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是其中一个学生的舅舅。”

老人看了他一眼。

“你是第四个来的。”他说。

“前三个是谁。”

“一个是那孩子的妈，一个是记者，还有一个是警察。”老人说，“警察来了两次，第二次带了一台相机。”

“他们问出什么了吗。”

“没有。”老人说，“因为那辆车不是从大门进来的。”

＊　　＊　　＊

“从哪儿进来的。”

“从后门。”老人说，“学校的后门通着一条巷子，巷子出去是一条街。那辆车停在巷子里，学生从后门出去，上车，车就走了。”

“门卫不拦吗。”

“后门没有门卫。”老人说，“后门只有一道铁栅栏，锁早就坏了。”

“你怎么知道他们从后门走。”

“因为我看见了。”老人说，“那天我值夜班，早上六点半下班。下班以后，我骑自行车从后门出去。我看见四个人站在巷子里，还有一辆白车。”

“你记得车吗。”

“记得。”老人说，“白色的，中巴，车身上有一道蓝条。车牌是外地的，开头是‘甲’。”

“开车的人呢。”

“一个年轻人。”老人说，“二十多岁，很瘦，穿一件黑T恤。他在车下面抽烟，抽的烟是红色的牌子，叫‘双喜’。”

＊　　＊　　＊

第二天上午，薇拉打来电话。

“铁砧岛。”她说，“二〇二三年三月，矿上有一笔支出，名目是‘劳务’，金额四万七千美元，收款方是一个空壳公司，注册在维京群岛。”

“多少人。”

“按矿上的工价，一个人一天十二美元。”薇拉说，“四万七，除以十二，再除以三十天，是一百三十个人一个月。”

“或者四十七个人三个月。”

“或者四个学生和一个接收人。”薇拉说。

沈砺没有说话。

“还有一件事。”薇拉说，“矿上的医疗记录。二〇二三年四月，他们采购了一批抗疟药，用量是五十人份。”

“矿上有多少工人。”

“一百八十。”薇拉说，“一百八十个人的矿，买五十人份的抗疟药。这五十人份，是给另外一批人的。”

“那批人不在矿上。”

“那批人在矿上，但不在工人名册上。”薇拉说，“他们住在西边的工棚。西边工棚的电，是从十四号库接过来的。”

“十四号库。”

“十四号库。”薇拉说，“一九九八年建的那个。”

＊　　＊　　＊

沈砺用一张不记名的电话卡，打了一个号码。

号码是卷一的时候，一个矿上的司机留给他的。

电话响了七声。

“谁。”

“我找老温。”

“你打错了。”

“我没打错。”沈砺说，“二零二三年三月，你拉过四个人，从码头到西工棚。你车上放的是水泥袋子，袋子底下是四个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

“你是谁。”

“我不说名字。”沈砺说，“我只问你一件事。那四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沉默了很久。

“走了。”司机说。

“什么时候走的。”

“住了十一天。”司机说，“第十一天晚上，来了一辆卡车，把他们拉走了。”

“拉去哪儿。”

“不知道。”司机说，“但卡车是往北开的。北边只有一个地方有码头，就是圣母礁。”

“你看见他们上车了吗。”

“看见了。”司机说，“四个人，还有一个老师。”

“老师。”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的。”司机说，“戴眼镜，一路上不说话。他手腕上有一道疤，很长，从手腕到肘。”

沈砺的手指停在手机边上。

“他叫什么。”

“不知道。”司机说，“那四个人叫他陈老师。”

＊　　＊　　＊

沈砺把电话挂了。

他坐在茶铺里，看着桌上的五张照片。

四个学生。

一个渔民的儿子。

一个叫陈老师的男人。

六个人，一辆车，一个矿，一条往北开的路。

他忽然想起苏菲说过的一句话：我父亲三年前失踪了。二〇二三年三月九日。

三月九日。

学生上车是三月六日。

陈明礼失踪是三月九日。

中间隔了三天。

三天，足够一个人从诺空到铁砧岛，再回来。

或者足够一个人从诺空到铁砧岛，然后不回来。

＊　　＊　　＊

第二天下午，他回到城里，找了七家烟摊。

第七家烟摊的老板说，“双喜”这个牌子，一个月卖不出三包。

“谁买。”

“工地的人买。”老板说，“码头那边的工地。”

“哪个工地。”

“苏拉群岛的。”老板说，“他们每个月来一次，一次买十条。”

“来的人长什么样。”

“瘦。”老板说，“二十多岁，穿黑衣服，说话很轻。”

“他叫什么。”

“不知道。”老板说，“但他每次来，都会买一样东西。”

“什么。”

“糖。”老板说，“他买一种水果糖，一小袋，五毛钱。他说是给小孩的。”

＊　　＊　　＊

沈砺在烟摊对面的茶铺里坐了六个小时。

第六个小时，那个年轻人来了。

他很瘦，穿黑T恤，二十四五岁，走路的时候左脚有一点拖。他买了一包双喜，然后买了一小袋水果糖。

沈砺跟着他。

跟了三条街。

年轻人走到一个巷子口，停下来，回过头。

“你跟了我三条街。”他说。

“是。”

“你是谁。”

“我姓沈。”

年轻人的表情变了。

他往后退了一步，手伸到腰后面。

“别动。”沈砺说。

“你要什么。”

“我要问四个人的事。”沈砺说，“二〇二三年三月六日，诺空大学后门，一辆白色中巴，四个学生。开车的人是你。”

年轻人的手停在腰后面。

“我不认识什么学生。”

“你认识。”沈砺说，“你抽双喜，你买水果糖。你左脚拖着走，因为你二零二一年在码头上被一根钢筋砸过脚背。”

年轻人的脸白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你走路的时候，在数你的步幅。”沈砺说，“你左步比右步短四公分。四公分的差，只有一种伤能造成：脚背的骨折，愈合以后，脚背的筋膜短了一截。”

他往前走了一步。

“现在我问你，那四个人在哪儿。”

＊　　＊　　＊

年轻人跑了。

他跑得很快，跑进巷子，左拐，跳过一道矮墙。

沈砺没有追。

他站在原地，看着那道墙。

然后他转过身，走了。

走了一百米，他停下来，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薇拉。”

“在。”

“城西，福安巷，第三个路口。”他说，“刚才有一个人从这里跑过去，穿黑T恤，二十四五岁，左脚拖着走。他跑进了一条巷子，巷子尽头有一道矮墙。”

“你要我做什么。”

“我要这条巷子所有的摄像头。”沈砺说，“过去三十分钟的。”

“三十分钟的摄像头，一共有十一个。”薇拉说，“我拿到了。”

“看他把东西扔在哪儿。”

“你怎么知道他会扔东西。”

“因为他刚才把手伸到腰后面。”沈砺说，“他腰后面有东西，但他没有拔出来。他不拔，说明那东西不能让人看见。他要跑，就会先把那东西扔掉。”

三分钟以后，薇拉的电话回来了。

“第七个摄像头。”她说，“他在巷子的垃圾桶旁边停了两秒。”

“垃圾桶。”

“绿色的，两个并排。”薇拉说，“他扔在左边那个。”

＊　　＊　　＊

沈砺在垃圾桶里找到了一把钥匙。

钥匙是银色的，很小，齿是单排的，钥匙柄上刻着一个数字。

十四。

不是门钥匙。门钥匙的柄是平的，这把柄是圆的，圆柄的钥匙，一般是挂锁的。

沈砺把钥匙放进口袋。

他回到茶铺，坐下来，要了一杯茶。

然后他拿出那四张照片，一张一张摆在桌上。

四个学生。

第一个戴牙套，第二个头发短，第三个壮，第四个脸圆。

他把四张照片排成一排，然后从口袋里拿出另一张照片。

老周的儿子，周海，站在一堵水泥墙前面。

他把这五张照片摆在一起。

五个人。

四个学生，一个渔民的儿子。

他们都上了同一辆车。或者不是同一辆车，但是同一种车，去同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需要招地质系的学生，也需要招渔民的儿子。

地质系的学生，会看岩层、会取样、会画剖面图。

渔民的儿子，会游泳、会开船、会认水。

一个地方同时需要这两种人，说明那个地方要做的，不只是修东西。

那个地方要做的，是勘探和运输。

＊　　＊　　＊

第三天，沈砺回到修车铺。

拉赫曼还在修东西。这次是一台水泵。

沈砺坐下来，把五张照片摆在白布上。

拉赫曼看了一眼。

“第五个是谁。”

“鲸骨岛一个渔民的儿子。”沈砺说，“去年十二月被招去修码头，一个月前失联。”

拉赫曼把水泵放下。

“你查到什么。”

“查到一条线。”沈砺说，“招工点在城西，铁皮棚，挂的是鲸骨岛港区的牌子。登记的人被白色中巴拉走，车从学校后门进，从巷子出。开车的年轻人抽双喜，买水果糖。”

“然后呢。”

“然后这条线断了。”沈砺说，“因为车是假的，人是假的，牌子是借的。”

“那你查到什么。”

“查到一个数字。”沈砺说。

他把那把钥匙放在白布上。

“十四。”

＊　　＊　　＊

拉赫曼看着那把钥匙。

“这是什么。”

“不知道。”沈砺说，“但我知道这一带什么地方用挂锁，而且锁上会写数字。”

“什么地方。”

“矿上的工具房。”沈砺说，“铁砧岛的矿，工具房一共二十个，每个门上有一把挂锁，锁上刻着编号。编号是从一到二十。”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父亲量过。”沈砺说，“他把工具房的位置、尺寸、锁的编号都写下来了。”

拉赫曼把钥匙拿起来，翻过来，看背面。

背面有一道划痕，划成一个十字。

“这不是工具房的钥匙。”他说。

“那是什么。”

“这是矿上炸药库的钥匙。”拉赫曼说，“铁砧岛有两个炸药库，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西库的门是十四号。”

他把钥匙放下来。

“十四号库，一九九八年建的。”他说，“建了以后，从来没有换过锁。”

＊　　＊　　＊

“这四个学生，在铁砧岛的矿上。”沈砺说。

“在。”拉赫曼说。

“三年了。”

“三年了。”拉赫曼说，“如果他们还活着。”

＊　　＊　　＊

他把念珠从口袋里拿出来，开始数。

一颗，一颗，一颗。

沈砺看着他数。

数到第三十三颗，拉赫曼停下来。

“我有一件事没有告诉你。”他说。

“什么事。”

“那四个学生失踪的时候，有一份名单。”拉赫曼说，“招工点登记用的名单，一共五个人。”

“五个。”

“五个。”拉赫曼说，“前四个是学生，第五个不是。”

“第五个是谁。”

拉赫曼从怀里拿出一张纸。

纸是复印的，边缘不齐，上面的字是手写的，写得很潦草。

他指着最下面一行。

那一行只有两个字：

接收：沈培。

＊　　＊　　＊

沈砺看着那两个字。

“接收。”

“接收。”拉赫曼说，“招工点的规矩是，每送一批人，都要有一个接收人签字。签了字，这批人就算交出去了，出了事，跟招工点无关。”

“这个签字是我父亲的名字。”

“是你父亲的名字。”拉赫曼说，“字迹我也比对过。跟他一九九八年在白鹭项目上签的字，是同一只手。”

沈砺把那张纸拿起来，对着光看。

纸上的墨是黑的，笔画很重，收笔的时候往右下带了一下。

他认得这个习惯。

他父亲写字，所有的横，收笔都往右下带。

“三年来，我一直在等一个人来解释这两个字。”拉赫曼说。

他把念珠收进口袋。

“现在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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