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财权归一：十年新政的民生答卷

光绪三十六年，春正月。

北京城里的老槐树刚冒出嫩绿色的新芽，整个城市还沉浸在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余温里，内阁的明发上谕就正式传遍了全国的每一个行省：盛宣怀因年老体衰，正式向内阁递交辞呈，请求辞去大清银行总办的职务，朝廷念其创办大清银行、统一全国币制的十年大功，下旨赏他太子少保衔，准予致仕，由原大清银行第一副行长叶景葵接任总办职务，全面主持大清银行的日常工作，继续推进全国金融统一与中央财政巩固的后续改革。

同一天，两届内阁总理任期已满的张謇，正式向国会递交辞呈，卸下担任了整整十年的内阁总理行政职务。康有为从国会顾问的岗位上正式退休，朝廷下旨改任张謇为国会总顾问，不需要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只需要在国家重大立法、财政决策的关键时刻，以自己二十年的改革经验为国会提供最高级别的咨询意见，这是整个大清国历史上，第一个非皇室汉人身份的“国事总顾问”，一时之间全国士林交口称赞。

新的内阁总理人选的公布，更是让整个国家沸腾了：满洲开明派大员端方，正式接任内阁总理职务。消息传开之后，从上海总商会到天津工商联合会，从各地新式学堂的学生群体，到同盟会的公开机关报，几乎全国所有的政治派别、所有的社会阶层，全部发出通电表示支持，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端方作为当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在地方任职的十几年里，办新式学堂、办警察、办实业、整顿吏治，从来没有过贪腐的名声，就连最激进的同盟会报纸，都公开评价他是“满洲大员中第一开明有为之士”，由他来接张謇的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人不服气。

新的内阁班子随之正式落地：同盟党核心领袖蔡元培，正式出任教育部部长，打破了过去重要部堂长官全部由立宪派和旧官僚垄断的惯例。同时在北京同时挂牌成立帝国文科大学和帝国理工学院，陈独秀被任命为帝国文科大学校长，何育杰出任帝国理工学院校长，两所大学全部面向全国平等招生，不分民族、不分出身、不分贫富，只要考试通过，全部免除学费，政府按月发放生活费，为国家培养最顶尖的文科与理工科人才。

全国公务员考试制度同步全面落地，新组建的国家公务员局正式对外办公，制度明文写入《公务员法》：国家公务员局的副局长岗位，必须至少有一名由参政党党员出任，从制度层面保障不同政治群体的参政通道，杜绝一党垄断人事权的可能。全新的国家工商局正式挂牌成立，从中央到省、到府、到县，四级工商管理体系全部搭建完成，专门负责规范全国所有公私企业的经营管理，从市场准入、质量监管、反不正当竞争，到打击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全部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彻底终结了过去商业领域无人监管、奸商横行的混乱局面。

大清银行与国家金融管理局同步发布新的金融监管条例，把全国所有的官银钱号、私人钱庄，全部纳入统一监管体系，严禁任何地方政府、任何私人私自发行纸币，全国的货币发行权100%收归中央。延续了几十年的地方财政各自为政、财权分散的混乱局面，在十年新政的第十个年头，终于被彻底终结。十年改革打下的所有核心成果——内阁责任制度、国会选举制度、新式科举选官体系、全民义务教育体系、重商主义经济改革，全部稳稳扎下了深根，再也没有人能撼动。

已经走到人生晚年的张謇，和北京商务局里一个刚入职两年的年轻小公务员李默，从两个完全不同的阶层视角，亲眼见证了这十年天翻地覆的改革历程，亲手摸到了这场巨大变革，落到每一个普通人日子里的真实温度。

前内阁总理、现任国会总顾问张謇的视角

我叫张謇，今年六十一岁，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万寿恩科的状元，当年殿试的时候，我在考卷上写“富民强国，首在实业”，被光绪帝亲笔点为第一甲第一名。那时候我站在紫禁城的金銮殿上，看着底下乌泱泱的文武百官，心里想的只是，我作为新科状元，要为这个国家做一点实事。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多年之后，我会以一个状元的身份，放弃翰林院的清贵位置，跑到南通老家去办纱厂，最后还当上了这个国家第一届责任内阁的总理。

我年轻的时候，亲眼见过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代表朝廷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场景，台湾被割让，两亿两白银的赔款压在四万万老百姓的头上，平均每个人头上要摊半两银子。我站在京城的街头，看着从辽东前线撤下来的残兵败将，看着街上流离失所的难民，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国家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要是再不变法，再不改革，不出三十年，整个国家就会像印度一样，彻底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我们的子子孙孙，全部要给洋人当奴隶。

庚子国变那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我正在南通筹办大生纱厂，听到京城陷落的消息，一口鲜血吐在纱厂的地基图纸上。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就算拼上我这条老命，我也要靠自己的双手，办出中国人自己的近代工业，让这个国家再也不会因为工业落后，被洋人随便欺负。最开始办大生纱厂的时候，我手里只有两万两启动资金，没有机器，没有厂房，没有熟练工人，我顶着数九寒天，在上海的街头到处借钱，跑了整整三个月，受尽了白眼，最后才凑齐了买纺纱机的钱。纱厂开工的那天，第一缕棉纱从纺纱机里吐出来的时候，我站在厂房里，眼泪顺着脸往下流，我知道，中国的第一家民营近代纱厂，终于在南通的土地上，立起来了。

那时候我总觉得，我能管好一个纱厂，能管好南通一县的新政，就已经是我这辈子能做到的极限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光绪二十六年的冬天，朝廷的特使坐着轮船来到南通，给我送来了圣旨，召我即刻进京，主持全国新政改革，任命我为第一届责任内阁的总理。我跪在码头上接完圣旨，看着江面上滚滚的长江水，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我知道，我肩上扛起来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大生纱厂的命运，不再是南通一个县的命运，是整个四万万人大清国的命运。

我刚到京城上任的时候，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已经烂到了骨子里。全国各省的财政，全部被各地督抚把持着，中央能收上来的钱，每年不到八千万两白银，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乱七八糟，墨西哥鹰洋、英国贸易银元、日本龙洋，还有全国各地几十家官银钱号私自铸造的成色不足的龙洋，甚至还有地方政府私自印刷的毫无准备金的纸币，老百姓出去买东西，口袋里要带着好几个小铜秤，专门称量银子的成色，稍微不注意，就会被假银元骗走全部的血汗钱。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发行的纸币，在全国市场上自由流通，整个国家的金融主权，几乎全部捏在洋人的手里。

我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全力支持盛宣怀创办大清银行，把全国的货币发行权，从地方督抚、外国银行手里，彻底收回到中央政府的手里。这个决策刚提出来，就遭到了东南八个省督抚的集体反对，他们联名给朝廷上书，说把财权全部收归中央，地方的新政就没有钱办了，甚至放出话来，要是朝廷强行推行财政统一，他们就要像当年东南互保那样，和中央分庭抗礼。

我没有动怒，也没有调动军队去威胁他们，而是带着国会财政委员会的二十多个委员，坐着轮船从天津出发，一路南下，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走遍了东南八个省的每一个督抚衙门，和每一个封疆大吏，面对面坐下来谈判。我跟他们一笔一笔算账：中央把关税、盐税、货币发行权收走，每年给地方返还的财政经费，比他们自己收税的时候，至少多三成，而且中央统一发行的国债，给地方的新政建设提供低息贷款，修铁路、办学堂、建工厂，全部有中央财政兜底，根本不用地方自己发愁钱的问题。

整整三个月的唇枪舌剑，最后所有的督抚，全部在《中央地方分税协定》上签了字。延续了几十年的地方财政割据，没有放一枪一炮，没有发生任何内乱，就在和平谈判里，被彻底理顺了。我至今还记得，最后一个签字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放下手里的毛笔，拍着我的肩膀说：“张香涛我当了一辈子封疆大吏，从来没有服过几个人，你张謇这一次，是真的为这个国家做了一件千秋万代的大好事。”

这十年里，我主持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破产法》《商人通例》《专利法》，用一整套完整的近代商事法律体系，给全国所有的商人、所有的新式企业保驾护航。我亲眼看着全国的新式工厂，从我刚上任的时候不到一百家，发展到现在的三千七百多家，从纺纱厂、面粉厂，到钢铁厂、兵工厂、造船厂，中国人自己的近代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一步步搭建了起来。我亲眼看着京汉铁路、京张铁路、京热铁路、沪宁铁路一条一条修通，全国铁路总里程从十年前的不到一千公里，突破到现在的一万两千公里，钢铁做的巨龙，爬过山川河流，把整个国家的经济血脉，全部打通。

我主持推行新式科举改革，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旧科举，彻底改造成了面向全社会选拔实用人才的新式国家考试体系。考试不再考八股文，而是考算术、地理、物理、法律、行政管理，不管你是佃农的儿子，工人的儿子，还是商人的儿子，只要你能通过考试，就可以进入政府当官，为国家做事。十年下来，全国通过新式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公务员，超过了两万人，其中出身底层普通百姓家庭的，占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过去那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旧官场格局，被彻底打碎了。

我当了两届内阁总理，整整十年，我没有给自己家里谋过一分钱的私利。我的大生纱厂，十年里没有拿到过政府的一分钱补贴，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殊优待，完全靠着市场竞争，一步步从两万纱锭，扩张到现在的十五万纱锭，成了全国最大的民营纺织企业。很多人劝我，利用手里的权力，给大生纱厂批几块靠近煤矿的地，给几笔低息的政策性贷款，我全部拒绝了。我跟他们说，我张謇当这个内阁总理，是为了给全中国的商人立规矩，不是为了给自己家的工厂谋好处，我要是自己先破了规矩，以后整个新政的公信力，就全部垮了。

卸任内阁总理的那天，我最后一次走进内阁总理的办公室，把桌子上的官印，亲手交到端方的手里。端方穿着一身崭新的内阁总理官服，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说：“张公十年辛苦，为这个国家打下了铁桶一样的基础，我端方以后，一定顺着你铺好的路，踏踏实实往前走，绝对不会辜负全国老百姓的期望。”我握着他的手，跟他说：“午桥，你是满洲大员，我是汉人状元，我们两个人，不分满汉，不分出身，心里装着的，都是这个国家的四万万老百姓，我把这个国家交到你手里，我放心。”

现在我当了国会总顾问，不用再每天处理堆积如山的行政文件，不用再熬夜批各地的紧急奏章，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国会的图书馆里，翻看着全国各地送上来的立法草案，给新的法案提修改意见。有空的时候，我就坐着火车，去全国各地走一走，看看我十年前亲手种下的改革种子，现在长成了什么样子。上个月我回南通老家，以前我刚办大生纱厂的时候，门口那条烂泥路，下雨的时候满脚都是泥，现在全部修成了平整的柏油马路，有轨电车从南通城的中心，一直开到纱厂的门口。大生纱厂的新厂房里，几千个年轻的女工，穿着干净的工作服，在纺纱机边上有条不紊地工作，她们每个月能拿到五块银元的薪水，比以前在地里种庄稼的收入，高了五倍。

我去南通师范学校参观，教室里坐满了十二三岁的孩子，男孩子女孩子各占一半，琅琅的读书声从窗户里飘出来。我年轻的时候，整个南通连一所新式小学都没有，女孩子根本没有读书的机会，现在南通境内，每一个县都有至少三所新式小学，所有的孩子，全部免费入学，政府给他们提供课本和笔墨。我站在教室的窗户外面，看着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眼泪顺着脸往下流。我张謇活了六十一岁，年轻时候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现在全部变成了真的。

昨天我去帝国文科大学和帝国理工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讲话，陈独秀和何育杰两个人，站在我的身边，身后是几千个从全国各地考来的年轻大学生。陈独秀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布长衫，跟我说，帝国文科大学要培养的，不是过去那种摇头晃脑写八股文的旧文人，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新思想、新文化的新青年。何育杰穿着一身西装，跟我说，帝国理工学院要在十年之内，培养出中国自己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再也不用全部依赖外国的技术人员。我看着这些站在朝阳底下的年轻人，心里就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拼了十年打下来的改革基础，有人稳稳当当地接过去了。这个国家以后的日子，肯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能想象到的，还要好上十倍。

我这一辈子，考中过状元，办过工厂，当过内阁总理，现在当了国会总顾问。我没有什么遗憾了。我用自己的一辈子，亲眼看到了这个古老的国家，从崩溃的边缘一步步走出来，一步步走向富强。就算我明天闭上眼睛死了，我也可以坦然地去见列祖列宗，我没有辜负这个时代，没有辜负四万万老百姓对我的期望。

北京商务局年轻小公务员李默的视角

我叫李默，今年二十二，北京城里普通市民家的儿子，我爹以前是前门大街上的老铁匠，从十六岁开始就在打铁铺里抡锤子，抡了整整三十年，手上的老茧厚得像盔甲，一锤子下去，能把一块烧红的铁板砸出一个深深的坑。我娘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在家里给人缝补衣裳，赚点零碎的铜板补贴家用。我小时候家里穷，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白米饭，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口肉。

我七岁那年，正好赶上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洋兵闯进我们家的小院，把我爹打铁赚来的三两银子全部抢走，还把我爹打了一枪托，躺在炕上半个月爬不起来。我亲眼看见街上的洋兵，随便开枪打死过路的老百姓，看见前门大街的店铺被大火烧得一片狼藉，那时候我就攥紧小拳头，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书，长大了让咱们的国家再也不会被洋人随便欺负。

我十岁那年，新政开始了，我们家胡同口办起了新式的扫盲夜校，不收一分钱学费，我每天晚上干完家里的活，就跑去夜校跟着老师认字，学算术。我爹每天打铁赚来的铜板，一个一个攒起来，供我去新式小学读书。我知道我爹赚钱不容易，读书特别用功，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名，从小学读到中学，从来没有让家里花过一分钱的额外学费。

两年前，国家第一届全国统一公务员考试正式开考，北京地区有两千多个年轻人报名，争夺工商局北京分局的二十个基层岗位。我在考场上，一笔一划答完了所有的题目，从国文、算术、法律，到工商管理条例，每一道题我都提前准备了半年。最后放榜的时候，我以总分第十八名的成绩，成功考上了公务员。放榜那天，我爹拿着录取通知书，在打铁铺门口放了整整一挂一千响的鞭炮，整条胡同的街坊邻居全部过来道喜，我爹端着粗瓷大碗，给每个人递烧酒，笑得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他跟所有人说，我一个打铁的粗人，儿子居然考上国家的公务员，这在以前的旧社会，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穿着崭新的藏青色公务员制服，去北京商务局报到的第一天，局里的老科长跟我说，以前的大清朝衙门，进人全部靠关系，靠银子，没有后台的普通老百姓，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绝对不可能进衙门当差。有一次一个乡下的秀才，文章写得再好，因为没有给衙门的差役塞银子，连报名参加吏员考试的资格都拿不到。现在新政了，公务员考试全靠分数说话，没有后门，没有人情，没有民族出身的限制，只要你本事够大，你就能进政府，给老百姓做事。

我刚进局里的时候，跟着在工商局干了十年的王科长当徒弟，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出门，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城里的大街小巷，检查每一家粮店、绸缎庄、杂货铺的经营情况。我刚上班的第三天，就跟着王科长去前门大街检查，查到一家开了十几年的老粮店，往大米里面掺细沙子，一斤米里面掺二两沙子，老百姓买回去，十粒米里面有三粒沙子，根本没法下嘴。以前遇到这种事，最多就是罚个几两银子，打老板几个板子，第二天他照样开门做生意。现在按照新颁布的《工商管理条例》，我们当场查封了他的粮店，把老板移交到警察局，关上三个月，罚没他全部的非法所得，还把他的名字和违法事实，用大大的白纸写出来，贴在粮店的大门上，让全北京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人是坑害老百姓的奸商，以后谁都别去他店里买东西。

从那之后，北京城里所有的粮店，全部老老实实，再也没有人敢往大米里面掺沙子。我跟着王科长跑了三个月，把北京城里上千家商铺全部排查了一遍，查封了二十七家卖假冒伪劣商品的黑店，处罚了四十多个坑蒙拐骗的奸商，北京市场上的风气，一天比一天好。有一次我在大栅栏巡逻，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他活了七十岁，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世道，买东西再也不用担心被人坑，被人骗，工商局的小公务员，真的是为我们老百姓做主。我听完之后，心里暖乎乎的，觉得自己每天跑断腿，累得浑身散架，全部都是值得的。

上个月我去大栅栏的绸缎庄检查，查到一家开在黄金地段的绸缎庄，把从外国进口的劣质洋布，用化学染料染成杭州丝绸的样子，贴上杭州老字号的商标，以三倍的价格卖给从外地来的客商，半年时间里，骗了二十多个外地商人，总金额超过了两千块银元。我们当场查封了他的店铺，按照新的《公司法》，直接吊销了他的营业执照，把老板移交司法机关，判了两年监禁，还把他的所有违法事实，登在北京所有的报纸上，全北京城的老百姓，全部都知道了这件事。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家绸缎庄，敢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

我在执法的过程中，还遇到过说情的。有一次我们查到一家卖假药的药铺，把草根磨成粉，冒充珍贵的人参，卖给得了重病的老百姓，很多人吃了之后，病情反而加重。药铺老板的远房舅舅，是以前军机处的一个退休老章京，托人找到我，塞给我五百块银元的银票，让我网开一面，把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场就把银票退了回去，跟他说，我是国家的公务员，拿的是老百姓给的薪饷，绝对不能坑害老百姓，你就算给我五千块银元，这个案子，我也必须依法办到底。最后我们按照法律规定，查封了这家药铺，把假药全部当众销毁，把老板送进了监狱。这件事传出去之后，全局的同事全部给我竖大拇指，说我硬气，没有给公务员这个身份丢脸。

上个月我跟着局领导，一起去大清银行的总行参观。以前我爹年轻的时候，做买卖收到的银元，十块里面有三块是假的，用铁片镀上一层银皮，外面看起来和真银元一模一样，扔在地上声音不对，老百姓稍不注意，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就打了水漂。现在大清银行发行的统一“龙洋”，成色足，重量标准，每一块银元的边上，全部刻着细密的齿轮花纹，根本没法造假，全国任何一个行省，任何一个县城，都能等值流通。老百姓出去买东西，再也不用带着小铜秤，称银子的成色，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一下子降了九成。大清银行的叶总办跟我们说，今年中央财政的岁入，已经突破了三亿两白银，是十年前的四倍还多，国库里的存银，堆得像小山一样，再也没有以前那种政府穷得连军饷都发不出来的窘境。

我作为普通的基层公务员，每个月能拿到八块银元的薪饷，比我爹以前打铁的收入，多了三倍。我用自己攒下来的薪水，给我爹买了一件厚厚的新棉袄，给我娘买了一个沉甸甸的银镯子，去年我还娶了新式学堂里的一个女学生当老婆，今年秋天就要生小孩了。我们家在西城租了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院子里种上了一棵石榴树，夏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是石榴花的香气，日子过得安安稳稳，和和美美。我一个铁匠的儿子，在十年前，想都不敢想自己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我下班之后，骑着自行车，沿着长安街往家走，路上的煤气路灯全部亮起来，把整条大街照得像白天一样。街上的老百姓，脸上带着踏实的笑容，推着自行车来来往往，卖糖葫芦的小贩，举着插满糖葫芦的草把子，吆喝着从街上走过。远处的京师火柴厂，传来机器的轰鸣声，新式学堂里，隐隐约约传来学生们唱爱国歌曲的声音。我摸着自己身上的公务员制服，心里特别清楚，我现在拥有的一切，我这个普通小家庭的好日子，全部来自这十年的新政。我们这些最普通的底层老百姓，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现在全部变成了真的。

风从长安街上吹过来，带着路边槐树的花香，吹在我的脸上。我知道，张謇这些老一辈的改革者，用十年的心血，给我们铺好了路，现在轮到我们这些年轻的基层公务员，接过接力棒，把这个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好。我这辈子，就想当好一个普通的工商局小公务员，把市面上的奸商全部管起来，让全北京的老百姓，买任何东西都不用提心吊胆，再也不会像我爹当年那样，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最后拿到手里是一块假银元。我知道，只要我们千千万万普通人，一起踏踏实实往前走，这个国家的未来，肯定会比我们现在能想象到的，还要好上十倍，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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