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卷 烽烟 第二百五十章 六年

咸丰四年冬天到十年秋天，中间隔了六年。

六年里，晋南下了三场透雨，闹了一回蝗，麦价从一石一两二涨到二两七，又从二两七跌回一两五。六年里，晋南的团练从八百人练成三千，又从三千加到五千；今回北上勤王，抽调三千，留下的两千守汛地、护粮道。六年里，钱局的号从九处开到十七处，官票从山陕两省行到直隶、河南。

这六年，李元宏做了三笔账。

第一笔是兵。咸丰三年守城之后，他把城头上那三天的账翻来覆去算了半年，最后算出一个结论：不是兵少，是兵散。太平军退了，团练散了，各乡的壮丁还是各乡的壮丁，一杆抬枪配三个人，三个人归三个里正管，打起来谁也不听谁的。他把这些人编成营——晋字营，三营，每营五百，另设炮队、匠作队、粮队。营官不用绅士，用打过仗的老勇；队官不用秀才，用识字的兵。操典自己写，写了三册：一册《操练》，一册《器械》，一册《粮账》。

操典的扉页上，他写了一行字，谁也没告诉：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用之则必使人活，不可使人死而无名。”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是后来添的：“咸丰三年八月，曲沃南门，林刚。壕内，杨得山。”——杨得山没有死，那是记他守壕的功。

第二笔是械。曲沃铁场出了个孟匠头，五十来岁，打了一辈子铁，手上烫的疤摞着疤，右手少半截小指——早年在太原的铁厂里被砧子压的。咸丰六年冬天，他领着十几个徒弟，照着李元宏画的图，把旧式抬枪改了一回：枪管加长三尺、加厚三分，火绳换成了火帽，药装进纸壳，一包一发，抖进去就响。试枪那天，三百步外一层铁甲，一枪打穿。

孟匠头摸着枪管说了句：“这玩意儿，打洋人行，打自家人也行。”

他没说完，李元宏接了：“打谁都不行才好。”

两个人都没再说话。炉子里的火呼呼地响，铁腥味呛人。

土炮也改了。老式的劈山炮，炮膛厚了，装上车架，两匹骡子拉着走，打的是霰子——一炮出去，三百颗铁珠子扇面铺开。名字也改了，叫“劈山车炮”。孟匠头嫌这名字不够狠，说该叫“扫街”，李元宏没同意，说兵器取名不能取狠了，取狠了，用的人心就狠。

第三笔是钱。晋通钱局的官票行遍了山陕两省，一年省下的解银之费十万两。汪敬之在京里坐镇，方采茵在平遥管人，账一月一榜，六年没出过一笔糊涂账。京里的票号起先看笑话，后来不笑了——咸丰七年冬天，京师银根一紧，老票号倒了三家，晋通钱局一文没短。

三笔账之外，还有一笔不算账的。

咸丰六年春天，一顶小轿从平遥到曲沃，轿帘上什么字都没有。没办酒，没请客，只在学堂后院添了一桌素席，坐的是学堂的孩子、阵亡团丁的家口、还有林刚的老母亲。方采茵下轿的时候，李元宏站在院门口，穿着七品知县的旧官服——他那时已是二品顶戴、三品按察使衔，可那天他说，穿三品的衣服娶亲，像个买卖，穿七品的像个过日子。

孟匠头看见那两车铁料，蹲在地上笑了半天：“新夫人这嫁妆，天底下头一份。”

那六年，是李元宏这辈子最像人的六年。

春天看苗，夏天看堤，秋天看仓，冬天看账。每月逢五逢十去东乡授课，讲的是《农政全书》里的沟洫，也讲算术。学堂的孩子从三十几个长到八十几个，后来东乡又添了一处，一百二十个。

可这六年，天下的账越算越坏。

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北流，山东、直隶被淹了一半。咸丰六年，英法两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兵船攻了广州。咸丰七年，联军北上，陷大沽炮台。咸丰八年，破天津，签了《天津条约》——赔款、增开口岸、公使驻京、外国人可入内地游历。

朝野上下都说“抚局已定”，可以高枕了。

咸丰九年，换约的英船在大沽口挨了一顿炮，沉了四条，京里又欢呼了半个月，说僧王的炮台天下无敌。李元宏在县衙里看邸报，看到那一行，把邸报放下，对庄师爷说了一句话：

“糟了。”

“怎么糟了？”老庄问，“咱们打赢了。”

“打赢了，人家就要再来。”他说，“洋人这一回是来换约的，咱们一炮把人家的船打沉了，人家下回就不是来换约的，是来算账的。”

老庄不信。县里的绅士也不信。那年冬天，曲沃城里还在唱戏，唱的是《打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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