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六章 京信

三月二十二，京里来信。

信还是那位旧识写的。这一次，信很长，写得急，字都歪了。

“元宏兄台鉴：前信所言之事，今有变。兄之抄本，已入都中。三月初十，都察院门前书铺一日售出十一卷，内有三卷为御史所购。此事本可转圜，然有人以此作文章，谓兄‘以民挟官，聚众要挟’，又将‘营利’一节改为‘煽惑’。此四字一出，重于前参十倍。

“弟闻之，夜不能寐。‘聚众’二字，例载大清律，凡聚众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兄所发抄本三千余份，聚者何止十人。

“然亦有一线。兵部武库司郎中袁某，见抄本一卷，当众言曰：‘若各省械局皆如此记账，户部可省一司。’此语传于枢府。又有军机章京某，取抄本一册，呈于堂官。堂官阅毕，未置可否，只批四字：‘知道了。’

“兄宜静，不宜动。此时若上折自辩，便是‘干预部议’；若遣人入京打点，便是‘夤缘’。唯有一法：不动。他要查，让他查；他要问，照实答。兄之账既已示人，此身便无可掩。弟在都中，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把那四字‘知道了’，替兄记着。”

李元宏把信看了三遍。

看完，他没有说话，把信折起来，放进怀里。

老庄在旁边站着，脸白得像纸。

“东翁，‘聚众’……”

“我听见了。”

“这四个字，是要命的。”

“要命。”李元宏说，“比‘营利’要命。”

“那怎么办？”

李元宏走到窗前。

窗外是三月，柳树发了芽，街上有小孩在放风筝。

“老庄。”

“在。”

“你说，一个人把账贴出去，是‘聚众’，还是‘示众’？”

老庄想了很久。

“东翁，”他说，“在律上，是‘聚众’。在理上，是‘示众’。”

“律大，还是理大？”

老庄没有答。

“律大。”李元宏自己答了，“律大。所以这一回，我可能真的要走了。”

老庄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东翁。”

“嗯。”

“我年轻的时候，在平阳府当过书办。”老庄说，“府里办过一个案子，也是‘聚众’。寿阳的百姓，为了水渠的事，三百多人跪在县衙门口。领头的，是个生员。他没喊，没闹，跪了三天，跪完了就回家。”

“后来呢？”

“后来水渠修成了。”老庄说，“那个生员，流了三千里。”

李元宏没有说话。

“东翁，那生员是好人。”老庄说，“我见过他。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了四十年。他说：‘我不是要害谁，我是要修渠。’”

“他流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老庄说，“押走的那天，我给他递了一碗水。”

那天下午，方采茵来了。

她一进门，就把一叠纸拍在案上。

“太原的报纸。”她说，“三份。都登了。”

李元宏拿起来看。

第一份：“曲沃知县李元宏，以械局账目示民，商民争抄，三日得三千份。”

第二份：“晋省官场传，曲沃有奇事：知县贴账于壁，百姓代为传抄。”

第三份最短，只有一行：“闻曲沃有知县，以账示人。此风可长乎？不可长乎？”

“你看第三份。”方采茵说，“这一句问得狠。‘可长乎，不可长乎’，这是要人表态。”

“谁写的？”

“一个主笔，姓沈，据说跟京里某位御史有旧。”

李元宏把三份报纸叠起来。

“采茵。”

“嗯。”

“你怕了。”

“我怕。”方采茵说，“我十二年前在平遥第一次见你，你是个知县；九年前你升了，我以为你要飞；三年前你贬回来，我以为你完了，可你没完。现在——”

她停住。

“现在怎么了？”

“现在我看着你，觉得你像个站在河中间的人。”方采茵说，“水已经到胸口了，你还在数石头。”

李元宏笑了一下。

“数石头，是怕踩空。”

“踩空了怎么样？”

“踩空了，就淹死。”李元宏说，“可要是不数，早就淹死了。”

那天夜里，王穗来了。

她抱着一本书。书很旧，封皮上写着《大清律例》，是书吏房里翻出来的。

“大哥。”

“这么晚。”

“我查了一夜。”王穗把书摊在案上，指着一行字，“聚众。律上写的是‘凡聚众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下面有一行小字注：‘聚众者，谓有所为而聚，非偶相聚会。’”

李元宏低下头看。

“你看出什么了？”

“我看出一件事。”王穗说，“律上说的是‘为首者’。可这案子里，没有首。”

“没有首？”

“没有。”王穗说，“您贴的是账，没有一句话叫人来看。来的人，是自己来的；抄的人，是自己要抄的；送京城的，是赵德海自己去的。三个‘自己’，没有一个是我叫的。”

李元宏看着她。

“穗儿，这段话，你敢在堂上说？”

“敢。”

“说了，他们问你是谁，你怎么答？”

“我说我是记账的。”王穗说，“账是我抄的，我最清楚有没有人叫。”

三月二十五，钟敬之把李元宏叫到驿馆。

驿馆的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案，案上堆着纸。

“坐。”

李元宏坐下。

钟敬之从案上拿起一张纸。

“京里的消息，你知道了？”

“知道了。”

“你知道‘聚众’这两个字，比前头三件加起来重？”

“知道。”

钟敬之把纸放下。

“李元宏，我问你一句话，你要照实答。”

“大人问。”

“你贴账的时候，想没想过会‘聚众’？”

李元宏沉默了一会儿。

“想过。”

“想过还贴？”

“想过还贴。”

“为什么？”

李元宏抬起头。

“大人，我贴账的时候，想的是——我要让曲沃的人知道，他们的知县这两年做了什么。他们知道了，将来我走了，这账还在；这账在，局就还在；局在，那些匠人就有饭吃。”

他顿了一下。

“至于‘聚众’——大人，聚众是要有首的。我没有聚。我贴完了就回签押房了，是他们自己来的。”

钟敬之看了他很久。

“你这话，在刑部堂上说不通。”

“我知道。”

“你知道还这么说？”

“因为这是真的。”李元宏说，“大人查了三十年案子，见过多少人在堂上说假话？”

“见过很多。”

“那大人见过几个人，在堂上说真话，说完自己认罪的？”

钟敬之没有答。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李元宏。

“李元宏，我告诉你一件事。”他说，“我二十三岁中进士，分发刑部。头一年，我跟一位老司员办案。那老司员办案，从来不问‘为什么’，只问‘是不是’。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问为什么，你就办不下去了。’”

他转过身。

“我做了三十年，才明白他这句话。”

“明白什么？”

“明白他办的那些案子，一半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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