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九章 铁案

部文是四月二十八到的。

这一次不是承差骑驴，是平阳府派了一个经历，带着两个差役，骑马来的。

县衙门口摆了香案。李元宏穿了官服，跪接。

经历展开文书，念：

“吏部咨：山西巡抚奏，曲沃县知县李元宏，办械局无官册，私借商银，枪赠外营，三事俱实。该员曾任三品，不知自爱，本应严议。姑念所办之事，成枪三十六支，业经交营；所用之银，无一入己；所赠之枪，有营官收条。着革职，仍留曲沃县任，责令赔缴借银一千零八十两，限三年完缴。钦此。”

念完，经历把文书递过来。

李元宏接了，磕头。

“谢恩。”

那天下午，县衙里静得奇怪。

没有人哭，也没有人说话。

老庄把文书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东翁。”

“嗯。”

“革职……留任。”

“革职留任。”李元宏说，“职革了，人还在。这是部里给我留了一条路。”

“一千零八十两，三年。”

“三年。”李元宏说，“一年三百六十两。”

老庄把算盘拨了一下，拨完，手停在算盘上。

“东翁，革职留任，俸银停，养廉也停。”

“我知道。”

“那拿什么还？”

李元宏没有立刻答。

“铁场还有。”他说。

老庄愣了一下。

“铁场去年的账，净赚二百一十两。”

“二百一十两，三年六百三十两。”老庄说，“还差四百五十两。”

“那就多做。”

“做什么？”

李元宏看着窗外。

“指套。”他说，“兵部要二百个。”

王穗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她那天在账房对账，对到天黑，出来才听说。

她跑到签押房，站在门口。

“大哥。”

“嗯。”

“部文……”

“革职留任。”李元宏说，“职革了，人还在。”

王穗站在门口，不动。

“大哥。”

“嗯。”

“我这些天，一直在想一件事。”她说，“我想，要是当初不抄账，会不会……”

“不会。”李元宏说，“不抄账，就是三件罪，一件不少，还多一件‘掩账’。”

王穗的眼泪掉下来。

“可我抄了三千份。”她说，“三千份，都是我抄的。要是我抄慢一点，要是少抄一点——”

“穗儿。”

李元宏站起来，走到她面前。

“你听我说。”

“嗯。”

“这件事，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人能定，就是我。”李元宏说，“我贴账，我定的。你抄账，是我让你抄的。你抄得对，抄得好。三千份，一份不多，一份不少。”

他顿了一下。

“你没有错。”

王穗捂着脸，蹲了下去。

李元宏站在她面前，没有去扶。

过了很久，他说：

“穗儿，起来。”

“嗯。”

“明天还有账要记。”

五月，方采茵来了。

她进门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包袱。

包袱放在案上，解开。里面是银票，一叠。

“一千零八十两。”她说，“晋通号出的，见票即兑。”

李元宏看着那叠票子。

“采茵。”

“你别说话。”方采茵说，“这一回不是借，是还。”

“还什么？”

“还你十二年前在平遥救我的那一次。”方采茵说，“那年我三十五，被人坑了三百两货，坐在客栈里哭了三天。你从门口过，进来问了一句‘怎么了’。我说了。你听完，说了一句话。”

“我说什么？”

“你说：‘三百两，我替你要回来。’”方采茵说，“第二天你去了，第三天货就回来了。你没要我一文钱。”

李元宏沉默了一会儿。

“那三百两，是平遥县的公事。”他说，“那批货是官盐，坑你的人，是私盐贩子。我办的是案子。”

“你办的是案子。”方采茵说，“可我这条命，是从那天开始的。”

她把票子往他面前推了推。

“拿着。”

李元宏把票子推回去。

“采茵，部文上写着‘责令赔缴’。”

“我知道。”

“责令赔缴，是我赔。”李元宏说，“我拿你的银子赔，就是‘以商银缴官赔’。这四个字，比原来的三件事加起来还重。”

方采茵的手停在半空。

“李元宏。”她说，“你这一辈子，就没干过一件痛快事。”

“干过。”李元宏说，“贴账那一次。”

五月初五，端午。

铁场重新点了炉。

孟匠头把封了一冬的炉口扒开，添了新炭。风箱拉起来，火苗从炉膛里钻出来，红的，舔着炉壁。

李元宏站在炉前。

他穿着常服。顶戴摘了，挂在签押房的架子上。官服也换了，换了一件半旧的青布长衫。

“大人。”孟匠头说。

“别叫大人了。”李元宏说，“职革了。”

孟匠头愣了一下，然后把铁钳往地上一杵。

“那我叫您什么？”

“叫东家。”李元宏说，“公记铁铺的东家。”

孟匠头想了半天。

“东家。”他叫了一声，声音有点别扭。

“嗯。”

“这炉子，今年打什么？”

“打指套。”李元宏说，“二百个。”

“二百个指套，给谁？”

“给兵部。”李元宏说，“袁郎中回了信，说要。”

孟匠头咧嘴笑了。

“那管子呢？”

“管子也打。”李元宏说，“打二百根，一寸不差。”

那天夜里，李元宏上了一次城墙。

城墙还是那道城墙。马道上的砖，有几块碎了。

他走到南门城楼底下，往南看。

南边是河滩，是官道。

咸丰三年，太平军从南边来。咸丰十年，他从这条路上北上。同治元年腊月，他在这儿站过一次，那时候他还有官衔。

如今是同治二年五月。

他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官衔，没有三品，没有俸银。他有一间铁铺、一本账、二百个指套的活、一千零八十两的债，还有三年。

他从怀里取出一张纸。

纸上四个字：一件一件。

纸已经很旧了，边角软了，字也淡了。

他把纸展开，又折好。

“三年。”他说。

后来，曲沃人说“铁案”，说的不是这一桩案子。

说的是县衙门口那面照壁。

照壁上的账，贴了两年，被雨打，被风吹，字迹淡了。有人要揭下来，被老皮匠拦住了。

“别揭。”老皮匠说，“留着。”

“留着做什么？都看不清了。”

“看不清也是账。”老皮匠说，“我修了四十年鞋，头一回看见官家的账贴在墙上。这一张贴着，后头来的知县，就不敢乱写。”

那年冬天，照壁上又贴了一张新的。

是新任的户房书办贴的，贴的是同治二年的粮价。

从此，曲沃县衙门口的照壁，每年贴一次账。

一直贴到光绪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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