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南下

第二十四章 南下

沈阳失陷的消息传到北平的时候，故宫博物院里正是一年中最平静的秋日。宫墙上的爬山虎红了大半，游客比夏天少了许多，走在太和殿前的广场上，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空旷中回荡。可那平静里藏着一种东西，像是水快要烧开之前，锅盖上细密抖动的水珠，还没有沸腾，可已经按不住了。

马衡那年五十二岁，尚未正式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但实际上已负责院务多年。他是浙江鄞县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专攻金石学，对石鼓的熟悉程度，大概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曾经逐字考订过石鼓上的残存文字，把每一道刻痕的来历和风化程度都记在心里。可如今他需要考虑的事情，比刻痕深得多。

九一八之后，华北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日军占领了东北，又在热河方向频频动作。北平城里的人开始往外跑了，有钱的往南走，没钱的往乡下走。故宫里的文物怎么办？这个问题悬在所有人头上，像一块还没有落下来的石头。

1932年8月，一封信从河北石门市寄到了故宫博物院。写信的人叫多奇云，身份不详，大约只是一个普通市民。他在信里写道：“辽东变起，沈阳四库全失。申沪烽烟，南地图书尽丧。千年古物，毁于须臾，凡属国人畴不痛惜？夫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藏古物，咸为希世之珍。为本国之文化计，为世界文化计，均宜早为之所，妥为保存。”

马衡读完信的那天下午，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他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放在案头，没有收进抽屉里。一个普通人，在战火尚未烧到北平之前，已经想到了故宫文物的命运。而他是故宫博物院的负责人，他要想得比那个普通人更早、更周全。他把信折好，夹进了一本笔记本里。

这封信引起了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高度重视。1933年1月，日军进犯山海关，长城防线被突破，北平已无险可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正式做出将文物南迁的决定。马衡接到命令后，开始部署装箱清运的工作。

故宫文物分五批南迁，共计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七箱又六十四包，另有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六千零六十五箱又八包八件文物一同迁运。第一批于1933年2月5日启程，此后各批陆续出发。十面石鼓被安排在第四批。

石鼓在国子监大成门两侧蹲了六百多年，从未离开过北京。可这一次，它们要走了。

马衡站在石鼓前面，看着那些字。它们每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重约一吨，青灰色的石面上布满裂纹。字就刻在风化形成的薄薄“石皮”上，石皮与鼓身之间已经有了缝隙，敲击时发出空洞的声响，像一口快要裂开的钟。一旦石皮脱落，那些字就彻底没了。

马衡把当时负责装箱工作的古物馆科长庄尚严叫了过来。“石鼓的字，在石皮上。石皮已经离骨了，”他说，“这一路出去，万一颠了、碰了，字就没了。你想个办法，把石皮固定住。”

庄尚严那年三十三岁，北平大学哲学系毕业，1924年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文物，1925年正式入职故宫博物院，在古物馆已经干了近十年。他蹲下来看了那些石鼓之后，没有立刻想出办法来。他回去琢磨了几天，又去请教了北平一位著名的收藏家霍保禄，然后开始动手。

包装方法最终是这样定的。先用极薄极软的高丽纸浸水泡软，然后用镊子把湿纸一点一点塞进石鼓的裂缝里。石鼓上的裂缝有大有小，有的细如发丝，有的宽如麦秆。庄尚严蹲在石鼓前面，镊子夹着湿纸，一寸一寸往缝里送。旁边有人喊他歇一会儿，他摆了摆手，没有抬头。十面石鼓，每一面的裂缝都要单独处理。据记载，仅塞纸这一步就花了将近一个月。

高丽纸塞完之后，外面用薄棉花层层覆裹，一直包上四五层；再用糨糊粘好，用细麻绳捆扎停当；而后外面再用厚高丽纸裱糊妥帖，用粗麻绳捆牢；最后再在外面包上三四层棉被，并用粗麻绳扎紧。每一个石鼓，都变成了比原来体积大一倍有余的庞然大物。完成了这一步之后，再把每一包大石鼓装进定做的木箱，塞紧钉牢，外面再用稻草覆盖，用铁条绑扎封死。十面石鼓，加上元代潘迪《石鼓文音训》碑，一共装成了十一个木箱。

那些日子里，马衡每天都会去库房看一眼。他不说话，只是站在门口，看着庄尚严和工人们蹲在石鼓前面忙碌。有一次他走进去，蹲在一面已经包好的石鼓旁边，用手按了按棉被的厚度，又看了看麻绳的结头，然后站起来走了。庄尚严后来回忆说，马院长从来没有催过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过“快点”，他只是每天都来，每天都看一眼。

庄尚严后来把这段经历记了下来。据他后人回忆：“父亲负责打包石鼓，我至今还不知道他是如何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可他完成了。

1933年4月19日，平汉铁路起点北平西车站。十一个木箱被搬运工抬上站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站台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木箱，都是第四批南迁的故宫文物。青铜器、瓷器、书画、玉器，装了整整一列车皮。石鼓的箱子被码放在车厢靠里的位置，底下垫了防震材料，旁边用木楔子固定住。搬箱子的工人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只觉得特别沉，八个人抬一个箱子，脚步都是趔趄的。

这是石鼓六百年来第一次离开北京。

马衡那天傍晚也在车站。他没有靠近那些箱子，只是远远地站着，看着工人把东西一件一件地装上车。暮色里他的身影沉默，像一截石柱。庄尚严站在他旁边，手里攥着一卷清单。“石鼓的箱子，放在车厢中间，前后都用别的箱子挡着，”他说，“万一有个磕碰，也有个缓冲。”马衡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汽笛响了一声，又响了一声。列车开始缓缓移动的时候，马衡仍然站在原地，看着那列火车拖着长长的烟尾，从西站驶出，经平汉铁路转陇海铁路，再转津浦铁路南下。庄尚严没有上车。他看着那些木箱被推进车厢，看着车厢门关上，看着列车启动，看着烟尾在暮色里慢慢变淡。马衡在列车消失之后，仍然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庄尚严说了一句：“你包的东西，比人结实。”庄尚严没有回答。他站在那里，又看了一会儿铁轨尽头，然后跟着马衡一起转身离开了。

车上的石鼓箱子，被棉被裹着、被纸填着、被木箱护着，在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中微微震动。那一刻，十面石鼓已经在国子监大成门两侧蹲了六百二十六年。车轮碾过铁轨接缝的时候，车厢里那些被棉被包裹的箱子微微晃了一下。没有人看见那一下晃动。可那一下，是六百年的终点，也是六千里的起点。

1933年4月21日，第四批文物途经郑州。4月25日，抵达上海，安置在法租界天主堂街一幢七层楼的仁济医院库房的底层。那是一间宽敞的水泥库房，地面干燥，门窗严密，通风良好。石鼓的十一个木箱被码放在库房最靠里的位置，外面堆了别的箱子作为遮挡。庄尚严在石鼓入库之后，亲手打开其中一面的箱子，揭开棉被一角，检查了一遍。高丽纸还贴着石面，没有脱落，没有起皱，已经干透了，像一层薄薄的壳，把松动的石皮固定在了原位。他盖上箱盖，在清单上打了一个钩。

天主堂街离黄浦江不远。夜晚的时候，能听见江上轮船的汽笛声，悠长而低沉。石鼓听不见那些声音，它们被棉被裹着，被木箱护着，蹲在库房的深处。

三年后，1936年12月，石鼓随全部南迁文物转运至南京朝天宫新库房。专车护送，二十名护兵随行。石鼓的箱子被重新加固了一遍，铁皮条换了新的，箱面上的字也重新描过。抵达南京的那天，天阴沉沉的，朝天宫的石板路被雨淋湿了，泛着暗光。石鼓的箱子被一箱一箱地抬进库房，放在干燥的砖地上，按编号排好。

石鼓在南京朝天宫的库房里安顿了不到一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南京告急。石鼓再次启程西行。

1937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南京朝天宫库房的门被打开了。庄尚严站在门口，看着那十一个木箱。它们从北平来，在上海停了三年，在南京停了不到一年。如今又要走了。他走过去，蹲在最上面那只箱子旁边，用手摸了摸箱面上的几个字，石鼓·第一号。箱面上有一道划痕，是路上蹭的，不深，可它在那里。他的手指在那道划痕上停了一下，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了一句：“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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