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东归

第二十六章 东归

那志良在峨眉武庙西配殿的暗处，守了石鼓整整六年。

六年里，山外的战火一直在烧。有时在夜里能听见从远处传来的闷响，像雷声又不完全是，沉闷的，贴着地面滚过来，分不清是炮还是雷。庙里的和尚说那是“天边在打鼓”，那志良听了不置一词。每次炮声响起，他都会到西配殿里检查那些木箱的麻绳是否松脱、棉被是否回潮。他把干石灰包搁在箱底，每三个月换一次。他发现靠东墙的那面箱子底面有湿气渗入，便让人在墙根又砌了一道防潮砖。

他把一本笔记本带在身边，封面已经卷了边，边角被磨得发毛。里面用钢笔写着每一天的天气、每一次检查的结果。有一页上写着：“民国三十二年冬，大雪。殿内气温零下四度。检查石鼓木箱十一只，均完好。棉被干燥，麻绳未松。夜宿殿旁小屋，听得瓦上雪落声，觉得安心。”字迹工整，每一笔都写得认真。他每隔几天就会翻开笔记本，把当天的状况记下来，有时候只是几个字，有时候会写一两行感受。那些字填满了半本册子，像一个人对自己说的悄悄话。

守庙的老和尚偶尔会到西配殿门口来，探头往里看一眼。他看见那志良蹲在木箱前面，用手指一根一根地摸麻绳，就问：“施主，这些东西很重要？”那志良头也不抬地说：“很重要。”老和尚又问：“有多重要？”那志良想了想，说：“比我的命重要。”老和尚没有再问，转身走了。

六年里，石鼓没有动过。那志良每半年开一次箱，把最外面的棉被揭开一角，检查里面的麻绳有没有松动。每一次他看到那些麻绳还紧着，心里就踏实几分。有一次开箱时，他发现棉被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缝，不知道是老鼠咬的还是木箱角磨的。他没有声张，当天下午就找来一块厚粗布，剪成合适的大小，从外面又裹了一层，重新捆紧。

六年里，他收到过几封信。信是从重庆转来的，有时候是庄尚严写的，有时候是马衡写的。他在峨眉的暗处读那些信，读完折好，夹进笔记本里。信上写的是外面的事，战局、人事、文物的去向。他读完之后，常常坐在门槛上望着远处的山影，什么也不说。

1945年8月15日，那志良正在西配殿里检查棉被的潮气。那年雨水多，山上湿气重，他每五天就要查看一遍。他听见庙门外忽然传来一阵鞭炮声，又听见有人在街上跑动、喊叫。他放下手里的活，走出庙门，街上的人聚成了堆，有的抱在一起，有的在抹眼泪，有人在喊：“日本投降了！”有人在喊：“打赢了！”他站在门口，愣了很久。他身边一个路过的中年人一把拉住他的手，连声说“我们胜了”，晃了几下才松开。他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没有说话，然后转身走回庙里，穿过前殿、穿过中院，走进西配殿，蹲在那些木箱前面，用手摸了摸“石鼓·第一号”那几个字。“听见了吗？”他说，“胜了。咱们可以回去了。”没有人回答他。可他觉得那些石头好像比平时轻了一些。

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后，故宫文物开始筹划东归。这是一个庞大而缓慢的过程，分散在四川各地的文物需要集中到重庆，再由重庆运回南京。1945年11月，那志良在峨眉打包石鼓。这一次打包没有高丽纸和棉被，它们已经在里面了。他只是在外面又加固了一层麻绳，又在木箱的四角钉了铁皮护角。每个箱子做完加固，他都会用一支粗笔把“石鼓·第X号”的字描一遍。描完之后，他退后一步，看看那道墨迹，黑的、新的、端正的，像个新补的记号。

1945年12月，石鼓从峨眉启程，沿原路返回成都，再转往重庆。去的时候走了漫长的六个年头，走回来却显得快了一些，路面没变，车辆马力稍大了一些，可回程的脚步声终究不同。那志良站在押运车上，看着两旁的田野和村庄，觉得它们比六年前更旧了一些，也更有一些生气了，地里有新翻的土，路边有新搭的草棚，有人在田埂上站着朝车队张望。

押运的兵卒坐在车斗里，有人问那志良：“那先生，这些东西拉回去，还能再摆出来给人看吗？”那志良想了想，说：“能。等回了南京，把它们重新收拾干净，一个字一个字地擦出来，总会有人来看的。”

1946年1月，石鼓抵达重庆，与其他辗转到大后方的故宫文物会合。重庆的朝天门码头停着几艘大船，船上装满了木箱，全是文物。那志良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些箱子被一箱一箱抬上船，心里数着数，一面、两面、三面……十面。一面不少。他数完之后，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民国三十五年一月，石鼓抵达重庆。检查结果：十面完好。麻绳未松，高丽纸未脱落。可东归矣。”

1946年9月，石鼓随文物沿长江东下，返回南京。船行在江面上的时候，那志良每天清晨都要去船舱里看一遍那些木箱。有一只木箱的边角在重庆装船时磕碰了一下，铁皮护角微微变了形，他蹲在那里反复查看箱壁有没有裂口，用指节叩了几遍，确认无碍才放下心。他站在船舷边，望着江面，江水是浑黄的，两岸的田野在晨雾里一望无际。他在心里数日子，数着还要走多少天才能到南京。

1946年10月，船抵南京。石鼓被抬回朝天宫库房。那志良站在朝天宫的大门前，看着那些木箱被重新抬进库房，心里忽然涌上来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八年前，他从这里把它们送走。八年后，他又把它们送了回来。八年间，他翻过秦岭、住过峨眉、听过炮声、等过胜利。如今它们回来了，他也回来了。他站在库房里，数了一遍那十一个木箱，然后在笔记本上写：“民国三十五年十月，石鼓返回南京。检查结果：十面完好。”他在那行字下面又加了一行：“八年前走的时候，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如今回来了。”

1948年秋，局势再次紧张。马衡在北平写来一封信，信里没有说太多，只有一句话：“南迁是为了躲避战火，文物不宜再迁。”那志良看了那封信，折好，夹进笔记本里。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抽屉里，然后站起来，走到库房门口，朝里面看了一眼。那些木箱蹲在暗处，安安静静的。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没有走进去，转身回了办公室。他不知道马衡在北平写了那封信之后，还在1948年底密令南京分院工作人员“阻止文物迁台”。他只知道，这些石头跟着他走了十四年，他不想再让它们走了。

1948年冬，庄尚严在南京朝天宫库房里最后一次检查了石鼓的包装。他打开其中一面木箱的盖子，揭开棉被的一角，露出里面的高丽纸。高丽纸依然紧贴着石面，没有脱落，没有起皱。他伸手进去，隔着纸摸了摸那道“田车孔安”的刻痕。字还在，手指沿着刻痕的走向慢慢滑下去，虽然浅了，可轮廓还能摸得到。他忽然想，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了。他把棉被重新盖好，关上箱盖，在清单上打了一个钩。“你看，”他转过头对那志良说，“你包的东西，还跟新的一样。”那志良蹲在旁边，看了他一下，没有接话。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了一句：“明天见。”庄尚严说：“明天见。”那志良转身走出了库房。庄尚严站在库房门口，看着那志良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然后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十一个木箱，才锁上门走了。

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明天见”，隔了很久，才真正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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