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西行

第二十五章 西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消息传到南京的时候，石鼓在朝天宫库房里才安顿了不到九个月。那天下午，那志良正在库房里检查石灰包的湿度。他听见走廊里有人跑过，脚步声急促而杂乱。他放下手里的石灰包，站起来，走到门口，看见几个同事围着一张报纸。他凑过去看了一眼，报纸上印着几个字：“卢沟桥事变”。他没有说话，转身走回了库房。

七月末，平津沦陷。八月中，日军开始轰炸南京。防空警报响起来的时候，那志良蹲在石鼓的箱子旁边，听着外面炸弹落地的闷响，震得地面微微发颤。他的手掌按在箱面上，没有说话。那些石鼓他已经守了十一年了。从北平到上海，从上海到南京，他一步没有离开过。如今又要走了。

十一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也做出了决定，南迁文物必须继续西行，离开南京，深入大后方。石鼓被列入第一批西迁的文物名单。

那志良那年二十九岁。他是北京宛平人，满族正黄旗，十七岁那年，经著名学者陈垣先生介绍，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参与点查清宫文物。他记得第一次看见石鼓的那天，它们蹲在国子监大成门两侧，青灰色的石面上落着一层薄灰，他蹲下来，用袖子擦了一下，露出“田车孔安”四个字。他当时觉得，那是他见过的、最老的东西。如今他二十九岁了，石鼓跟着他走了十一年。他还能护着它们走多远，他不知道。可他清楚一件事，只要他还没倒下，它们就不会丢。

十一月下旬，石鼓在南京下关码头装上火车，沿津浦铁路北上，经徐州转陇海线西行。庄尚严那天来送行。他站在月台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看着工人们把石鼓的箱子一箱一箱地推进车厢。那志良蹲在车厢门口，看着每一只箱子从自己面前经过，数着编号。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十一号。十一箱，全部装完。

庄尚严走到车厢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那志良接过来看了看，信封上空白的，没有写字。“到了那边，记得写信回来，”庄尚严说，“万一有什么变故，我也好知道你们在哪儿。”那志良把信揣进怀里，点了点头。“放心吧，”他说，“我包的东西，丢不了。”庄尚严站在月台上，没有再说话。火车启动的时候，那志良从车门探出头，朝庄尚严挥了挥手，然后缩回了车厢。

车厢是铁皮的，四面透风，十一月的风从车厢缝隙里灌进来，冷得像刀子。押运的兵卒裹着军大衣坐在车厢门口，枪抱在怀里，眼睛盯着外面黑沉沉的夜色。那志良每天晚上都会钻进车厢，借着一盏油灯的光，检查那十一个木箱上的麻绳有没有松脱。每一次他都蹲下来，从第一号摸到第十一号，一根一根地摸过去，确认每一根麻绳都扎得紧实。他数一遍，一、二、三……十一，十一个，一个不少。然后他站起来，走到车厢门口，靠着门框站一会儿，望着铁轨在夜色里延伸出去。

火车到宝鸡，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是秦岭，山高路险。石鼓必须从火车上卸下来，换装汽车，翻过秦岭，才能到达汉中。

那志良后来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写：“陇海铁路那时只通到宝鸡，我们在宝鸡下车，待了几天，等运文物的卡车来接运。这里的交通工具，接洽甚难，等了多日，才见到卡车开来。载重车开在崎岖的山路上，走起来非常吃力，且时有滑坡、断桥之事发生，必须十分小心。”

那是1938年初春，秦岭山上的雪还没有化完。车队在宝鸡城外集结出发，驶入川陕公路。那志良坐在第一辆卡车的副驾驶座上，手扶着车门把手，眼睛盯着前方的路。司机姓吴，是个四十多岁的陕西人，常年跑这条路，对每一道弯都熟悉。“前面这一段叫阎王砭，”司机指了指前方的山壁，“一侧是峭壁，一侧是深沟。前年有一辆运货的车翻下去了，连人带车，什么都没捞上来。”那志良没有说话，他转过头，看了一眼车斗里那些被油布和麻绳固定住的木箱，又转回去，把车门把手攥得更紧了一些。

起初的一段路还算平缓，可过了不到两个时辰，路就开始往上爬了。弯道一个接一个，每一个弯都是急转，车头几乎要擦着山壁，车尾悬在悬崖外面。坐在车斗里的押运兵卒看不见路，只能感觉到车身一下向左倾斜、一下向右倾斜，身子被甩来甩去，用胳膊死死顶着木箱。卡车在拐弯处停下来，那志良跳下车，走到木箱旁边，把那些被颠松的麻绳重新紧了一遍，又用手逐根摸过去，确认都扎紧了。他站在路边，往山谷里看了一眼，深不见底，雾从谷底升上来，灰蒙蒙的。他转身上了车，对司机说了一声：“走吧。”

押运的兵卒走过阎王砭的时候，把枪都收了，双手扶着车斗的边沿，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没有人说话。车轮碾过碎石路面，发出细碎的声响，一侧是直立的峭壁，另一侧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卡车贴着崖壁慢慢往前挪，每过一个弯，车身都向外侧微微倾斜一下，又正回来。

车队进入汉中之后，天已经黑了。石鼓被暂时存放在汉中城内的一间仓库里。那志良安排人把十一个木箱码放整齐，亲自检查了每一根麻绳，都还在，都没有松。他在仓库门口坐了一会儿，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掐灭了。烟头在脚下碾了一下，他没有起身。

在汉中安顿了几个月后，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汉中。原先存放石鼓的那间仓库，在石鼓搬走后的某一次空袭中被炸毁。那志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成都的临时办事处里清点石鼓的运输单据。他放下笔，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院子里，站了很长时间。他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不是庆幸，不是后怕，只是忽然觉得，有些东西不是他一个人能护住的。可他还在护着。

在汉中期间，他收到了庄尚严那封信。信封已经从重庆转了过来，边角磨破了，封口的浆糊也裂了一道缝。他拆开信，里面只有几行字。庄尚严告诉他，南京快守不住了，他可能要往南走，具体去哪里还没定。信的最后写了一句：“石鼓在你那边，我放心。”那志良把那封信看了两遍，折好，放回信封里，夹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1939年7月，石鼓从汉中启程，经四川广元、绵阳，运至成都，最终抵达峨眉，安放在峨眉城西门外的一座武庙的西配殿里。

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写道：“石鼓从南京出发，走北线，经宝鸡、汉中、成都，终至峨眉，一路艰难，幸而未损。”峨眉的武庙，前殿供着关公，后面几间偏殿空着。那志良让人把西配殿清理出来，地面铺了砖，墙上刷了白灰，做了防潮处理。他站在殿里，看着工人们把十面石鼓的木箱一箱一箱地抬进来，按编号排好。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十一号。他站在那排木箱前面，数了一遍，十一箱，一面不缺。他伸出手，摸了摸最左边那只箱子上的字，石鼓·第一号。箱面上有一道划痕，是翻越秦岭的时候蹭的，不深，可它在那里。他轻轻按了按那道划痕，然后退后一步，又看了看那些箱子，没有立刻离开。

外面下雨了。雨落在武庙的瓦顶上，淅淅沥沥的，顺着瓦缝汇成水流，从屋檐滴下来，打在台阶上，一声一声的。那志良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手里还攥着庄尚严那封信。他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在膝盖上展开，又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回去。他听着雨声，心里慢慢踏实下来。

他站起来，拍了拍袍子上的灰，走出了西配殿。雨小了，天边露出一角晴光，照在湿漉漉的青瓦上，亮晶晶的。他回过头看了一眼殿门，殿里黑沉沉的，看不清那些木箱了。他站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先歇着吧，等仗打完了，我带你们回去。”他说完这句话，没有立刻离开。他站在门口，又看了一会儿殿里那些模糊的轮廓，然后才转身走了。殿门没有关紧，风从门缝里灌进去，吹过那些木箱，发出低低的呜呜声。

殿门关上，雨声渐稀。十面石鼓蹲在黑暗中，安安静静的。它们走了很远的路，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蹲下来歇一歇的地方。它们不知道这一歇要歇多久。可它们也不急。三千年的流转里，它们学会了一件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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