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补充协议

小海是第十一天打来电话的。

那天晚上十点多，我正在柜台后面抄账。爷爷的账本得重抄一遍，纸太脆，翻两下就掉渣。手机响的时候我以为是苏晚。她连着来了三天，每天坐一个小时，问一些问题，走的时候把录音笔留在柜台上，说“你想说的时候再说”。

不是苏晚，是小海。

“掌柜的。”他声音压得很低，“他们让我签个东西。”

“什么东西？”

“补充协议。”他说，“吴主管拿来的，两页纸，让我明天中午之前签。”

“你在哪儿？”

“在公司，十九楼，厕所里。”

“别签。”我说，“我过来。”

“现在？都十点了。”

“你在厕所等着，别出来。”

我挂了电话，抓起外套。老周从里屋出来，站在门口看我。

“掌柜的，这么晚。”

“小海那边出事。”

“什么事？”

“有人要在我的当上，再叠一笔。”

老周的脸色变了。

“叠当。”他说，“这可是犯大忌的。”

“我知道。”

“您知道后果吗？”他往前走了一步，“一笔当，一个当主，一家铺子。要是有人在一笔当上再叠一笔，这笔账就分不清是谁的了。到时候出了事，两家的账都要烂。”

“所以我现在得去。”

老周看了我一会儿，转身进了里屋，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东西。

是一只很小的铜秤，巴掌长，秤杆上刻着细细的星子，秤盘只有指甲盖那么大。

“带上。”他说，“这是验当的秤。您要是碰上说不清的事，把东西放上去称。”

“称什么？”

“称轻重。”他说，“真的当物，有重量。假的，压不动秤。”

我把秤揣进兜里，出门。

恒远建设在国贸二期十九楼。

我到的时候十点四十，大厦的旋转门还在转，保安看了我一眼，没拦。电梯上到十九楼，门一开，走廊里黑着。

只有最里面一间办公室亮着灯。

我走过去，隔着玻璃看。

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小海，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一个是个女人，三十五岁上下，穿一件藏青色西装套裙，头发盘在脑后，正低头看文件。第三个人站在窗边，背对着门，个子很高，穿一件黑色大衣。

我推门进去。

小海看见我，一下站起来。

“掌柜的。”

“坐。”我说。

那个女人抬起头。

她长得很普通，五官都不出挑，但眉眼之间有种很稳的东西，看人的时候不起波澜。

“您就是永昌当的新掌柜。”她说，“我姓吴，吴敏。”

“吴主管。”

“坐吧。”她把手里的文件合上，“我猜小海会打这个电话。他这个人，遇事第一反应是找靠山，这是他的性格。我们做过评估。”

“你们评估得很细。”

“做我们这行的，不评估就是亏钱。”

我在小海旁边坐下，把那份文件拿过来。

两页纸，A4。第一页是一份“职业发展支持协议”，条款写得很漂亮：公司为他提供三年的职业通道规划、一套位于城东的两居室、一次海外培训机会。第二页是乙方的义务，只有一行字：

乙方自愿将本人二十年阳寿，转让给甲方指定受益人。

我把纸放下。

“二十年。”

“他的情况，值这个价。”吴敏说，“失业八个月，母亲有慢性病，弟弟在送外卖。我们给他一份稳定工作，一套房，他母亲的医药费我们也能安排。他拿二十年出来，他家里三代人翻身。”

“你们还替他算过账。”

“这是我们的服务。”

“服务费是二十年。”

“市场价。”她说。

我转头看小海。

他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发白。

“小海。”我说，“你想签？”

他没说话。

“你想签，我不拦你。”我说，“但我得跟你说清楚一件事：你在我这儿当的是三个月好运，赎期一年。这一年里，你的命是我的账。你要是再签一份，这笔账就烂了。烂了之后，你两边都还不清。”

“两边都还不清，会怎么样？”他抬起头。

“会有人上门来收。”我说，“收的时候不讲道理。”

小海的喉结动了一下。

吴敏把笔推过来。

“掌柜的，”她说，“您别吓他。他自己愿意，您拦着，这叫断人活路。”

“我不是拦。”我把那份协议推回去，“我是在告诉他，他还有别的选择。”

“什么选择？”

“我给。”

吴敏愣了一下。

“你给什么？”

“他要工作，我给不了。”我说，“但他要活，我给得了。他母亲的病，我认识一个老中医，在城南，看诊不收钱。他弟弟的电动车被扣了两回，我可以帮他处理。这些事不大，但能让他喘口气。”

“喘口气不解决问题。”

“喘口气能让人不至于跳楼。”我说，“你们做的生意，本质上就是等他跳楼之前的那一分钟。”

吴敏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很奇怪，不像嘲讽，倒像是有点累。

“掌柜的，”她说，“您第一笔当，接的是个外卖员的哥哥。您知道他为什么会来找您吗？”

“因为陈九斤给他留了地址。”

“因为他没有别的路。”吴敏说，“这条街上，每年有几百个人没有别的路。您能救几个？”

我没说话。

“我救过一个。”她说。

她把左手的袖口往上推了一点。

手腕上有一串红绳，红绳上系着一枚铜钱，跟赵启明胸口那枚一模一样。

绳子底下，皮肤上有一道很浅的疤，横着，大概两厘米长。

“十四年前，我在长明号当过一次。”她说，“当的是生育。我那时候二十六，怀不上，婆家天天给脸色。我拿着检查单，在长明号楼下坐了三天。”

“当了多少？”

“五年。”她说，“换一个孩子。第二年我生了个儿子。”

“后来呢？”

“后来我每年都要去医院做一次检查。”她把袖子放下来，“医生说是内分泌紊乱，让我别熬夜。我没跟他说实话。”

“你后悔？”

“我不后悔。”她说，“我儿子今年十三岁，一米七二，学习好，会弹钢琴。我每天看着他，就觉得那五年花得值。”

她站起来，把文件收进包里。

“掌柜的，我不是来跟您抢生意的。”她说，“我是来提醒您一句：您挡在中间，最难受的不是我们，是他们。”

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小海。

“明天中午之前。”她说，“过期不候。”

门关上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小海。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还在绞。

“掌柜的。”

“嗯。”

“她说的是真的吗？”

“哪一句？”

“她说，她儿子十三岁，一米七二。”

我想了想。

“我没看见她儿子。”我说，“但我看见了她。”

“看见什么？”

“看见她身后站着一个小孩。”我说，“很小，五六岁，穿一件蓝色毛衣。站在那儿不动，也不说话。她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小孩跟着她走，一直跟到门口。”

小海的脸白了。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说，“她当掉的那五年，没赎。她儿子是她生的，但她欠的那五年，一直挂在她背后。”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只小铜秤，放在桌上。

回去的出租车上，我把账本翻出来看。

夹在第七册里的一页纸，是爷爷的字，只有两行：

叠当者，两账俱烂。

烂账不烂人，烂人不清账。

下面一行更小，像是后补的：

“我烂过一次。别学我。”

我把纸折起来，塞回账本。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小伙子，你这脸色，是不是低血糖？”

“没事。”

“我这儿有糖。”他从副驾的储物格里摸出一颗水果糖，递过来，“含着。”

我接过来，剥了纸，含在嘴里。

橘子味的。很甜，甜得发苦。

秤盘是空的，可秤杆歪了一点，微微往下沉。

“这是什么？”

“验当的秤。”我说，“她走进来的时候，我把它放在桌上。她走过的时候，秤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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