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剩下的都当了

苏晚来的时候，衣服已经湿透了。

她把相机包往柜台上一放，先抖了抖头发上的水，然后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裹着一部手机。

“别碰。”她说，“我用袋子装的，没直接摸。”

“你从哪儿弄来的？”

“他老婆给的。”她把袋子放在柜台上，“第四个死者，姓王，四十六岁，在一家物业公司做维修主管。死的那天晚上，他老婆回娘家了，第二天早上回来，人已经硬了。”

“死因写着什么？”

“睡梦中猝死。”苏晚说，“法医报告我看过，没有外伤，没有中毒，心脏没有问题。他老婆不信，因为她老公前一个月还去体检，报告上全是正常。”

“手机里有什么？”

“你自己看。”

我把塑料袋打开，把手机拿出来。屏幕亮着，停留在微信界面。

聊天对象叫“老婆”。最后一条消息发在凌晨两点十一分。

内容是一句话：“剩下的我都当了，你别怪我。”

下面还有一条语音，十一秒。

我点开。

先是一阵杂音，像是手机在被子里摩擦。然后是那个男人的声音，很轻，有点喘。

“媳妇儿……我跟你说个事，你可能不信……”

停了两秒。

“我这半年挣的钱，不是我挣的。是我拿命换的。我一开始就想换一年，换完了想换三年，三年换完了……人家说可以打包，一次换完，给得多。”

又停了。

“我签了。签完了才知道，人家要的不是一年三年，是全部。”

“媳妇儿，我……”

语音到这儿断了。

我把手机放回袋子里。

“他当的是什么？”苏晚问。

“命。”

“全部？”

“全部。”我说，“一点不剩。”

苏晚沉默了一会儿，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翻开。

“我查了那家物业公司。”她说，“他升主管是去年六月。升了之后，工资从四千八涨到一万一。但他家里没换过一样东西，冰箱还是十年前那个，孩子上学的钱是借的。”

“钱去哪儿了？”

“他每个月往一个账户打八千。”她把笔记本推过来，上面写着一串账号，“我托人查了，是个第三方支付账户，注册地在城南，公司名叫‘长明商务服务’。”

我看着那串账号。

“这个账户，每个月有多少笔进账？”

“我查不到。”苏晚说，“但我查到另一件事。”

“什么？”

“这个账户，每个月固定往一个地方打钱。”她说，“打给一家养老院。城南，康宁养老院。每个月二十万，打了六年。”

我把笔记本合上。

“康宁养老院。”

“你知道？”

我没回答。我站起来，走到货架前，把第三格上盖着的布掀开。

格子里是一排账本，跟柜台上那四本不一样，封皮是蓝的，一共十二册，按年份排。

我抽出第六册，翻。

翻了大概三分钟，我停在一页上。

那一页记着一笔当，日期是六年前的三月。

当主：康宁养老院。

当物：三十七人。

当金：二十万。

赎期：无。

备注：拒。

后面那个“拒”字，写得很重，笔尖把纸都划破了。

“这是什么？”苏晚凑过来。

“我爷爷拒过的一笔当。”我说，“六年前，有人要把康宁养老院里三十七个老人的‘最后一段时间’打包当掉，换二十万。”

“他拒了？”

“拒了。”

“拒了会怎么样？”

我把账本翻到下一页。

下一页是空的。

空了很多页。

再往后翻，翻到第六册最后一页，才有新的字迹，日期是六年前的三月十七日。

只有一行：“拒当一笔。记一笔。”

苏晚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记一笔，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爷爷，从这里开始，欠了账。”

她抬起头。

“那你呢？”

我伸出左手。

袖子滑下去，那条黑线从掌心一直爬到手腕，末端在小臂内侧停住，颜色比前几天淡了一点，但长了。

苏晚盯着看。

“你也有。”

“我拒了柳长明一笔。”

“所以你也在还账。”

“我还不知道我在还什么。”我把手放下，“但我知道一件事。”

“什么？”

“你打算怎么办？”苏晚问。

“先把三十七个人弄清楚。”我说，“人得有名有姓，才能算账。”

我把第六册翻到最前面。那笔当的记录后面，夹着一张对折的纸，纸已经脆了，展开的时候掉下来一点纸屑。

是一份名单。

打印的，宋体，一行一个名字，后面跟着年龄和入院时间。我用手指压着，一行一行数下去。

数到第三十六行，没了。

“三十七个。”我说，“名单上只有三十六个。”

苏晚凑过来看了一眼。

“最后一个呢？”

“没写。”我把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有人从这份名单上，划掉了一个人。”

“划掉的会是谁？”

“不知道。”我说，“但我知道一件事：三十七个老人，二十万，一个月。这个账，怎么算都不对。”

“哪里不对？”

“二十万，是养老院一个月的开销。”我说，“那他们收这三十七个人的‘最后一段时间’，拿去干什么了？”

苏晚没说话。

外面风大起来，把卷帘门的铁皮吹得响了一声。

“沈砚，”她说，“你爷爷当年拒了这笔当，是不是因为他们要拿这三十七个人去换什么东西？”

“换一样东西。”我说，“换这间铺子能再立三十年。”

“那三十七个老人，后来都不在了。”我说，“这个月我查过康宁养老院，去年年底注销了。注销前一个月，最后一位老人去世。”

我想起一件事。

十岁那年，爷爷带我去过一趟城南。他骑一辆二八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脚够不着踏板，两条腿晃着。车筐里放着一箱橘子，箱子是纸的，用绳子捆了两道。

院子很大，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写着“康宁”。

爷爷把橘子搬进去，一个老太太拉住我的手，摸了半天。

“这孩子，”她说，“没影子。”

爷爷当时就把我的手抽回去了。他一句话没说，把橘子放下，拉着我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回头跟那个老太太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我没听清。

那天回家的路上，他一句话都没说。到了巷口，他蹲下来，把我的鞋带重新系了一遍，系得很紧。

“砚砚。”他说，“以后别人问你有没有影子，你就说太阳太大，看不清。”

我那时候不懂。我说爷爷，影子是自己的，怎么会看不清。

他笑了一下，没答。

苏晚把笔记本重新翻开，笔停在纸上，没写。

“沈砚。”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你为什么没有影子？”

我愣住了。

“什么？”

“我拍了七张照片。”她说，“今天是第八次来。每次我都拍，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你的腿下面，永远是空的。”

她把相机拿过来，翻开相册，把屏幕转给我看。

一张，两张，三张。

巷子里的雪，柜台上的灯，货架上的布，全都清清楚楚。我站在画面里，手里拿着账本，脚底下的地砖亮得反光。

没有影子。

“我以为是镜头的问题。”她说，“我换了镜头，换了相机，用手机拍，结果一样。”

她把相机放下。

“沈砚，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看着她。她的头发还在滴水，肩膀湿了一片，眼睛很亮，是那种不怕事的亮。

我还没开口，柜台上的手机响了。

是那只翻盖手机。

屏幕亮着，光很暗，来电显示一串号码，没有名字，只有十一位数字。

我拿起来，按下接听。

对面没有声音。

只有很轻的呼吸，一下一下，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睡觉。

“喂？”

呼吸停了。

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点笑：

“新掌柜，你爷爷的账，还剩七天。”

电话挂了。

我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握着那只手机，听见自己的心跳。

“谁？”苏晚问。

“不知道。”

“说什么？”

我看着墙上的挂钟。

三点十五分。

然后，在我看着的时候，那根分针轻轻地动了一下，走到三点十六。

“她说，”我抬起头，“我爷爷的账，还剩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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