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迷路偏逢枪林雨　修机巧得头人欢

柳三更这辈子最后悔的一句话，是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在卡兰共和国塔卡拉省的一棵芒果树底下说的。

原话十个字：你们这么打，是排队送死。

说完他就想抽自己一个嘴巴。

这句话后来被折算过价：八万美元现金、一百三十七公斤粗金、两条人命、四年时间，还有一份干了七年才熬到的主管岗位。可那天下午三点，他脑子里转的只有一件事——这台皮卡的油表还剩四分之一，回波多市要两个半小时，赶不上代表处六点的周会，老周又要在群里点名。

看官，故事要从一张工单说起。

塔卡拉省，卡兰共和国西北角，红土、腰果树、一年两季雨。全国一千二百万人，这个省占了黄金和麻烦的各一半。鸿讯通信在这儿有四十三个基站，柳三更是其中一个技术督导，说白了就是哪个站倒了往哪儿跑。

那天倒的是 KL-TK-12，一个离省道十七公里的村子，名字他念了半年也没念顺。站倒了三天，投诉单压在老周桌上，红笔批了四个字：今天必须。

倒站的原因很土：蓄电池被偷了两组，柴油发电机没油。他带着两只新电池、一桶柴油、一个万用表、一把指甲刀，开了两个半小时。

站修好是下午一点四十。信号格一格一格爬回来的时候，村口那家卖可乐的小店老板举着手机冲他喊，说网络回来了，网络回来了，像在报丧又像在报喜。

他坐在塔基的水泥墩上喝水，七八个孩子围上来，伸手要东西。他摸出手机，翻出一段视频给他们看——成都的熊猫，抱着饲养员的腿不撒手。孩子们笑成一团，最小的那个伸手在屏幕上戳，戳一下，熊猫就动一下，他戳了十几下，笑得坐在地上。

手机响了，是老周。

“KL-TK-12 通了没有？”

“通了，周总。电池被偷了两组，我换了新的。”

“几点回来？六点开会，省公司的人来。”

“两个半小时，赶得上。”

“赶得上就赶。”老周顿了顿，声音压低，“还有，上个月那张加油的单子，你写的是九十二升，我这儿报销系统只认九十。你自己改一下，别让人抓住。”

柳三更说好。

挂了电话，他看见最大的那个孩子正盯着他的胸牌看，一个字一个字念：

“LIU——SAN——GENG。”

那是他第一次听见有人把自己的名字念得这么认真。

柳三更点了根烟，蹲在塔底下抽完，才上车。

问题就出在回程。

导航给他指了条近路，地图上是一条细得像头发丝的灰线，标注是“矿区便道”。他不知道那是二〇一三年一家外国矿业公司修的，修完矿挖空了，路就废了，只剩两道车辙在草里。

他开了四十分钟，越开越不对劲。路边开始出现烧过的车壳，轮胎黑的，铁皮卷着，像一只被啃干净的羊。

然后他听见了枪声。

不是电影里那种“哒哒哒”，是“啪——啪——”，一声一声，中间隔着人喘气的工夫。第一发子弹打在车斗挡板上，咚的一声，像有人拿锤子砸铁皮。

柳三更把方向盘一打死，车横进草丛，人滚下去，脸埋进土里。

他后来回忆，那几分钟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反复想一件事：我妈让我别来非洲，我说补助高。

枪声稀了。

他抬起头，草叶上有血——不是他的，是三十米外一具尸体流过来的。他胃里一翻，干呕了两声，什么也没吐出来。他撑着车站起来，想倒车。

两支枪已经顶在他胸口。

两个兵，一个看着十六，一个看着十九，赤脚，穿迷彩裤，上身是印着球队标志的 T 恤。枪是 AK，木托磨得发亮，枪管上缠着红布。

柳三更举起手，用他仅有的两百个当地词，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

“我——是——中国人。修——手机。”

年纪小的那个笑了，露出一口白牙。他用枪口戳了戳柳三更的胸牌，念上面的拼音：“LIU——SAN——GENG。”

然后他们搜身。

万用表、指甲刀、一卷电工胶布、半包红塔山、一瓶老干妈、一张全家福。

老干妈被拿走了。全家福被塞回他兜里，那个十六岁的兵还替他把折角抹平了。

柳三更后来一直记得这个动作。他知道自己该害怕，可那一瞬间他怕不起来，只觉得荒诞——两个刚才还在杀人的人，会替你把照片的折角抹平。

营地在一片铁皮屋后面。

说是营地，其实就是三排土房围出来的院子，中间一棵巨大的芒果树，树下摆着一张塑料桌，两把中国产的红色塑料椅。椅子上坐着一个老人。

老人六十二岁，脑袋剃得发青，穿一件印着“2010 广州亚运会”的 T 恤，脚上是拖鞋，手里攥着一个充电宝，正在给一部手机充电，充不进去，一遍遍拔了插、插了拔。

他抬眼看柳三更，用英语问：“中国人？”

“中国人。”

“修手机的？”

“修基站的。手机……也修。”

老人把手机推过来。屏幕碎了一角，壁纸是一个穿校服的男孩，站在一栋水泥楼前面，笑得没心没肺。

柳三更接过去，翻过来看背面。

不是软件问题。充电口里塞满了木薯粉和泥，触点全黑了；电池鼓包，后盖顶开一条缝；SIM 卡座虚焊，一按就断。

他蹲在芒果树下，用指甲刀撬开后盖，用铜丝一点点把充电口里的硬块掏出来，用胶布把电池压平，从烟盒里撕了一小片锡纸垫在卡座底下。

十七分钟。

屏幕亮了。开机音乐是一段教堂唱诗。

老人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看见孙子的脸跳出来，才把手机揣进怀里，抬头笑了一下。

“吃饭。”他说。

饭是木薯团子，一盆羊肉汤，汤上浮着一层红油。柳三更饿狠了，抓起来就吃，辣得眼泪直流，还竖大拇指。老人被逗笑了，拍着桌子说了句什么，满院子的人都笑起来。

气氛就是在这个时候松下来的。

柳三更端着碗，眼睛往院子外头瞟。

院墙外是一片空地，二十来个人在“训练”。所谓训练，是排成两排，面对面站着。前一排举枪，后一排也举枪，中间隔三十步。一个赤膊的汉子敲铁皮桶，敲一下，前排齐射；再敲一下，后排齐射。

没人卧倒，没人找掩护，没人后退。倒下的人被拖走，后面的人补上来，队形不乱。

柳三更看得嘴里的木薯都忘了嚼。

他在心里数：三十步，AK 有效射程四百米，这个距离是必中距离。两排对射，第一轮就死一半。

他脑子里冒出来的不是恐惧，是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念头——这玩意儿叫“覆盖”。所有人挤在同一个扇区里，没有冗余，没有分流，一次拥塞就全线崩。

然后他听见自己开口了。

“你们这么打，是排队送死。”

院子里静了。

铁皮桶不敲了。二十几个人一起转过头。那个十六岁的兵把手按在枪上。

老人放下碗，慢慢地、一根一根地擦干净手指。

他用英语问：“你说什么？”

柳三更的胃开始疼。他知道自己犯了个天大的错误——在别人的地盘上，当着别人的兵，说别人的仗打得蠢。

可话已经出去了，收不回来。

他硬着头皮，指了指院子外那两排人，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这么打，人多的一方一定赢。你们人少，就一定是你们死光。”

老人没生气。他把椅子往后挪了挪，让出一块地方，抬手指了指自己对面的那把红塑料椅。

“坐下。”他说，“那你说，怎么打？”

芒果树上的知了叫得震天响。

柳三更站在原地，汗从后颈一直流到腰上。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从这一刻起，他要么变成一个有用的人，要么变成一个没用的人。而在这种地方，没用的人不值一颗子弹。

他坐下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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