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章，湘学报寒士显名，南学会欲伸民权

今年又到了朝廷选拔优贡生的考试期了，这拔贡考试属于朝廷恩科，十二年才举行一次，对未能考上举人的学子，再进行一次选拔，优异者，可以保送入京城国子监学习，再经朝考合格，可以获得做京官、地方知县或教渝的资格。后来演变成只给虚名，没有进国子监学习的实际。

学政江标很关心唐才常的科名，请他过来参加考试。唐才常见到江标，摇头说：“国家衰败如此，得到科名又有什么用？”

江学政笑着劝道：“不能这么说。有了科名，名望更高，参与变法革新，影响更大，是不是？”唐才常觉得有理，参加了拔贡考试，以他的学问和履历，理所当然被选为优等。同科抜贡的还有毕永年。毕永年湖南长沙人，个子不高，但有胆略，从小在父亲军营中往来，练就坚毅意志。

谭嗣同得知唐才常中了拔贡生，十分高兴，过来向他作贺。唐才常苦笑了笑，什么话也不说。谭嗣同见他不说，又说：“告诉你一件好事，你想见的那个《日本国志》的作者，黄遵宪先生，到长沙来了！你可以去见见他哟！”

“真的！他是路过，还是常驻？”唐才常对于精通外国国情的人十分崇拜。谭嗣同诡异地笑了笑说：“他是路过，明天就走，你晚上去见他吧！”唐才常为难说：“晚上，从浏阳赶过去怎么来得及？”

谭嗣同见他一副失落的样子，暗暗好笑，改口说：“别急，别急！那是我骗你的。实话告诉你，他在此不走了，朝廷任命他为湖南按察使，有他来此，又给湖南的维新变法添了翅膀！”

“太好了！我改天就去拜访他。”

“好，我和你一起去。”

几天后，两人去见黄遵宪大人。到了臬台衙门，两人投上名刺，黄遵宪早已在上海梁启超处认识了谭嗣同，此刻立即出来迎迓。谭嗣同向黄遵宪介绍了唐才常，唐才常毕躬毕敬地行了个叩见礼，说了自己拜读过《日本国志》，及仰慕之情。黄遵宪谦虚道：“过奖了，过奖了！有什么疏漏，还请多多指教。”

三人入内落坐后，黄遵宪道：“我来此不久，就听江学政介绍过你，你就读过岳麓书院、两湖书院，才学出众。我和江学政正想筹办一份报纸，名称叫《湘学新报》，借此报介绍国内外政坛传闻、史学、地理学、算学、商务、军事学、外交学等等诸多方面学识，本着孔子改制学说，为维新变法张目。此报每月出三册，现在还没有总撰述人选，今天你来了，真是天赐我也！我想聘你为该报总撰述，你以为如何？”

唐才常正想大展身手，听了喜出望外，但还是谦虚说：“先生如此看重于我，鄙人真有点受宠若惊！只怕才浅学薄，辜负了先生重托。”谭嗣同在旁说：“唐兄，不必过谦了，这差事拿你来说，简直就是轻车熟路，方便得很！”唐才常这才点头说：“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在下试试看吧！”

不久，《湘学报》正式刊行，报上刊载史学、掌故学、地理学、算学、商学、交涉学六条目，旁及各国政治学说、宗教法律和时政要闻。唐才常在报上发表了《史学论略》、《外交论》、《兵学余谈》等诸多文章，唐才常的大名也随着报纸走进千家万户，被人们知晓。

不久，朝廷改派徐仁铸为湖南学政，接替江标职务。徐仁铸，进士出身，其父徐致靖，翰林侍讲，父子俩同为维新人士。他的到来，又使众人心中大喜。

谭公子在南京候补，被陈宝箴招回湖南筹办《时务学堂》，唐才常被聘为中文教习。

谭公子和黄遵宪、唐才常等人筹商设立“南学会”，但此事必须陈抚台同意。陈抚台问及设会缘由，黄遵宪假意说:“湖南地处偏僻，绿林丛多，去年胶州杀教事起，恐本地匪徒效尤，毁教攻洋，生出乱子不可收拾。设立学会，向百姓时时宣讲此事，劝导人们安心从业，不可胡作非为，滋乱生事。”

陈抚台听他这么说，当然赞同，问他该由何人主持此事？黄答:“此事须有号召力强大之人，又有胆略者担任，除了谭公子外没有人能担此重任！”

陈抚台深以为是，立即召见谭公子，托他主持举办“南学会”事务。

“南学会”每隔七日会员聚集一次，听主讲人演讲。主讲人有:黄遵宪主讲政教，皮锡瑞主讲学术，邹代钧主讲與地，谭公子主讲天文。每次演讲前，谭公子都要求诸位主讲人将讲稿给他观看。他看后认为不够鲜明和突出的地方，必须加以更正，诸位主讲人虽认为讲得太激进了会招来非议，但多少还是按谭公子意见改正。

南学会集会时，有当地士绅，也有商人、学子，市井百业之人，往往达数百人之众。谭公子在第一次演讲时，讲到中国形势危急时，沉痛地分析了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而面临“瓜分豆剖”的危险，神情激愤道:“今日所以立学会之故，诸公已讲明白，愚再就中国现在情形论之。溯自道光以后，通商诸事，因应失宜，致酿成今日之衰弱！日本乃亚细亚之小国，偶一兴兵，即割地偿款，几不能国。而德国又起而乘之，瓜分豆剖，各肆侵凌，凡有人心，其何以堪？

即如土耳其国，居欧亚之间，不修政学，不入公法，中国昔日亦轻视之。或以土耳其比中国，中国辄以为耻。乃自俄土战后，略有变法之意。其宗教以战死为天堂，民心因而团结，同仇敌忾，颇自联合学会光景，故前年遂能战胜希腊，六大国皆为之震动。此其胜于中国者一也。土耳其陆军既强，海军亦具规模，中国乃无一任战之船，此其胜于中国二也。尤可骇者，中国胶案既出之后，六大国皆移师，而各欲因利乘便，冀得土地，土耳其也攘臂于其间，明目张胆而言曰：‘我情愿少索希腊赔款，速了此案，以便我亦往中国，分一块土地也！’夫以素为中国所轻所耻之土耳其，转而陵驾中国之上，至为分中国之谋，我中国之可耻可危，为何如哉？

暹罗者，亦亚洲弱小之南国也，土地人民财赋，远不及中国，自从翻然变化，国势居然日盛。昔薛叔耘《钦使日记》中，已称为宇宙内第三等国；今其国君游历泰西各国，共倡实学，各国爱之重之，国势由此更见兴盛，且将升为第二等国矣。我中国以十八省之大，乃不能比一暹罗，其耻又何如也？

诸君素怀忠君爱国之忱，谅必同深此耻，故愿与诸君讲明今日危急情形，共相勉为实学，以救此至危急之局。

且不惟中国当知其危也，鄙人顷在湖北，晤日本政府所遣官员三人，言中日唇齿相依，若中国不能存，彼亦必亡。故甚悔从前之交战，愿与中国联络，救中国亦自救也，并闻湖南设立学会，甚是景仰。自强之基，常从此起矣！

夫日本席全盛之势，犹时恐危亡，忧及我国，我何可不自危而自振乎？”

又说：“君子应当知道，我们堂堂七尺之躯，不是给人作奴隶，当牛马的！我们若不奋起努力，则沦为别人的奴隶牛马之时不远矣！”

会堂中坐满了士绅、市民和百姓，听了都十分感动。

谭公子想把“南学会”办成欧洲议会的形式，他认为实施改革，推行新政，首先要做到“平权”，即官不可以踞民之上而独尊，民不可受制于官而尽失其“主人之权”，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做到“平权”。一方面“平其议事之权”，使学会得以议事；另一方面，办事之权仍由官府操作。谭公子明确指出:“西方国家在议事办事方面，有严格区分。议院是讨论事务的地方，官府是执行事务的地方，互不干涉，也无谁轻谁重，明白公布于大众，阴阳牵制，这办法是最完善而没有弊病的。”

谭公子和黄遵宪等人商量，想把“南学会”办成全省的总会，而各州县都设立分会，以便团结全省各地进步开明之士。他说:“各州县都设立分会，分会受省总会节制，官府欲办某事，兴某学，必须和分会商议，议定而后行。如议不合，则少数服从多数；民欲举某事，兴某学，应先由地方分会议之，分学会议定，后报总学会，总学会许可，才可实行。这样做，则大官吏不敢骄横，小官吏不敢欺诈，兴利除弊，万无一失也！”

黄遵宪默默点头说:“谭君说得虽没错，可是人多嘴杂，大权操在当官者手中，他能让你这么做而失去作威作福的权力吗？我看难以实行。”

谭公子说:“事在人为，只要把各州县的分会成立起来，形成气候，不怕不成功！就算不成功，也可积累经验。”

果然，在谭公子的影响下，各地成立了许多分会，他的家乡浏阳首先出现了“群萌学会”，还有“郴州学会”，常德“明达学会”，衡州“任学会”。这些学会主要是研习算学、格致、舆地，兼及“经史大义，掌故”等等，和成为地方议会相距甚远，谭公子虽不满意，但总算团结了许多有志之士，开启了学习西学的热潮。

为了扩大影响，熊希龄和谭公子商议办一份报纸，由唐才常出面担任总撰述。将报纸定名为《湘报》，请陈抚台批准。陈抚台询问儿子陈三立意见，陈三立也是个热心时务的人，说:“父亲，没有报纸，就好比哑巴做好事，只给自己看，别人不知道！报纸很重要，像一扇窗，沟通众人心灵，让众人都明白。”

陈抚台听了，也觉报纸很重要，但又怕某些人发表激进言论，引起朝廷不满，故特别训示道:“《湘报》绝大部分篇幅要刊载‘电旨’、公牍、奏疏，报导本省新政，各国时事，逸事新闻，商务。义求平实，力诫游谈。”

唐才常被聘为《湘报》总撰述，《湘报》是日报，每日要出版，工作量很大，唐才常并不以为累，反以为乐。他写了一篇序，那湘报序写道：“执途人而语之曰：‘中国为极疲葸极滞拙之国乎？’必怫然曰：‘余不信也。’又语之曰：‘中国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乎？’必愕然曰：‘余不信也。’又语之曰：‘中国为极疲葸极滞拙之国，即极聪强极文明之国。’必更色然曰：‘而童昏我乎，何相轻之甚也？’

今夫绳枢甕牅之儒，井蛙篱鸡之子，咫尺不见，迅雷不闻，吾无暇与言。其少能开通耳目，发纡心力者，於所以疲葸滞拙之由，一一以中西比例之，抑无待吾言。顾吾於反比例得正比例者，何以故？何以故？曰：‘夜叉见而佛道成，烦恼生而智慧出，其运至奇，其机至捷，其理至平。’轮船也，电线也，铁路也，由今日以前五千余年之人，坐漆室而垩壁，而我亲见之；织造也，矿化也，工商杂遝於瀛寰也，由今日以前五千余年堙塞蕴藏之奇，而发其覆，而阐其珍，而我亲见之；学堂也，学会也，若官、若绅、若民，通力合作也，由今日以前五千余年磅礴樛窒之气，而启其鑰，而破其扃，而我亲见之。故以我听见者，方之欧美各国，则诚疲葸矣，滞拙矣；而方之今日以前之中国，则为聪强文明之起点，而未有艾也。

尤有奇者，古者欲通上下之情，挈君民之矩，於是命太史陈诗，瞽矇献诵，工操艺谏，商订国约，雍雍彬彬，同我太平。暴秦而降，恃压力之重，私天位之宅，严巷议之诛，立腹议之律，赤大侠之族，成党锢之狱，草芥臣民，牛马士类，黔首何辜，丁兹厄运？盖自开闢以来，君民上下之界，始断潢绝港，各怙其私，则秦为之也。侵淫至於前明，科条益密，法律益苛，时事天文，俱悬厉禁。驯至士夫以廷杖为荣，奸庸以讲学丑正，天地惨怛，日月晦冥，於斯极矣。圣清受命，仁德如天，纲罗大弛，士气宽和。

迩者海内诸君子，曲体朝廷育才至意，广开报馆，用代遒人，大声疾呼，海天同应。於是秦汉以来之愚障，始云开雾豁，重见光明；於是四民之困於小儒腐说，辗转桎梏者，始脑筋震荡。人人有权衡国是之心，而谋变通，而生动力。夫由今日以前之志士仁人，其欲摩挲故府，钻研政典，求断爛朝报不可得，而斎恨终者，何可胜道！今乃海宇大通，朝野一气，政学格致，万象森罗，俱於报章见之。是一举而破二千余年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不程时日，而收延年惜阴之大效。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农工焉者，但能读书识字，即可触类旁通，不啻购千万秘藉，萃十百良师益友於其案侧也。其使中国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吾於是决其必然矣。

熊庶常秉三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渡，乃鸠同志，集巨资，设湘报馆。义求平实，力诫游谈，以辅《时务》、《知新》、《湘学》诸报所不逮；亦以使圆颅方趾，能辨之无之人，皆易通晓。其願力之宏，转移之速，更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者。今夫古今不可思念之奇，无如电机，孰管錀是？孰邮传是？是理也，在人为大脑小脑，在天为空气中至微至神之物，无以名之，名曰以太。以太之动，电机随之，虽八万余里之地球，无一发间。日报为效之神且速，吾不敢信其至是。其所以感动以太之理，则一也。嗟乎！焚如之灾，迫於旦夕，而士夫泄沓，猥曰：‘若而人者，用意良厚，其如敝箪不能捄盐池之碱，杯水无以止车薪之火矣。’夫诚可以巳焉，秉三亊不自逸也，明知其万不能巳；明知其不巳，即有补聪强文明之运，则摩顶放踵奚辞矣！才常不敏，勉襄斯举，敢揭大旨，告我支那。陈辞之陋，所不恤焉。”

司马鼎文被《湘报》和南学会深深鼓舞，他写信给浙江萧山的文县令，说明湖南已经开始变革运动，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湘报》、南学会、不纏脚会等。自己已受聘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之事，并给文县令寄去几份《湘报》，介绍南学会状况。文县令读信后十分欣喜，又看了《湘报》樊锥的文章，很受鼓舞，也想在萧山开办新学堂和南学会。

樊锥，湖南邵阳人，曾在城南书院读书，因品学兼优，被学政江标选为拔贡。他在长沙参加了南学会，被谭公子的演讲深深打动，上书陈抚台，建议“开拓用才之术，不忤狂言，其通者取之，其不通者容之，以转移风气。”陈抚台见此书写得如此大胆，也觉惊异，特召谭公子询问其人，谭公子据实禀报，说此人为拔贡生，品学兼优，是可用之才。陈抚台说:“那就请他帮你在《湘报》撰文吧！”

樊锥回到邵阳后，和一些志向相同之人成立“邵阳分会”，他任会长。他手订南学会邵阳分会章程，提倡民权平等之说。他写了《劝诚篇》，《发锢篇》，《劝湘工》文章，在《湘报》上刊出，该文写道:“一切用人行政，付之国会议院，……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事，……天下之理，天下公之，天下之事，天下议之。”

谭公子看到这些文章，十分赞赏，特意赶到邵阳去见樊锥，那天下大雨，谭公子没有带伞，身上淋得湿漉漉的。樊锥很感动，带领一伙同志备了当地菜肴，热情欢迎谭公子。谭公子拉着他的手说:“你的文章写得太好了，就是要大胆揭露和抨击封建统治制度的罪恶，说别人不敢说的话，让那些贪官污吏在我们的與论面前发抖！”

樊锥说:“好的，有了谭公子的鼓励和支持，我没有什么畏惧的，我还要写许多文章，吐尽心中欲说的话。”

樊锥在邵阳又成立了“不缠脚会”，动员妇女入会，凡入会者不缠脚。许多达官贵人，富商士绅家的小姐深受裹脚之苦，纷纷冲破家庭阻挠，加入“不缠脚会”。

一天，来了一个中年妇女，也要求加入“不缠脚会”，樊锥见她容貌姣洁，衣饰素雅，鬓发上插着一朵白花，答应道:“欢迎，欢迎！请在名册上留下尊姓大名，便于以后联系。”

那妇女签下了姓名，樊锥看了一下，上面写着:“罗秋云，古岸村人。”

樊锥说:“我也是古岸村人，看来我们是同乡。”那罗秋云欣喜道:“原来是同村的，我怎么不认识你？”樊锥道:“多年在外读书，故村里人都不认识。”

罗秋云道:“我除了承诺不缠脚外，还有一事相求，不知可否？”

樊锥道:“但说无妨，我们南学会就是为平民作主的。”

罗秋云犹豫了一下，含羞道:“我是一个寡妇，丈夫死了多年了，未嫁前，曾有一个青梅竹马的邻居，他出外经商，发了点财，知我守寡在家，想来娶我，不知可否？”

这问题触动了樊锥的神经，“男尊女卑”这个自古而来的樊笼必须打破，要提倡男女平等。按照平等的法则，男的可以再娶，那么毫无疑问，女的也可再嫁。樊锥毫不犹豫，答道:“当然可以。”

“可是我的公婆不同意，说嫁给他家，生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一女从一夫，岂可再嫁？你说我该怎么办？”

樊锥道:“现在中国正在变，湖南也在变，过去妇女要缠脚，现在就可以不缠脚了。这婚嫁也一样，妇女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也应有自己的自由和权力！”

“先生，你说的没用，我公公是族长，他的话说了算。”

樊锥怔了怔，“族长！”这族权确实利害，一族之中他说了算。

樊锥依他目前的南学分会力量不足以和传统的族权抗衡，他思索了一下说:“我替你写个诉状，你到县衙大堂去告他，看县太爷怎么说。”

樊锥替罗秋云写好状子，罗秋云果然到县衙大堂去告状。

这县太爷是个胆小怕事之人，知省内抚台一昧推行新政，樊锥紧跟省内谭公子等人闹得正欢，成立南学分会又成立“不缠脚会”，提倡民权平等之说，听罗秋云说，这状子就是樊锥所写，不敢怠慢，派衙役去古岸村传罗秋云公婆及相关人员到县衙，听候审判。

樊太公听儿媳告他，起初不相信，真是反了天了。后来他的侄子在县衙当差，是个三班捕头，告诉大伯说是南学分会樊锥撑的腰，这才相信，派人告知侄子在县令面前多多美言几句，侄子会意，给县令送去些银子。县令不受，发话说:“公事公办，现在是什么时候，不兴这一套！”侄子碰了壁，无计可施，又怀恨在心。

相关一伙人跪在大堂上，樊锥和南学分会的人也在堂前旁听。县令要文案当堂宣读诉状，诉状中伸明男女平等，男子可再婚，女子也应可再嫁，告状人罗秋云状告她公婆剥夺罗秋云人身权力，要求县太爷允许罗秋云再嫁。

诉状读罢，县令说:“过去一女从一夫，立贞洁牌坊的事，都是陈旧陋习，现在‘南学会’提倡男女平等，本县遵循这一新规，判令罗秋云自由，可以再嫁。她公婆不应阻挠，否则本县决不宽货！”

樊太公听了宣判大怒道:“我是一族之长，族内事我说了算，县太爷不该管我族内事。再说，我们两个人年纪已大，只有这个儿子，现在儿子不在了，往后我们靠谁养老？”

罗秋云道:“公婆放心，儿媳就是再嫁，也认您们为父母，供养过老！”

公公还要伸辩，县令把手一挥，喝令:“退堂！”

罗秋云得了自由，和梅商人一起向樊锥等南学分会人叩头谢恩，双双离别而去。

樊太公回去，见到孙子无人照看，越想越气，加以年纪已大，竟然一命呜呼。临死之时，嘱族中人说:“为害哉，樊锥。必欲将他驱逐出族，方泄我心头之恨！”

太公之弟樊山又痛又恨，纠集族中诸人，拿着扁担锄头到县里闹事，县学里一伙教授、童生秀才平时早就指责樊锥无君无父，伤风败俗，此时一齐出来，和樊山等一起，将设在县学堂里的南学分会砸个稀巴烂，并声言要将樊锥碎尸万段，为樊太公报仇。

县令见事情闹大，暂时溜了。樊锥见这伙人来势凶猛，只得暂时逃走避开。这伙人并不甘休，将樊锥的家也砸了。

樊锥跑到长沙，向总会谭公子诉苦，谭公子问明情况，笑着安慰他说：“让你受苦了。不过此事真有点操之过急，封建社会族权至上，要想推翻废除这一制度，恐非地方政权能够胜任，这要从国家层面动手，才能做到这一点。等等吧，相信不久就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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