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苏门的最后守望者

苏门四学士里，黄庭坚和秦观的名气最大。一个诗写得好，一个词填得妙。剩下那两个——晁补之、张耒，常常被人忽略。

可忽略归忽略，这两人在当时的文坛，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晁补之，字无咎，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他比秦观小三岁，比张耒大两岁。这人有个特点：正经。读书正经，写文章正经，当官也正经。连笑起来都像没笑。

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今江苏淮安）人。他跟晁补之正好相反：不正经。整天嘻嘻哈哈，见谁都开玩笑。苏轼说他“一笑千愁散”，意思是他一笑，什么烦恼都没了。

这两个人，一正一邪，一板一眼，却是最好的朋友。

晁补之出身书香门第。他爹晁端友是个诗人，他叔晁端礼是个词人。他从小就在诗堆里泡大，六七岁就能背《诗经》，十岁能写文章。

可他有个毛病：太认真了。

读书认真，写文章认真，连吃饭都认真。他娘给他盛饭，他非得数一数碗里多少粒米——不是挑食，是较真。他娘气得骂他：“你这么较真，将来怎么当官？”

晁补之说：“娘，较真才能当好官。”

十七岁那年，他爹带他去杭州，拜访大名鼎鼎的苏轼。

苏轼看了他写的文章，说：“此子文气沉厚，将来必成大器。”

晁补之激动得差点跪下。从此，他把苏轼当成了老师。

后来他进京赶考，一举高中进士。那一年，他二十三岁。

张耒的出身就没那么好了。他爹是个小官，工资不高，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妈给人洗衣服补贴家用，张耒从小就帮家里干活。

可张耒这个人，天生乐观。穷归穷，乐归乐。他一边帮家里干活，一边读书。干活累了，就坐下来写首诗；写诗累了，就躺在地上看云。

十七岁那年，他在陈州（今河南淮阳）认识了苏辙。

苏辙看了他写的诗，惊为天人，说：“此子诗才，不输其兄！”他连夜写信给苏轼，说发现了一个天才。

苏轼看了张耒的诗，拍案叫绝，亲自跑到陈州去见他。

两人一见如故。苏轼问他：“你以后想干什么？”

张耒说：“写诗，喝酒，交朋友。”

苏轼哈哈大笑：“好！这才是我的学生！”

后来张耒进京赶考，也中了进士。那一年，他二十一岁。

元祐年间，苏轼回京当翰林学士，苏门四学士也聚齐了。

那几年，是汴京文坛最热闹的时候。几个人天天混在一起，喝酒、写诗、填词、吹牛。

黄庭坚写诗，秦观填词，晁补之写文章，张耒负责搞笑。苏轼坐在中间，乐呵呵地看着他们。

晁补之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北渚亭赋》《归来子赋》，在当时广为传诵。苏轼说他“文气浑厚，有汉唐之风”。

张耒的诗写得最好。他的《有感》《夏日》，写得清新自然，读来如沐春风。黄庭坚说他“诗似陶渊明，不假雕饰”。

可张耒不爱正经写诗。他喜欢写打油诗，写完了就拿去逗晁补之。

有一回他写了两句：“晁兄晁兄莫太较，吃饭何必数米粒。”晁补之气得直瞪眼，张耒笑得直不起腰。

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新党上台，旧党倒霉。

苏轼第一个被贬。苏门四学士也跟着倒霉。

晁补之被贬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当通判。他二话不说，收拾行李就走。

到了应天府，他发现自己又得罪人了——因为他太较真。

有一回，上面派人来检查工作，让他招待一下。晁补之说：“公事公办，招待什么？”那人气坏了，回去告了他一状。

晁补之又倒霉了：再贬到毫州（今安徽亳州）。

在毫州待了两年，又接到命令：再贬到信州（今江西上饶）。

信州在江西，比毫州远多了。晁补之接到命令，一句话没说，收拾行李又走。

有人问他：“你就不难过吗？”

他说：“有什么好难过的？我老师被贬到惠州，比我惨多了。”

张耒比晁补之惨。

他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当酒税监。黄州那地方，穷得叮当响。他到那儿之后，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借住在一座破庙里。

可他不抱怨。

他在庙里开了一块地，种菜种花。天天读书、写字、写诗。有人来看他，他就跟人聊天。没人来，他就自己跟自己聊。

他写诗自嘲：

“江上秋风吹客衣，江南江北路东西。相逢莫怪无樽酒，一饱黄州饭亦稀。”

写的是自己穷得连酒都喝不起。

他还写了一首《夜坐》：

“庭户无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气先清。梧桐真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

这首诗写的是梧桐，也是他自己。

后来他被调到复州（今湖北天门），又调到颍州（今安徽阜阳）。越贬越远，越贬越穷。可他从来没抱怨过。

他给苏轼写信说：“老师，我现在可厉害了——种地种得可好了。”

苏轼回信说：“我也在种地。咱们师徒俩，成了两个老农民。”

张耒看完信，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大赦天下。

苏轼从海南北归，路过润州（今江苏镇江）的时候，见到了张耒。

两人抱头痛哭。哭完了，张耒掏出一瓶酒，说：“老师，这是我攒了好久的，一直等着您来喝。”

苏轼接过酒，一饮而尽。

他问张耒：“晁补之呢？”

张耒说：“他还在信州，等着您呢。”

苏轼说：“告诉他，我很快就去。”

可苏轼没等到去信州。他走到常州，病倒了。那年七月，他死了。

消息传到信州，晁补之一句话没说，把自己关在屋里，关了三天。

三天后他出来，对人说：“老师走了，咱们得把老师的东西传下去。”

他开始整理苏轼的诗文，抄写苏轼的书信，记录苏轼的言行。

张耒也在做同样的事。他把苏轼给他写的信，一封一封誊抄下来，编成一本书。

后来有人问他们：“你们这么做，不怕被朝廷抓吗？”

晁补之说：“不怕。”

张耒说：“抓就抓呗。”

崇宁年间，朝廷开始清算元祐党人。

晁补之被罢官，回了老家巨野。他在家里盖了一间小屋，取名“归来子斋”。每天读书、写字、教学生。

政和二年（1112年），晁补之病逝，享年六十岁。

他死之前，把儿子叫到床前，说：“我把老师的诗文都整理好了。等我死后，你把这些东西传下去。”

张耒比他多活了几年。

他被罢官之后，流落江湖，靠卖字画为生。有人劝他投靠新党，换个官做。他说：“我是苏门的人，这辈子只认苏门。”

政和四年（1114年），张耒病逝，享年六十二岁。

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床破被子、几卷旧书。可他的脸上，还挂着笑。

晁补之留下了《鸡肋集》，七十卷。里面收录了他一生的诗文。后人评价他的文章：“文气浑厚，有古人之风。”

张耒留下了《柯山集》，五十卷。里面收录了他一生的诗。后人评价他的诗：“自然清新，不假雕饰。”

可他们留下的，不只是诗文。

他们把苏轼的诗文整理好，传了下来。把苏门的精神传了下去。把对老师的敬爱、对朋友的忠诚、对理想的坚守，传了下去。

后来的人提起苏门四学士，总说黄庭坚、秦观。可如果没有晁补之、张耒，苏轼的诗文也许早就散佚了。苏门的故事，也许早就被人忘记了。

他们是最不起眼的两个，却是守得最久的两个。

晁补之和张耒，是两个不一样的人。

一个较真，一个随性。一个板着脸，一个笑嘻嘻。一个写文章，一个写诗。

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苏门的最后守望者。

苏轼活着的时候，他们跟着他笑。苏轼死了之后，他们替他守着那些诗文，守着那些回忆。

后来有人问张耒：“你这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我是苏门的人。”

又问晁补之。

他想了想，说：“我老师是苏轼。”

这就是晁补之和张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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