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武周定后出中原

第五卷 虎牢一战擒两王 第1章 武周定后出中原

620年5月29日秦王李世民率军返回长安，唐朝在成功平定刘武周之乱后，国内局势趋于稳定。朝野上下一致认同，此时正是向东进军、攻打王世充的绝佳时机。

刘武周那么多章节，那么多天，谁还记得王世充是谁啊，不慌，咱们再次调转昆仑镜，扫一眼王世充都有那些经历。

王世充本是西域胡人，靠着祖母携父改嫁霸城王氏，之后改姓，再后来逐渐得势，在大业年间，他先后通过修建宫，镇压朱燮、管崇等起义军，参与平定杨玄感叛乱，逐渐成为隋朝核心将领。（图1）

617年李密进逼东都洛阳，杨广派遣王世充前往平灭，初期与李密部交战，王世充胜少败多。待到618年杨广死后，王世充与元文都等人拥立越王杨侗为皇泰主，随后王世充在北邙山一战大破李密。

同年王世充依靠政变掌握了军政实权。之后王世充多次与唐朝摩擦，寻求功绩用以称帝，619年王世充篡位称帝，并继续与唐朝交战，620年5月，王世充虽仍控制洛阳核心区，但逐渐面临军事包围、政治孤立和粮草、经济崩溃的三重危机。

此刻的王世充陷入了困境，战斗连连失利，治下的百姓也食不果腹，其势力范围更是日渐被唐朝蚕食。然而，在这危急关头，一根救命稻草出现了，突厥伸出了结盟之手。620年5月，突厥派遣阿史那揭多向王世充赠送了一千匹马，并提出联姻的请求。为了稳固这一联盟，王世充将同族之女远嫁突厥，并与突厥展开了贸易往来。

突厥为啥大老远的隔着黄河也要与王世充结盟呢？

首先突厥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生产力水平决定了，部落往往需要借助外部资源。这导致了突厥有季节袭汉族统治区，进行打劫的历史传统。

既然存在掠夺的需求，那么对于突厥而言，是选择攻击一个团结统一、坚如磐石的大势力容易得手，还是趁对方内部斗争、分裂成众多小势力时更容易掠夺呢？显然，当对方处于内斗分裂的状态，由众多小势力组成时，突厥进行掠夺的难度会相对较低。当然，如果能有对方直接把东西送来的机会，那自然是更喜闻乐见的选择。好的愿景固然美好，却不那么容易实现，就需要多动动歪脑筋了。

因此可以说，中原地区的动荡局势对突厥而言是有利的，因为它为突厥提供了从中摄取利益的机会。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突厥可以更容易地找到掠夺的突破口，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对应的关中的梁师都、郭子和表现欠佳，而河东地区的刘武周又不服管教，最终被平灭，为了维持汉族统治区的动荡局面并从中谋取利益，突厥亟需在河东及其以南的中原地域重新扶植势力。这样做旨在通过制造和控制混乱，以实现其在汉族控制区内乱中取利的目的。

秉持着这一乱中取利的理念，我们不难洞察突厥在隋末时期所采取的策略，通过扶持多股割据势力，如李渊、窦建德、刘武周、薛举、王世充等，来阻挠中原地区的统一进程，从而维持其自身的霸权地位。其核心战略目标在于确保这些势力之间保持一种相互制衡的状态，以便于突厥通过接受纳贡和进行干涉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分析，突厥在扶持刘武周和李渊等势力时，实际上也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策略性考量。他们并不希望这些势力的膨胀超出自己的控制范围，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面临反客为主、尾大不掉的隐患。

以李渊为例，尽管他曾向突厥称臣，并确实获得了突厥的资助和支持，但随着李唐王朝逐步统一关西、河东等地，突厥开始警觉到唐朝已然逐渐脱离其控制。为了平衡局势并维护自身利益，突厥转而加大了对其他势力的支持力度，如刘武周和梁师都等。突厥多次指使这些势力袭扰唐朝边境，试图通过制造混乱来牵制和削弱唐朝的实力。当然了，我们都知道李唐最终击败了突厥，这就是后话了。

至于刘武周，他原本是突厥在河东地区的重要代理人，曾得到突厥支援骑兵的大力支持，进而对太原发动了进攻。然而，随着刘武周势力的迅速膨胀，他开始与突厥的国策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突厥选择坐视其被李唐王朝平灭，这一决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合理的。

武德三年（620年），刘武周被唐军击败，逃亡至突厥后不幸被杀。这一事件导致突厥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布局出现了缺口，因此他们需要迅速找到替代势力来填补这一空白。此时，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成为了突厥的新目标。突厥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王世充，试图通过扶持他来继续在中原地区发挥影响力，从而实现其乱中取利的战略目标。

目前，王世充所处的位置紧邻李唐王朝，且双方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这种态势扶持王世充势力，看起来能够有效地牵制住李唐的发展步伐。对于突厥而言，让中原地区持续保持动荡状态，多乱一阵子，正是其国策所在。通过维持这种局面，突厥可以从中寻找机会，利用各方势力的争斗来谋取自身的利益。

总的来说，突厥对中原的干预策略展现出一种“动态平衡”的特点。在隋末时期，突厥巧妙地通过扶持包括李渊在内的多股割据势力，有效地削弱了隋王朝的整体实力，为其自身谋取利益创造了条件。然而，进入唐初阶段，随着李渊势力的逐渐壮大并开始脱离突厥的控制，突厥迅速调整了其支持的重点，转而全力扶持王世充、窦建德等其他势力。

这种根据局势变化而灵活调整支持对象的做法，充分体现了突厥在中原干预策略上的高度灵活性和动态平衡能力。突厥始终保持着对金钱、美女、地位的敏锐洞察，以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尽管突厥的精心布局最终未能成功阻止唐朝的统一大业，但其所采用的策略却深刻地揭示了游牧政权对中原内乱进行操控的内在逻辑。他们巧妙地利用代理人战争这一手段，通过扶持和操控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来维持并最大化自身的利益。

咱们再把目光回到唐郑之争上来。

在显州，杨士林虽然接受了唐朝显州行台尚书令、楚公的官爵，其在显州已经是***了，但他却暗中与王世充和萧铣分别勾结，一面向北与王世充交往，一面向南与萧铣联络。吃我的，喝我的，当着我的官，还行谋逆之事，简直属于是吃里扒外了，唐朝得知此事后当然要有所制裁，于是立即下诏命令庐江王李瑗与安抚使李弘敏共同出兵讨伐杨士林。（图2）

然而，唐朝的军队尚未出发之际，显州长史田瓒遭到了他上司杨士林的猜忌。620年6月23日，田瓒先行击杀杨士林，并向王世充投降。王世充见状，便任命田瓒为显州总管，以示笼络。

显州是在621年由隋淮安郡改制而来，下辖比阳（州治，今河南泌阳县）、慈丘、平氏、显冈四县。

620年6月，李渊开始布置东征战略，而王世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从各州镇挑选出骁勇善战的士兵，将他们全部集结到洛阳。为了加强防御，他特地设置了四镇将军，分别负责洛阳的四方守卫。同时，他还广泛招募人手，分别部署在洛阳的四座城门，全力做好防御准备。”

7月初一，李渊正式颁布诏令，任命秦王李世民为统帅，统领各路大军，誓师东进，攻打王世充所据守的洛阳。此时，唐陕东道行台的左仆射屈突通，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洛阳城中。李渊因此事特地对屈突通说道：“朕有意命你东征洛阳，只是你的两个儿子尚在彼处，你对此有何看法？”屈突通闻言，毅然回答道：“臣昔日身为阶下囚，本应命丧黄泉，幸得陛下宽宏大量，不仅赦免了臣的罪过，还赐予诸多恩典。自那时起，臣便暗自发誓，愿在有生之年为陛下肝脑涂地，以报深恩，只是唯恐找不到为国捐躯的机会。如今，臣有幸得以担任前锋之职，为国效力，又怎会顾惜那两个儿子呢！”李渊听到想要的答案后，不禁赞叹道：“真乃忠肝义胆之士，竟能做到如此境地！”

屈突通为啥不顾孩子死活要去打洛阳呢？

李渊称帝后，急需整合关陇集团、山东豪杰等多方势力，军队中也有不少归附的前朝将领和地方豪杰。此时，屈突通事件成为李渊强化皇权的关键契机，他通过将屈突通置于“忠君”与“护子”的两难境地，向军方传递出明确信号：皇权高于一切，任何将领的私人情感，包括亲情，都必须服从朝廷意志。这一做法本质上是初唐建立中央集权的必要手段，旨在通过对个体的“服从性考验”，确立皇权对军队的绝对掌控，消除地方势力和前朝旧部的潜在离心倾向，为政权统一奠定政治基础。

简单来说，李渊与屈突通的对话，本质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

李渊通过“询问”展现“君主的宽仁”，实则是逼迫屈突通表态；屈突通则以“慷慨陈词”完成对新政权的效忠仪式，用亲情作筹码换取政治资本。

不单单在隋末唐初的乱世中，在任何时期，阵营的选择即决定生死。

屈突通，身为隋朝时期的名将，他的军事才能广受赞誉，即便朝代更迭，他也在唐朝受到了重用。然而，他的儿子身陷敌境洛阳，这一特殊情况无疑可能对他的立场产生微妙的影响，甚至有可能迫使他化身细作，出卖重要情报以换取家人的安全。

李渊当然知道这一点，因此在提及“二子在洛阳”时，其言下之意实则是对屈突通的一次严峻考验，旨在逼迫他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李渊通过这种极端情境的设定，试图验证屈突通是否具备彻底效忠唐朝的决心。

面对这样的抉择，屈突通无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若他选择“保子抗命”，不仅可能危及自身的安危，更会被世人视为“首鼠两端”的小人，遭受天下人的唾弃与指责。这样的选择，无疑是对他名誉与忠诚的双重背叛。

然而，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忠君弃子”，则能彰显其大义灭亲的决绝与忠诚。即便这一选择意味着牺牲儿子的生命，他也能因此成为道德上的标杆，赢得后世的敬仰与赞誉。这种看似“反人性”的选择，实则是在乱世中政治人物的生存本能与智慧体现。他们深知，在权力与忠诚的天平上，往往需要做出艰难的取舍与抉择。而屈突通的决定，无疑是对这一点的深刻诠释。

简单讲就是顺着李渊，两个儿子不一定会死，而抗拒李渊自己绝对会死。

儒家“忠高于孝”的伦理观念在官僚阶层根深蒂固，尤其对屈突通这类出身士族、久居高位的官员而言，“忠君”是维护自身政治声誉的根本。

屈突通抵抗唐朝之后被俘，李渊不仅免其死罪，而且礼遇甚隆，授予陕东道行台左仆射的高官，这种“破格任用”在等级森严的初唐也算“青眼有加”了。对屈突通而言，以“舍子尽忠”回报知遇之恩，既是道德义务，也是洗刷“降将”耻辱、重塑政治形象的机会。

人心都是肉长的，李渊在已知屈突通儿子在洛阳城中，却仍然命屈突通前往攻略洛阳的逻辑是什么呢？为啥非要屈突通前去，难道没有别人了吗？

当然了除了屈突通之外，还有许多隋朝旧将也选择了投诚唐朝，从各方面来说屈突通无疑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首先他是很有实力的，屈突通出身于显赫的关陇贵族家庭，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与熏陶。在投降唐朝之前，他长期担任隋朝的高级将领，左武候大将军，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深厚的军事素养。另一方面，屈突通对洛阳周边的地形地貌以及王世充势力的分布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这种对敌情的熟悉程度，无疑为他在唐朝攻打洛阳的战役中提供了宝贵的情报支持。

其次，屈突通本为前隋朝资深将领，曾奉代王杨侑之命，率领骁果军数万屯驻于河东郡以拒李渊。在与唐军的交锋中，他于河东等地凭借险要地势和严密布防，一度成为李渊西进关中的强劲阻碍。后因战局逆转兵败被俘，最终归降唐朝。

作为曾挫败李唐军队的典型“降将”，屈突通归降后仍获李唐政权包容重用，这一事实本身便传递出强烈的政治信号，连曾与李唐正面抗衡、造成实质阻碍的隋朝旧将，都能在归附后免于清算并跻身要职，其余主动归降者自当更受优待。这种对“敌对降将”的超规格包容，极大消解了天下观望势力的疑虑，使李唐“纳降如流”的形象深入人心。

在东征洛阳的关键战役中，启用曾与唐朝敌对的隋朝旧将屈突通，蕴含着特殊的政治与心理战考量。派屈突通率军攻打王世充，本质上是向洛阳阵营释放强烈信号，连昔日坚决抗拒唐军并造成一定后果的隋朝高级将领屈突通，都能归附唐朝，且获重用、享厚禄。这一安排对瓦解敌方心理、动摇敌军士气具有显著的象征意义。

对王世充麾下的隋朝旧部而言，屈突通的“从敌到臣”之路，打破了“降唐没有好下场”的认知桎梏，证明归附李唐可获政治出路。

对观望中的隋臣与地方势力而言，屈突通的案例是最直接的“投诚范本”，能大幅降低其心理顾虑，加速瓦解王世充政权的人才基础。

这种“以降将攻旧主”的策略，巧妙利用了乱世中政治人物对“前途”的权衡心理，实现了军事行动与舆论攻势的双重突破。

最后也就是“信任度”的问题了。降将投降到哪里都免不了被猜忌。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屈突通的两个儿子恰好身处洛阳，那可是王世充势力的核心范围。这一特殊情况，无疑为李渊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检验屈突通是否“真心归附”的试金石。李渊深知，如果屈突通能够毅然决然地选择忠诚于唐朝，即便面临儿子身陷敌境的艰难抉择，也绝不动摇，那么他的忠诚度便无可置疑。反之，若他稍有犹豫或动摇，那么他的忠诚便值得商榷。

因此，当李渊提及“二子在洛阳”时，他的言下之意不仅是对屈突通的一次严峻考验，更是对他忠诚度的一次深度挖掘和验证。而屈突通的回答和选择，无疑将决定他在唐朝的未来命运和地位。

不难看出，屈突通不仅出身隋朝名门、军事才能出众，还对洛阳方面有着深入的了解，最终要到是他的曾经挫败唐朝的降将身份，这使得他在投唐后能够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唐朝攻打洛阳战役中的重要人物。

这边李渊准备全军出击了，那边王世充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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