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洛阳拿下速清算

第五卷 虎牢一战擒两王 第14章 洛阳拿下速清算

打了这么大的胜仗，保守派将领封德彝步入营帐，满面春风地表示庆贺。李世民闻言，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温和而略带调侃地说道：“若非当日未遵公之良言，何来今日之大捷？智者千虑，尚有一失，此言不虚啊！”封德彝听后，神色一黯，羞愧之情溢于言表。

窦建德兵败之后他的妻子曹氏和左仆射齐善行带着几百名骑兵逃回洺州。

当窦建德兵败的消息传播开来，621年5月初七，王世充的偃师、巩县均降唐，这两个地方位于虎牢关以西，洛阳以东，地图有标注。(图1)

5月初八，唐朝任命太子左庶子郑善果为山东道抚慰大使。这里插个眼，以后还要详细说。

王世充的将领王德仁放弃旧洛阳城逃跑，副将赵季卿以城降唐。秦王李世民押解着窦建德、王琬、长孙安世、郭士衡等人到洛阳城下，给王世充看。翘首以盼援军的王世充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大救星”窦建德在虎牢关之战中失利被擒，囚车随后抵达战场。目睹此景王世充简直比死了M还难受，他在城头上悲痛欲绝，流着泪和窦建德接话。随后，李世民将俘虏长孙安世等人放入城中，让他告知王世充虎牢之战的经过。王世充召集诸将商议突围，准备南奔襄阳，然而此时众人已经心如死灰，纷纷表示：“我们依赖的是夏王窦建德，如今夏王已然被俘，我们就是突围，即便逃出去也于事无补。”

于是第二天的5月初九，王世充身穿白衣带领郑国的太子王玄应、百官及二千多人到军营门前投降。李世民按礼节接受他们投降，王世充俯下身汗流浃背。李世民说道：“你总认为我是个小孩，如今见了小孩，为什么这么恭敬？”王世充叩头谢罪。于是李世民分派出一部分人，先进入洛阳，分别把守市场商店，禁止骚扰抢掠，没有一人敢违犯禁令。

5月21日，王世充麾下的徐州行台，杞王，王世辩，携带着徐、宋等共计三十八州的地域，亲赴唐朝河南道安抚大使的驻地，表达了归顺之意，并正式请求投降。此举标志着原属王世充掌控的所有地区均已宣告平定。至此，王世充政权彻底灭亡，从619年4月初七王世充即皇帝位立国，至今日灭亡，共计两年零一个月。

5月初十，秦王李世民正式踏入洛阳宫城，他下令禁止士兵劫掠，并指派记室房玄龄先行步入中书省与门下省，意图搜集隋朝遗留的地图、户籍资料以及制文诏书等重要文献。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宝贵资料早已被王世充销毁殆尽，房玄龄未能寻得任何遗存。

与此同时，李世民又果断下令，由萧瑀与窦轨等人负责查封隋朝遗留的仓库，将其中所藏的金钱与布帛悉数收缴，并慷慨地分发给立下战功的将士们，以此作为对他们英勇付出的奖赏。

当初，秦王府中的重臣杜如晦，其叔父杜淹目前投身于王世充麾下。杜淹与杜如晦兄弟之间素有嫌隙，他不仅进谗言害得杜如晦的兄长丧命，还将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囚禁起来，几乎令其饿死。然而，杜楚客在逆境中却展现出了非凡的宽容与大度，从未流露出丝毫怨恨之情。

及至唐朝平定洛阳之后，杜淹按律当斩。此时，杜楚客悲痛欲绝，他泪流满面地恳求杜如晦能够出手相救，然而杜如晦初时并未应允。面对此情此景，杜楚客深情而决绝地说道：“往昔，叔父已害我兄长性命；今日，兄长若再杀叔父，我们家族岂不是要自相残杀至尽？这等惨剧，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言罢，他甚至欲以自杀明志。杜如晦见状，终被其深情所动，于是代其向秦王李世民恳切求情。最终，在杜如晦的努力下，杜淹得以幸免于难。

另一方面，当秦王李世民在阊阖门处理政务时，隋朝旧臣苏威曾请求觐见。然而，他却自称年老体衰、疾病缠身，无法行君臣之礼。对此，李世民派人前去责备道：“您身为隋朝宰相，在国家危难之际未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致使君主遭难、国家覆灭。您见了李密、王世充都能卑躬屈膝、叩头行礼，如今却以年老有病为由不愿相见，这岂不是太过虚伪了吗？”此后，当苏威抵达长安再次请求觐见时，仍未得到准许。晚年的苏威，既贫且老，再未能重获官职，最终在家中黯然离世，享年八十二岁。史书说苏威这样的长寿，还不如早一点死去。他的一生，见证了隋朝的兴衰更迭，也留下了无尽的唏嘘与感慨。

苏威是隋代极具代表性的臣僚，一生功过交织，既是隋初治世的重要推手，也因性格局限与晚节问题留有争议。

他的功绩主要集中在隋初政务与制度建设。他继承父苏绰遗志，针对西魏以来赋税苛重的弊端，奏请减免赋役、简化典章，直接缓解战后民生压力，为“天下称治”奠定基础。隋初典章散乱，他主持修订“律令格式”，梳理出一代通规，成为隋代法制核心构建者，影响深远。同时，他敢于犯颜直谏：见宫中用银作幔钩，便力陈节俭之益，推动文帝销毁雕饰旧物；文帝怒欲杀人时，他当庭阻拦、拒不退让，最终促使君主自省，尽显治世谏臣本色。他与高颎同心辅政时期，长期执掌民部、刑部等要害部门，参与大小政刑决策，在赈济山东饥民、稳定政局中发挥关键作用，是隋文帝倚重的“宣化之臣”。

但苏威的局限亦十分突出。他气量狭隘，史载其“好同恶异”，无法包容不同意见，缺乏豁达的政治胸襟，这一性格不仅影响官僚间的协作，也为后期自身的政治困境埋下隐患。苏威曾同时兼任五职，纳言、民部尚书、大理卿等，却“无举贤自代之心”，被治书侍御史梁毗弹劾“安繁恋剧”，暴露了其对权位的依赖，与“志存远大”的定位略有落差。虽在隋初直言，但面对隋炀帝后期的暴政，未能坚持“犯颜匡正”；隋亡时“情同匹夫”，既无殉国之志，也无挽狂澜之举，与“德行高人”的评价存在差距，缺乏乱世文臣的气节担当。

此外，对于那些罪行昭彰、罪大恶极的王世充同党，李世民并未姑息。他下令拘捕了包括段达、王隆、崔弘丹、薛德音、杨汪、孟孝义、单雄信、杨公卿、郭什住、郭士衡、董睿、张童儿、王德仁、朱粲以及郭善才等在内的十数名重犯，并在洛水之畔，对这些罪人执行了斩首之刑，以此彰显正义，震慑宵小。《新唐书》中说：薛德音因为撰写檄文言辞傲慢悖逆，崔弘丹因为制造弓弩导致很多唐军士兵受伤，先诛杀了他们；接着逮捕段达等人，在洛水岸边将他们斩首。

为啥要杀单雄信呢，还真不能怪李世民，《旧唐书・李密传》记载：“太宗围逼东都，雄信出军拒战，援枪而至，几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惧，遂退，太宗由是获免。东都平，斩于洛阳。”《新唐书・尉迟敬德传》也提到寻相叛变后众臣认为尉迟敬德会叛变，可是李世民相信的第二天，他俩出去榆窠打猎，恰逢王世充亲自率领数万士兵前来交战，单雄信骑马径直冲向秦王李世民。虽未提及李世勣呵止，但表明当时情况危急。两部正史均有相关记载。

《旧唐书・单雄信传》记载：“高祖李渊不允许赦免单雄信。”按历史事实推断，李世民攻下洛阳城后就诛杀了单雄信，啥时候向李渊请示并禀受命令？大概是李世民时期的史臣叙述李渊当政的事情时，对那些诛杀行为不能满足众人意愿，也就是不得人心的，都称是李渊的命令，以此掩盖李世民的过失，或许屠杀夏县之类的事情也是如此。

当初，在李密军中时候，李世勣与单雄信情谊深厚，曾立下同生共死的誓言。然而，时局变迁，待到唐朝平定洛阳之时，李世勣深知单雄信骁勇无比，心中不忍其遭遇不测，便恳切地向李世民请求，愿以自己所有的官爵来赎回单雄信的生命。然而，李世民并未应允李世勣的请求。李世勣再三恳求，却仍未能改变决定，最终只能含泪退下。

面对李世勣的深情厚谊，单雄信心中五味杂陈，他深知李世勣已尽力而为，却仍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单雄信对李世勣说道：“我早已料到此事难以办成。”李世勣听后，心中更是悲痛万分，他坚定地说道：“我原不惜舍弃余生，与兄长你一同赴死；但既然我已将这条命献给了国家，便无法再顾全私情。况且，我若死去，又有谁来照顾兄长你的妻儿呢？”言罢，李世勣毅然割下一块大腿肉，让单雄信吃下，以此作为他们深厚情谊的见证，并说道：“愿这块肉能随兄长你化为尘土，或许可以不负我们当年的誓言吧！”

此外，李世民还下令拘押了韦节、杨续、长孙安世等十几名与王世充有牵连的人，并将他们送往长安受审。对于那些被王世充无辜关押的百姓，李世民则一律予以释放；而对于那些被王世充杀害的百姓，他则命人作祭文加以祭奠，以此表达对他们的哀悼与敬意。李世民的这些举措，无疑赢得了百姓的广泛赞誉与支持。

而在被杀名单中，还有一位曾叱咤风云的隋末乱世将领朱粲。朱粲是谯郡城父县人，今安徽省亳州市，隋朝时曾担任县里面的佐吏。后来朱粲被征召从军讨伐高句丽，但不愿前往辽东赴死的他，便与众多逃兵一起落草为寇，号为“可达寒贼”。朱粲自称为迦楼罗王，聚众十余万，他率领这支队伍，在荆州（南郡）、沔阳（沔阳郡）等地辗转征战，四处抢掠，其足迹甚至延伸至长安城南面的终南山以南的诸多郡县。朱粲军队所到之处，犹如蝗虫过境，百姓深受其害，往往是人烟断绝，生灵涂炭。（图2）

公元617年9月，朱粲率部归附李密，被封为扬州总管、邓公。

617年12月唐李孝恭击败朱粲，诸将请将俘虏全部杀死。李孝恭说：“不能这样做，否则，往后谁还肯投降？”于是从金川到巴中蜀地，檄文所到之处，投降归附李渊的有三十余州。

618年1月朱粲曾派人奉表劝李密称帝。李渊建立唐朝后，派遣马元规担任山南招慰使，负责招抚山南地区并讨伐当地的割据势力。618年5月，山南抚慰使马元规在冠军县进攻朱粲，打败了他。7月初二唐宜州刺史周超攻朱粲并打败了他。（图2绿色）

冠军县，属于南阳郡。

在不久之后的公元618年9月，李密被王世充击败。李密败亡后，朱粲派使节投降了隋朝，皇泰主封朱粲为楚王。正因如此，朱粲便成为唐朝建立后，李渊在山南地区的重点打击对象。

618年10月邓州刺史吕子臧与抚慰使马元规联手击败朱粲。吕子臧见朱粲新败、军心不稳，建议乘胜追击以绝后患，却未被马元规采纳。由于唐军却错失战机，没能一鼓作气彻底歼灭朱粲，导致不久之后朱粲收拢残兵，很快又卷土重来，朱粲还在南阳郡（邓州）冠军县自称楚帝，改年号昌达，随即率军进攻邓州。吕子臧坚决拒降，率部死战，最终阵亡。之后城池陷落，马元规也未能幸免，一同殒命。（图2）

邓州在隋朝时属于南阳郡。619年，将其改为邓州，管辖穰县、冠军县、深阳县三个县。627年，撤销冠军县，将其辖区并入新城县。

不久的618年10月25日，朱粲侵犯淅州，唐派太常卿郑元率领一万步兵、骑兵攻打朱粲。12月11日，太常卿郑元在商州攻打朱粲，打败了他。

内乡县在汉代时是淅县的属地，618年，唐朝在这里设置淅州，

邓州内乡县，是汉代淅县的属地，619年左右唐朝在这里设置淅州。如果按照《隋书・地理志》来看，淅阳郡，西魏时设置淅州，治所在南乡县。朱粲所侵犯的地方，大概是南乡县的淅州。

唐朝又将上洛郡改称为商州。

到了619年1月朱粲的兵力达到20万，其军队在汉水与淮河之间肆意剽掠，其行踪飘忽不定，如同幽灵般游荡。朱粲的部队从来不占据城池，每当他攻破一个州县，总是急于掠夺粮食，却从不尽数取用，往往在粮食尚未耗尽之时便已匆匆离去。而在撤离之际，他更是残忍地将州县内剩余的物资付之一炬，不留丝毫给当地百姓。更令人发指的是，朱朱粲对农业生产漠不关心，也不会从事农耕，导致无数百姓因饥饿而死，尸体堆积如山，景象惨不忍睹。（图2中部）

随着朱粲势力的扩张，其军队的给养问题日益凸显。在粮食匮乏之际，他竟丧心病狂地命令士兵烹食妇女和儿童，并扬言：“人肉之美，无与伦比，只要其他城镇尚有人烟，我们又何愁饥饿呢？”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无疑将朱粲推向了道德的深渊。

隋朝的著作佐郎陆从典和通事舍人颜愍楚，因故被贬至南阳。起初，朱粲还曾礼遇他们，邀请他们作为宾客。然而，随着粮食危机的加剧，这两位官员及其全家竟也未能幸免于难，被朱粲残忍地杀害并烹食。

后来，为了维持军队的给养，朱粲又强迫各城堡的妇女和儿童充当军粮。这样的反人类暴行很快激起了各城堡的强烈反抗，他们纷纷背叛了朱粲。在淮安郡地区的豪强杨士林和田瓒的率领下，各地纷纷起兵攻打朱粲，得到了各州县的广泛响应。在淮源之战中，朱粲遭遇了惨败，只能率领数千残兵败将逃往菊潭县。（图2中部蓝色）

淮河发源于平氏县的桐柏大复山，山的南面有淮源庙。唐州桐柏县的《淮源县庙碑》，是东汉延熹六年（163年）所立，碑文记载：“淮河发源于平氏县，从大复山开始，在地下隐秘流淌，到阳口才显现出来。

杨士林家族世代为蛮族首领，隋末时，他曾担任鹰扬府校尉，杀郡官据郡县，赶跑朱粲后，1月29日，杨士林率领汉东四郡的使节向唐信州总管庐江王李瑗投降。李渊闻讯后，下诏任命杨士林为显州道行台，并授权他任命田瓒为长史

到了619年闰二月，朱粲派使者到唐朝请求投降，李渊下诏立朱粲为楚王，听凭朱粲自己设立官属，视方便办事。同月唐朝派遣前御史大夫段确出使朱粲领地。

段确奉诏到菊潭县慰劳朱粲，并受降，在出使途中更换了官职为散骑常侍。4月初三，段确在菊潭县朱粲的酒宴之上，借着酒意对朱粲出言不逊，戏谑道：“听说您酷爱食用人肉，不知人肉的味道怎么样？”朱粲听后，非但不怒，反而淡然回应：“如果吃爱喝酒的，醉酒人的肉，就像含着酒槽吃猪肉一样醇厚。”此言一出，段确大为光火，怒斥道：“狂妄悖逆的贼寇，即便归顺朝廷，也不过是奴仆中的头目罢了，竟敢放肆地谈论吃人的事情？”一听这话，朱粲怒意渐浓，竟在宴席之上当场擒获段确及其随行数十人，悉数烹煮，分食于左右。事后，朱粲更是屠戮菊潭百姓，带着满腔怒火与残余部众投奔了王世充。王世充见朱粲来投，非但不以为忤，反而委以重任，册封其为龙骧大将军。

朱粲行为残忍，人品差，为啥唐朝和王世充都会接纳他呢？

朱粲因残暴成性、食人闻名已臭名昭著，却仍能被唐朝和王世充先后接纳，本质上是隋末乱世中“利益优先于道德”的生存逻辑所致。

首先，朱粲虽然臭名昭著，但是当时其势力仍具“可利用性”。

朱粲自起兵以来，在江淮、荆州一带，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纵横数年，巅峰时聚众达20万，虽多为流民乌合之众，但规模仍不可小觑。618年，他在冠军县自称“楚帝”，割据一方，对荆州、邓州等战略要地有实际控制力。朱粲虽以残忍著称，但在619年初仍保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力，这是他能被双方接纳的基础。

再看看这时候的唐朝，李渊618年称帝，政权初立，618年11月刚刚解决了薛秦势力，关中未稳，且面619年2月探报突厥准备多路并进打击唐朝。

朱粲的势力范围位于王世充与唐朝的南部边缘，对唐、郑双方而言，争取朱粲可起到“牵制对手侧翼”的作用。

朱粲虽然人品不行，但是有实力，就好比七伤拳，伤敌一千，自损三百，虽然接纳朱粲会有明显的坏处，但是如果不承受小的“自伤”，朱粲投靠敌对势力，自己就得承受“一千”的伤害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唐朝收编朱粲武装不仅可以补充兵力而且能塑造“既往不咎”招安示范。可是事与愿违，使者段确被烹杀，使得唐朝招安公信力崩塌。

然后就是王世充，619年4月王世充把持后隋政权意欲称帝，此时集团内部人心不稳，内部隋朝旧臣多有不服，外部面临唐朝、窦建德等多方压力。此时他急需通过“招揽盟友”巩固政权合法性。

烹杀唐朝使者之后，朱粲彻底蜕变为了反唐的象征。对于王世充来说，朱粲这种决绝的背叛行为，恰恰证实了他不可能再暗中与唐朝勾结，从而使其成为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反唐盟友”。于是王世充4月初三接纳朱粲的投降，4月初七就称帝了。

在隋末的乱世里，“弱肉强食”是当时的主导逻辑，道德评判往往被现实生存的需求所掩盖。朱粲的残忍行为虽然令人不齿，但在唐朝和王世充的眼中，他的价值仅仅在于“能否为我所用”。

对唐朝来说，接纳朱粲是一种“低成本维稳”的策略。他们无需给予信任，只需利用朱粲暂时的存在，来阻挡其他势力。一旦朱粲失去利用价值或者再次作乱，唐朝便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清除。事实上，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立即将朱粲公开处决，唐廷借此完成道德救赎。

对王世充而言，接纳朱粲则是一场“称帝初期的政治表演”。他通过容纳各方势力来显示自己的“包容”，即使知道朱粲不可靠，也能暂时起到稳定内部的作用。这种选择无关道德，只关乎利益。

在乱世之中，这种现象并不罕见：敌人的敌人可以成为暂时的盟友。哪怕对方是恶魔，只要能缓解自身的压力，便值得一试。

直至公元621年5月朱粲在洛阳被李世民所杀。朱粲死后，洛阳城中的百姓对朱粲的残忍行径深恶痛绝，他们争相用瓦块砖头砸向朱粲的尸体，不一会儿，朱粲的尸体便被堆积成了一座小山。这一场景，无疑是对朱粲罪行的最好控诉。

朱粲是隋末唐初军阀混战中最具反人性色彩的代表人物，其一生以暴力发家、以食人立命、以傲慢亡身，堪称中国古代史上“乱世失德”的极端反面典型，将战乱年代人性的阴暗面推向了令人发指的极致。

从发迹路径来看，朱粲毫无政治抱负与济世之心，仅靠混乱时局与暴力掠夺聚拢势力。他本是亳州城父县的小吏，大业末年随军征讨长白山义军时，趁机聚众为盗，自称“迦楼罗王”，麾下很快膨胀至十余万人。这支队伍并非反抗暴政的义师，而是烧杀抢掠的匪帮，渡淮水后屠竟陵、沔阳，转掠山南时“所至杀戮，噍类无遗”，所过之处郡县残破、百姓流离，完全以破坏而非建设为目的。即便后来僭称“楚帝”、建元“昌达”，占据邓州拥有二十万部众，他也无任何治理规划：攻克州县后只搜刮粮仓充作军粮，离开时便焚毁剩余物资、拆毁城郭，既不组织农耕养民，也不建立统治秩序，将统治区域彻底沦为掠夺性的“移动牧场”，直接导致辖区内“百姓大馁，死者如积”，为后续的“食人”暴行埋下了恐怖伏笔。

其最令人发指的行径，是将“食人”常态化，彻底突破人类伦理底线。当军中粮草耗尽、无处劫掠时，朱粲竟公然宣称“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下令部下掠取婴儿烹食；为维持军需，他甚至向所控城堡“征税”，专门强征老弱妇孺充作军粮。

兵败菊潭后，他虽向唐朝请降，却无归顺之诚，面对唐使段确酒后的侮辱，他非但不能隐忍，反而怒而斩杀段确及数十随从，转而投奔王世充，暴露了其反复无常、缺乏远见的本质。待东都洛阳被唐军攻克，朱粲被俘后斩于洛水之上，洛阳士庶“竞投瓦砾以击其尸，须臾封之若冢”，百姓的泄愤之举，正是对其一生残暴行径的最终审判。

至此，王世充的残部已尽数归顺唐朝，而相比之下，窦建德的残部却仍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这样的局势无疑将引发一系列的风波与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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