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招娣的婚事

1997年春天，招娣往家打了个电话。

那时候村里只有村部有一部电话，手摇的，接一回三毛钱。春生媳妇跑来喊李长贵，说深圳来电话了。李长贵扔了锄头就往村部跑，跑得气喘吁吁，拿起话筒，里头“滋滋啦啦”的，招娣的声音像是从水底下浮上来的。

“爹，我处了个对象。”

李长贵攥着话筒的手一紧：“哪儿的？”

“湖南的。也在深圳打工，搞装修的。”

“人咋样？”

“老实。”

李长贵沉默了几秒。电话里全是电流声，招娣又说：“叫陈建国，比我大两岁。爹，我想带他回去给你看看。”

“啥时候？”

“五一。厂里放假。”

李长贵说“行”，挂了电话。交了三毛钱给村会计，走出村部，站在太阳底下发了会儿呆。天赐正好从台球厅回来，嘴里叼着根冰棍，看见他爹站在村部门口，凑过来问：“谁的电话？”

“你大姐。说要带对象回来。”

天赐“哦”了一声，冰棍水顺着指缝往下淌。他舔了一口，忽然说：“大姐对象有钱吗？”

李长贵瞪了他一眼，没理他，背着手往家走。

五一那天，招娣真把人带回来了。陈建国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口扣得整整齐齐。手里提着两瓶酒、一兜子水果，还有一盒点心——是县城百货大楼买的，盒子都压扁了，一看就是路上拎了一千多里地。

玉兰迎出来，把人往屋里让。陈建国叫了声“婶”，声音不大，规规矩矩的。天赐斜靠在门框上，上下打量了他一遍，目光在那两瓶酒上停了停——是普通的尖庄，十几块钱一瓶，不是啥好酒。

李长贵坐在堂屋里，面前摆着茶。陈建国坐在他对面，手放在膝盖上，腰挺得直直的。李长贵问一句，他答一句。

“家里几口人？”

“五口。爹妈，一个哥，一个妹。”

“哥成家了没？”

“成了。在老家种地。”

“你搞装修，一年能挣多少？”

“看活多少。平均一个月，千把块吧。”

李长贵端起茶缸喝了一口。千把块，在深圳不算多，但比种地强。他瞟了一眼招娣，她正坐在旁边，低着头剥手指甲，耳朵根红红的。李长贵很久没见招娣这样了，像个姑娘家的样子。

“招娣跟你，住哪儿？”

陈建国看了招娣一眼，说：“在关外租了一间农民房，一个月三百。等再攒两年，看能不能在镇上买个小的。”

李长贵放下茶缸，没接话。天赐忽然从门口探进头来：“姐夫，你在深圳认不认识人？给我也找个活呗，我不想在镇上了。”

陈建国还没来得及回答，李长贵先开了口：“你姐的事还没说完，你少插嘴。”

天赐撇了撇嘴，缩回去了。陈建国看了看招娣，招娣微微摇了摇头。他没再说什么。

晚上吃饭，玉兰把那只芦花鸡杀了。陈建国帮着端菜、摆筷子，手脚勤快。李长贵喝了两杯酒，脸红了，话也多了。

“建国，”他拍着陈建国的肩膀，“招娣是我们家老大，这些年，苦了她了。你好好待她。”

陈建国点头：“叔，您放心。”

“她脾气倔，你多担待。”

“她脾气好。”

李长贵笑了，笑了一半又收住。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转头问招娣：“你俩结婚，彩礼咋说？”

桌上安静了。招娣放下筷子，看着李长贵：“爹，我跟你商量个事。”

“说。”

“彩礼我不要了。”

李长贵眉头一皱。玉兰在桌底下拽招娣的袖子，招娣没理。

“你说什么？”

“我说，彩礼不要了。”招娣的声音很平，“建国家里条件一般，他哥刚盖完房，欠着账。我俩自己攒钱，自己办。不跟家里要，也不给家里添。”

李长贵把酒杯往桌上一顿：“你啥意思？我李长贵嫁闺女，一分钱彩礼不要？村里人咋看我？”

“爹，”招娣抬起头，直直地看着他，“你养我十八年，我寄回家多少钱，你算过没有？”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屋里。玉兰的筷子停在半空，天赐也不扒饭了，抬着头看他姐。

李长贵的脸涨红了，是酒，也是别的什么。他嘴唇动了动：“你算这个账？”

“我没算。”招娣说，“但你要是想算，咱们可以算算。我寄了十年，一年一千五，十年是一万五。够不够抵那十八年的饭钱？”

陈建国在桌子底下拉招娣的手，招娣甩开了。她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个存折——那个深绿色的本子，李长贵认得——放在桌上。

“这上头还有两千。本来想给改霞念书用，现在她考上师范了，学费国家出，用不上了。”招娣把存折推到李长贵面前，“给天赐留着吧。他该说媳妇了。”

她说完就出了堂屋，站在院子里。月亮很大，照着她瘦削的肩膀。陈建国跟出去，站在她旁边，没说话，只是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

屋里头，李长贵盯着那个存折，谁也没动筷子。天赐伸手去拿，被玉兰一巴掌打掉了手。

“吃你的饭。”玉兰说。她的声音不大，但天赐缩回去了。

李长贵把那存折拿起来，翻开，第一页还是招娣的名字。他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余额是两千零三十块。存取记录的最后一行写着：1997年4月28日，取500。

那是陈建国来之前取的。招娣取了五百块钱，给他和玉兰一人买了一身新衣裳——叠在炕头，还没舍得穿。

李长贵合上存折，揣进兜里。他端起酒杯，把剩下的酒一口闷了，辣得直咧嘴。

“建国，”他冲着门外喊，“进来吃饭。”

陈建国进来了，招娣也跟着进来了。李长贵给陈建国夹了块鸡腿——两只鸡腿，一只给了陈建国，一只给了天赐。招娣看着那只鸡腿落进天赐碗里，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招娣和陈建国走了。李长贵站在院门口，看着长途车开远。他想起十年前招娣头一回走，他站在这里送，也是这样的尘土，也是这样的车。那时候他攥着招娣给的五十块钱，心里头想的是儿子的房子。现在他兜里揣着招娣的存折，心里头想的，还是儿子的房子。

他站了很久，直到玉兰喊他吃饭。转身的时候，他摸了摸兜里的存折，那本子的边角磨得发毛了，触着指头，有点扎手。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招娣走之前，没去老槐树那儿。她当年用瓦片刻的“我走了”，还留在树干上，字迹让树皮包了一半，模模糊糊的。

他不知道招娣还记不记得那行字。他也不知道，那行字下面，改霞去年刻了一行新的。

“我也会走。”

他没看见。他从来不往那棵树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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