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老记者

邹明约在城郊一间旧书店见面。书店在临江老纺织厂的边上，招牌只剩两个字，剩下的一半被雨泡烂了。程砚推门进去的时候，一股旧纸和霉味混在一起的味道扑面而来。

门口挂着一串竹帘，帘子压得很低，进出都得抬手拨一下。地上铺着旧地砖，缝里嵌着灰，踩上去有点发涩。书架从地面排到天花板，中间留出一条勉强能过人的窄道。最里头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方桌，桌上摊着一叠报纸。

灯是从头顶一根长长的灯管里下来的，光发白，照到书架深处就暗了。靠墙的架子上码着旧杂志，脊上贴着胶布，写着手写的编号。一个男人坐在桌边，正在看报。他面前的茶杯里泡着茶叶，叶子沉在底下，水早就凉了。

他比程砚想的老。头发花白，剪得很短，脸颊瘦得能看见骨头的形状。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袖口卷到小臂上。手背上青筋鼓着，指节粗大。看报的那只手，指腹上有一层薄薄的老茧。

邹老师。那男人抬起头。他把老花镜从鼻梁上摘下来，放在了报纸上。他看人的时候，眼睛是眯着的，像是在打量，又像是在躲。他的嗓音低，尾音有点哑，听久了像嗓子里压着什么东西。你是程砚。是。

孟老跟我说的。邹明把手里的报纸折起来，压平，坐。程砚在他对面坐下。

这位是关月芬。周德海的表妹。邹明的手停了一下。

周德海。他重复了一遍，柳树沟的周德海。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但我写过他。

他说着，从桌上那叠报纸里抽出最下面一份，推到程砚面前。那是一份泛黄的报纸，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三月。头版下方有一小块地方，登着一则两百字左右的消息，标题是《柳树沟村土地流转款发放 村民反映数额存疑》。

报纸的边缘卷着，摸上去发脆，折痕处已经裂开了口。署名：邹明。那两个字笔画很硬，跟报纸上印出来的名字一个样。程砚把报纸拿起来。纸很薄，对着窗光，能透出背面的字。这是你写的。

我二十三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刚进日报社，跑农村。柳树沟那件事，是我第一个独立跑出来的稿子。

后来呢？

“后来第二天，我们主任找我谈话。他说，小邹，你还年轻。这件事，往下不能再写了。”

再后来呢。再后来我就调去跑别的口子了。三年以后，我调去跑社会新闻。

他把报纸收回去，重新压在桌上。压着报纸的是一块石头，方形，边上磨得圆了。周德海那件事，我一直记着。记了二十多年。程砚看着他。

邹老师，我今天来，不是问周德海。

我知道你问什么。孟老在电话里都说了。他顿了一下。

你想问的是，二〇一六年的基坑，还有二〇一九年那个会计师。还有二〇二一年那场火。

邹明的手在桌面上敲了一下。你倒是把话说全了。

因为这三件事，你都写到了。书店里很静。窗外的纺织厂早停了，院子里的草长到半人高。风从窗缝里进来，带着潮气。窗台上积着灰，灰里落着几根枯草。

你先告诉我，你手上有什么。

程砚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复印件，铺在桌上。复印件是薄薄一张，边角有点发卷，压在桌面上，被一根铅笔压住了一角。是那张验收记录。邹明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拿起复印件，举到窗口的光下。

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灰，光透进来是灰的。纸上的字得凑近了才认得清。他看了很久。这五个字。谁写的。周德海。什么时候。

一九九六年三月之后。原件在他骨灰盒底下压了二十九年。邹明把复印件放下。他把两只手按在桌沿上，指节抵着木头。他的手在抖。抖得桌面上那叠报纸也动了，边角翘起来，又落下去。

你知道我为什么二〇二一年撤稿吗。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家窗户被人砸了。不是砸玻璃，是从外面把一整块砖扔进来，落在孩子床边上。孩子那年八岁，从那以后，他睡觉不许关灯。”

他抬起头。

“程砚，我做过三次这种稿子。第一次是九七年柳树沟，被压了。第二次是二〇一六年基坑，登了，三天以后被撤。第三次是二〇一九年那个会计师，我写完了，没登。”

为什么没登。

“那个会计师姓钱。四十七岁，在临江一家事务所做了十几年。他查过陆氏下面三家公司的账，发现有一笔八百万的钱，走的是咨询费，实际是往一个第三方账户里转。”

临江德昌。邹明看了他一眼。你知道。我知道。

“他跟我讲了三次，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停。他讲到最后，总要问一句：邹记者，这件事要是登出来，我还能不能在这行做下去。”

你怎么回答他。我说，能。我说，你只要把材料给我，剩下的我来担。

他停了一下。我们约了见面的那天，他没来。

他怎么了。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号，他在城东一条路上出了车祸。对向车道一辆货车打滑，撞过来。人当场就没了。

货车司机呢。判了三年，缓刑。事故认定书上写，货车制动失灵。

书店里很静。窗外有只麻雀落在窗台上，跳了两下，又飞走了。那笔八百万，后来查过吗。

查过。查的人是我。我用了三个月，把那笔钱的来路和去向写成了一份稿子。

就是这份？就是这份。我写完了，没登。

“因为写完了那天夜里，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个人只说了一句话。他说，邹记者，你写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停一停。”

第三天？对。他说，第三天，你写不下去的。

程砚的心跳了一下。你那份稿子，第三天写的是什么。

邹明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后面，从一个铁皮柜的最下层拿出一个牛皮纸袋。袋子很厚，边角磨破了，用胶带缠了三层。他把袋子放在桌上，推到程砚面前。

牛皮纸袋上有一块水渍，颜色发深。推过来的时候，纸袋划过桌面，声音有点闷。你自己看。

程砚打开袋子。袋口缠着胶带，一圈压着一圈，拆的时候费了点劲。里面的纸叠得很齐，边角对得工整。里面是一叠打印纸，很厚。第一页上有手写的标题：《一个消失的第三天》。下面是一行小字：本报记者 邹明。他一页一页往下翻。

纸是打印的，边上有装订打过的孔，孔里穿着线。第一页、第二页，写的是二〇一六年基坑事故的经过：施工方、分包、监理、验收，一层层往上写，写得很细。第二页的末尾，是一个小标题：第三天。然后——第三页本身不见了。

不是被撕掉。是从装订处整整齐齐裁下来的，切口很平。裁掉以后，后面的页码直接跳到第四页。程砚把纸翻回去，又翻回来。第二页的下缘留着半截齐整的切口，纸屑很少。他捏着那半截纸，对着灯看。

第三页呢。我不知道。

你自己裁的？不是我。

他重新坐下。椅子在他身下压得响了一声。窗外那只麻雀不见了，窗台上空着。

程砚，那天晚上打完电话，我把稿子锁进了这个柜子。第二天早上打开，第三页就没了。

锁被撬了？没有。锁是好的。柜子也是好的。只有那一页不见了。

那天有谁进过这间屋子。只有一个人。我的一个徒弟。他叫纪云舒。

程砚的手停住了。纪云舒？

对。他现在在临江大学，管校报。程砚抬起头，看着邹明。

邹老师。纪云舒是临大校报的主编。我认识他。邹明笑了笑。那笑容很淡。

我知道你认识他。所以我今天才来。为什么？

“因为那第三页没了以后，我做了一件事。我把那两页剩下的稿子，又抄了一份。抄的时候，我在第三页原来的位置上，写了一个字。”

他把程砚面前的稿子翻到第二页末尾。在那行小标题“第三天”的下面，有一行手写的小字。

你仔细看。程砚低头。那是一行极小的铅笔字。

问纪云舒。程砚看了很久。

邹老师。你信是他拿的么。邹明摇了摇头。

“不信。他要是那种人，我就不会写这三个字。我写这三个字，是让你去问他——因为那一年，他也在查这件事。”

他也查？他查得比我深。查到一半，他被调走了。调去学校，一待就是六七年。

程砚看着那三个字，慢慢明白了。所以今天这场见面，是你自己定的。

是我自己定的。但在这之前，他找过我一次。什么时候。

“上个月。他没提你，也没提周德海。他只问了我一句话。他问我，老师，你那张稿子，第三页还在不在。”

你怎么答的。我说，不在了。他就走了。

他把稿子收回去，放回牛皮纸袋，重新盖上盖子。袋口的那层胶带已经发黄，边上翘起来一小截。

程砚，我只能帮你到这儿。剩下的东西，得你自己去问。

他站起来，往书店深处走。他走过的地方，带起一点灰。头顶的灯管晃了一下，光跟着动了动。走了两步，他又停下。他停的地方离书架很近，肩膀蹭着书脊。

“还有一件事。二〇一六年那份稿子，撤稿以后，报社的撤稿记录上，签的是我的名字。”

那不是我签的。程砚抬起头。

那是谁签的。邹明站在阴影里，看不清脸上的表情。书店尽头的门开着一条缝，外头院子里半人高的草，被风推得一片一片倒。去问纪云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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