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三号楼

江滨路老建委家属院是九十年代的老楼，六层，没有电梯。三号楼在院子最里面，墙上刷着绿漆，掉了大半。程砚没有直接上楼。他在楼下的小卖部门口站了十几分钟，装成看手机。手机屏幕亮着，停在一个没有打开的页面上。

小卖部的老板出来搬了两箱汽水，看了他两眼，没问。三号楼二单元四层的窗户开着，阳台上晾着一床被子，还有一件灰色的毛衣。被子晒得很板正，四个角都抻得很直。

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从楼里出来，拎着一个布袋子，往菜市场方向走。她的鞋是布面的，踩在地上没什么声。她走得慢。袋子不沉，像是只买一两样东西。程砚跟了上去。他在路口的花坛边上等了半分钟才跟过去。

跟人这件事，他这半年做得越来越熟了。他学会走路不发出声音，学会隔着一段距离跟着。走到路口，他喊了一声。阿姨。那女人回头。

您是周老家里的吧。他问得很平，像在问路。女人上下看了他一眼。

你谁。我姓程。我是来还一样东西的。

他没有说还什么。等对方先问。还什么。

程砚从口袋里拿出那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是一张复印件——就是那份柳树沟村委会议记录。信封是旧牛皮纸的，边角磨得发白。他特意挑了这一个。这个信封是他在旅馆楼下的小店买的。他昨天晚上在旅馆复印的。

这个。麻烦您交给周老。他把信封又往前送了半寸。女人没有接。你放门卫那儿吧。

“门卫不保管。阿姨，我不进门，也不问他什么。我就把这张纸交给他，他看一眼，我走。”

他说完，往后退了半步。把门口那块地方让了出来。女人看了他几秒。你等等。

她拎着袋子转身回去了。单元门在她身后合上，发出一声闷响。程砚在原地站着。他等了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里，他一直看着三号楼那个单元门。进出的人不多，有两个骑着电动车出去的。

二十分钟后，那个女人又出来了。这次她身边跟着另一个人——一个扶着门框的老人。老人穿着灰色的毛衣，就是阳台上晾的那件。他个子不高，背有点驼，头发全白了，但眼睛很亮。他走路的时候，一只手始终搭在门框上。

他扶着门框的那只手，指节很大，青筋鼓着。你过来。

声音不高，但很清楚。程砚走过去。老人在门口的一把旧藤椅上坐下。他没让程砚进屋。藤椅的扶手上缠着胶带，一圈一圈，缠了好几层。胶带的边已经发黑，是岁月留下的印子。纸呢。

程砚把信封递过去。老人接过来，抽出里面的复印件，举到眼前。抽纸的动作很稳。他没有戴眼镜。他看得很慢，一行一行地看。程砚站在一旁，听着纸页在老人手里发出的轻响。那声音很轻，一下一下的。

看到最后那三个签名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停的位置，正好在第三个名字上。周德海。他念了一声。

念得很轻。像是念给自己听的。他把纸放下，抬头看程砚。你是他儿子？

“不是。我是程建国的儿子。”

老人的眼睛动了一下。程建国。他重复了一遍，那个画图的。

画图的三个字，他咬得很清楚。对。

老人沉默了很久。楼下的水声还在响。洗衣机的声音一阵一阵。程砚没有催他。这一路走下来，他学会的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不催。楼下有水声，可能是谁家在用洗衣机。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四号，柳树沟村委开会。三个人反对。这个记录，我见过。”

在哪儿见过。在县里。有人交上来的。

交上来以后呢。他问得不快。等一等，没关系。老人没有回答。不回答，有时候比回答清楚。他把复印件折好，放在膝盖上。折的时候他的手很稳。

你父亲那年三月去看过桩。您知道。

“我知道。那天下午有人跟我说，设计院来了个人，看完桩走了。那个人说，这活他不能干。”

这活他不能干，语速慢下来了。那个人是我父亲。

我知道。他抬起眼睛，看着程砚。抬眼睛的动作很慢。像在把什么攒起来。

你想问我什么。程砚站在老人的面前。

我想问，那二十七根桩，为什么那么急。这句话他在心里放了一路。问出口的时候，语速很稳。老人的手在膝盖上停住了。你说什么。

一般的地块，桩可以等勘察做完再打。可那块地，是先打桩、后勘察。为什么那么急。

老人看着他。过了很久，他说了一个字。赶。

一个字。很轻，但没有犹豫。赶什么。

赶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一月有什么。

省里的验收。这句话，声音很平。

那一年，全省都在比。比谁的项目多、谁的进度快。临江在地区里排倒数第三。所以县里急了。

急了。人一急，程序就不是程序了。

程序两个字，咬得很重。

“那年省里要来验收临江的城市建设。柳树沟那块地，是县里报上去的一个点。要是十月底之前地上没东西，验不上。”

所以桩先打。对。桩先打，地面上就有东西了。人就报上去，说这个项目已经开始建了。

这套话他说得很顺。顺得像背过。程砚站在楼下，听着。老人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楼下的那棵槐树。验收通过了吗。

“通过了。那年临江评上了先进。县里发了文件，我的名字在第二页。”

第二页三个字，他说得很平，左手在膝头上按了一下。后来呢。

后来那块地空了十四年。柱子一直立在那儿，谁也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

“因为动了要做安全鉴定，做了鉴定就要查当年为什么先打桩。所以谁都装看不见。”

谁都装看不见这话，说得整条院子都静了。程砚看着老人。您也装看不见。

“我也装。我调到市里，一年以后就不管这个县了。”

不管了。这三个字出口的时候，手还捏着那张纸。他顿了顿。直到二〇一六年。二〇一六年怎么了。

“那一年有人想把那块地重新用起来，做商业开发。要重新做勘察，要重新走手续。走手续就得往前翻。他们就来找我，问我当年是怎么回事。”

往前翻三个字，最慢。您怎么说的。

我说我记不得了。他记得。他说他记不得了。老人看着程砚。

小程，你知道那一年出了什么事吗。知道。中心广场的基坑塌了，死了人。

对。死了个叫关月明的。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的眼睛垂了一下。程砚的心沉了一下。

您知道他。我知道。他老婆来找过我。什么时候。

“就在他死后第二个月。她拿着一份材料，说要告。我让秘书把她请走了。”

请走了——这三个字，比“赶走了”更冷。您看那份材料了吗。

老人把茶杯端起来，没喝。杯子里是白开水。热气早没了。他看了程砚一眼。你知道那份勘察报告是几月做的吗。

八月。对。八月份补的。补完了，就能把手续做圆。

做圆两个字，他的手掌在纸上抹了一下。是您签的字。

是我签的。没有解释，没有铺垫。三个字，认下了。他把那张复印件举起来，又看了一眼。

一九九六年的字，我签了一千多个。这个是唯一一个，我还记得的。

一千多个字，他记得一个。因为那一个的旁边，站着一个不肯签的人。他抬起头。

“因为我记得，那天有个年轻人跟我说，这活他不能干。”

后来他还是签了。对。他签了。

老人把复印件还给他。

你走吧。该说的我都说了。

程砚接过信封。他把信封捏在手里，纸角有点硬。周老。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你问。这个问题，他留到了最后。

那年您签这份批复的时候，上面是谁让签的。老人没有说话。他没有追问。院子里很静，能听见很远处有车在按喇叭。他扶着藤椅站起来。那个保姆赶紧过来扶他。

小伙子。你查了这么多，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他转过身来的时候，比走之前慢。

什么。你查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允许你查到的。

程砚站在原地，后颈有点凉。他把手从兜里拿出来，又放回去。他转身往楼里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你要是真想查，别查一九九六年。查一九九四年。

门在身后关上了。关门声很轻。可程砚站在原地，看了那扇门很久。楼道的灯坏了，只有从窗户漏进来的一点光。楼梯扶手上的漆掉了大半，露出生锈的铁。他扶着楼梯往下走，铁锈沾了一手。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往院门走。

走到院子中间的时候，他停下来，掏出手机，给林晚发了一条消息：他把手机从兜里拿出来，屏幕亮了两次才解锁。天已经暗了。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

见到周敬堂了。他说，别查一九九六年，查一九九四年。

发出去以后，他把手机收起来。一九九四年。周敬堂是一九九四年当上城乡建设局局长的。他把这四个字在本子上描了一遍。那一年，还发生了什么，他得回去查。他把一九九四这四个字写上又划掉。

写的地方，是随身那个本子的最后一页。他往院门口走。一辆车从外面开进来，在他身边停下。车窗降下来。车里面坐着一个人。隔着一层挡风玻璃，他能看见那人一只搭在方向盘上的手。是周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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