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8章 不会写字的人

回市里的第二天，程砚给三叔打了电话。屋里很静。窗外有车经过，声音由远到近，又一路远下去。桌上的水杯是凉的。拨号之前，他把几句话在心里排了一遍。

从澄水回来那天晚上，林晚打过一次电话，说雷振案后天上午开庭，法院的旁听席要提前登记。你去吗。去。

你一个人去？我跟周桐一起。那头停了一下。

嗯。那天你别穿校服。

号码在通讯录里，备注还是那三个字：别信他。今天，他还是按了下去。那三个字是他上高中的时候存的，存了六年，一直没改。电话响了七声，那头才接。

手机贴在耳朵上，屏幕的光照在墙上。他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喉咙动了一下。他数着。一声，两声。每一响，都在想一个挂掉的理由。每一声他都听得见。

喂。三叔，我是程砚。

这三个字，他好久没对着这个号码说过了。那头停了两秒。什么事。我想去你那儿坐坐。

你爸刚回来。你少往我这儿跑。

这句口气，跟他记忆里一模一样。

我不是为了我爸。

那你为了谁。为了二叔。

为了二叔四个字，让风声停了一下。电话里安静下来。程砚听见风声，三叔大概在外面。你几点到。下午。

三点。只能坐半个钟头。

屏幕暗了下去。他把手机放回桌上，指头在桌沿上敲了两下，又停下来。澄水县城关镇的那家五金店，程砚小时候跟着父亲来过一次。十几年过去，门脸没怎么变，还是那块蓝底白字的招牌，边角已经卷了。

街面上没什么人。对面的铺子门口堆着两摞纸箱，箱角被雨水泡软了。一辆自行车靠在电线杆上，锁着。县城的路修宽了。这家店没变。门口的地是水泥的，中间磨出一道浅槽，是常年出入的人踩出来的。

槽里的颜色比别处深。是多少人、多少年，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店里堆着盘起来的水管、成箱的合页、用麻袋装的水泥钉。空气里是铁腥味和一点点胶味。

墙角立着一把梯子，梯脚缠着胶带。柜台上方吊着一只灯泡，罩子上落了一层灰，光发黄。这就是他小时候记住的味。一进门，全回来了。

程建业站在柜台后面，正在给一截电线剥皮。他瘦，头发稀，左手小指少了半截——早年在工地上砸的。剥皮的动作很利索。铜丝露出来，一根没断。程砚进门的时候，他抬了下头。坐。

柜台前有一张塑料凳子，腿短了一截，垫着一本旧电话簿。凳子面上有一道裂纹，用透明胶带粘过。柜台是木头的，漆掉得只剩边角上一点。电话簿的封面早看不清了，露出来那一边，页角全卷着。程砚坐下。

凳子比别的矮半头。坐下去，膝盖就顶在柜台沿上。上一次来这家店，是小学四年级。父亲带他来买一盒螺丝，两个人在柜台前说了三句话就吵了起来。那盒螺丝最后买没买成，他忘了。

他记不清为什么吵。只记得出门的时候，父亲撂下一句“你这个人一辈子就这样”，三叔在里面没出来。

说。三叔把电线剥完，扔进一个纸盒里，洗了手，从暖瓶里倒了两杯水。程砚把水端在手里，没喝。

九六年春天。你教过二叔写字。

这件事他在心里过过很多遍。当着人的面说出来，还是第一次。程建业端水的手停了一下。停的时间不长。可两个人都听见了。他把杯子放在柜台上，坐进后面的藤椅里。

藤椅的靠背有一处断过，用铁丝缠着。他往后靠了靠，椅子响了一声。谁跟你说的。

我爸。三叔看着他，看了很久。

是。我教过。承认得很干脆。干脆得像早就准备好有这一天。

为什么教。他自己要学。

“他不学别的。他只学自己的名字。”

一句话，店里静了。店里安静了几秒。外面的马路上有人骑着电动车过去，喇叭响了一声。三叔把暖瓶拿起来，给两个杯子各添了一点水。热气从两个杯口一起往上走。

三叔的目光落在柜台上那本旧电话簿上，过了一会儿才开口。不是他自己要学。那是谁。周德海。

这个名字从他嘴里出来，程砚的心沉了一下。程砚的手指在膝盖上收了一下。柳树沟那个周德海。

就是他。他那时候在村里当会计，也放钱。

你欠他钱。

“我欠他一万八。九五年冬天欠的，到九六年开春还不上。”

一万八。他能想象出这个数压在店里的样子。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有一天他来找我，在店门口站着。他说，你教你二哥写他的名字，那一万八就不要了。”

“在店门口站着”——不是进来说的。是在门口。

你就教了。我教了。你知道为什么要教吗。

“不知道。我问过他，他不说。他只说，教会就行，两个礼拜教会。”

两个礼拜。一个放钱的人，给一个不识字的人定了工期。你教了多久。

半个月。他笨，手也硬。‘军’字那个撇，教了三天。笨，手也硬。——这是兄弟之间才有的说法。

程砚低下头。他记得父亲那句话——他写“军”字，最后一竖往右撇，撇得很长。撇得很长。长到不像写出来的，像是甩出去的。后来呢。

后来第二年，我就知道了。他在一张纸上签了名。

第二年是哪一年，他心里有数。什么纸。

我没看见。可从那一年起，他就一直在签。一直在签。这三个字听着像抱怨，其实是心惊。

一年签几次。说不准。有人送纸来，他就签。

签了多少年。到二〇二四年。

二〇二四。二叔在纸上描名字，描到了二〇二四。程砚抬起头。你怎么知道是二〇二四年。

三叔没有回答。他的眼睛没有离开那本电话簿。三叔低头看着柜台上那本电话簿，手指在封面上按了一下。你为什么一直不说。

“说给谁听。你爸在里头，你二叔在南边，你大伯死得早。我在这个县城开店，一年到头见的都是买水管的。”

这段话他讲得很慢。不是解释，是把这些年的日子摊开。他把烟摸出来，又塞了回去。他的手在烟盒上按了一下，像按住一件别的事。

周德海后来呢。死了。

什么时候。今年开春。听说是在村西头的地里，倒下去就没起来。

倒下去就没起来。地里，开春，一个人。

程砚的心沉了一下。他想起来，上个月他在柳树沟的后山上，看见过一座坟，坟头的纸灰是新的。那时候他不知道那是谁的坟。那天风很大，纸灰被吹起来，贴在他的裤脚上。他当时站着看了一会儿，没有走近。

程砚。你今天来问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是坏事。你二叔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替人签名。他不认得字，可他认得自己的名字。你把这件事翻出来，他就没有用了。”

什么叫没有用了。没有用的人，就不用留着了。

说完这一句，店里的灯像是也暗了一下。店里又安静下来。暖瓶在旁边轻轻地响了一声。三叔的手在柜台上摊着，摊了一会儿，收拢了。那只手上有老茧。摊开的时候，那半截小指的地方格外显眼。

三叔。二〇一六年，你代收过一笔钱。

程建业的脸没有动。二十六万。

这个数，是从那堆材料里一点点拼出来的。你连这个都知道。你收了。

“我收了。不是我收的。”

一句话里两个“收”。前一个认了，后一个不认。那是谁让你收的。

程建业看着他。你二叔。

这三个字落下来，比刚才任何一句话都重。程砚站了起来。塑料凳子腿一歪，磕在地上。你说什么。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号。他从南边打来电话，让我去市里一趟，代他收一笔钱。他说他走不开。”

十年前的日子，他记得比昨天还清。那笔钱你收了。

“我收了。钱我一分没花。我给他存着，每年过年给他打一个电话。”

每年一个电话，打了很多年。你每年都联系得到他。联系得到。今年呢。

打了。回答得很快。快得像是怕自己反悔。

他说什么。程建业把烟又摸出来，这次点上了。他吸了一口，让烟从鼻子里出来。

他说今年有人在查了。让我别掺和。

有人在查了。有人查这件事，他知道。是谁在查，他也知道。程砚站在柜台前面，一动没动。柜台上面那截电线还没剥完，铜丝在灯泡底下发亮。外面天阴了下来，店里暗了一层。

马路上过去一辆三轮车，铃铛响了一阵，很快也没声了。店里那盏灯的光只照亮柜台上一小块地方。

他还说了什么。程建业看了他一眼。

他说，那个查的人，不能有事。这句话他听懂了。可懂完之后，心里更沉。

“三叔。你能不能把那个号码给我。”

程建业摇头。不能。为什么。

“他要见你，他自己会来。他要是还不想见你，你打过去，他换号。”

这句话像是替一个人传来的。他把烟按进烟灰缸，站起来。三点半了。你走吧。

程砚站起来，把凳子往柜台底下推了推。程砚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三叔已经蹲回柜台后面，重新拿起那截电线，把剥好的铜丝一根一根理顺。他左手那半截小指的地方，皮绷得很紧。

程砚推开门。风灌进来，把柜台上的账本吹翻了两页。砚儿。他在门口停住。

你要是真见着他。别叫他二叔。

不认这个了。连称呼都收走了。怎么不能。

他现在不认这个了。程砚在门口站了一秒，然后走进风里。招牌在风里晃了一下，卷起来的那个角翻了过去。路面上的灰被吹成一条线，顺着马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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