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征地补偿少了三成

一九八〇年十月底，宁川县。

苏念把本子推过来半尺，手压在上头。

“三个数。”

“说。”

“上面定的，一亩四十二块。县里下的，一亩三十。到户的，一亩二十一。”

她把手指点在本子上，一行一行往下挪。

“这三个数，哪一个您签的字。”

“三十那个。”

“二十一呢。”

“大队里怎么分，我管不着。”

签的是三十，到户的是二十一。中间那几块，多少只手都在里头。

苏念把本子收回去，合上，边角对齐。

“那我问管得着的人。”

她走到门口，站住。

“范主任，明天我去冯家窝铺。”

“那边路烂。”

“路是您修的。”她说，“烂我也得去。”

路是你修的，烂路你自己走。

门带上。

柏向南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报表。

“她借了三队的拖拉机。”

“谁批的。”

“三队队长说，记者来一趟不容易。”

范江海把报表翻开，翻到第三页，又合上。

三天以后，苏念回来了。

她搭的是牛车，鞋上全是泥，裤脚卷到膝盖上头。她没回招待所，先进了他办公室。

牛车，不是拖拉机。回来这一趟，没人给她批车。

她把一张纸放在桌上，两只手压住，一点一点抹平。

纸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边不齐。上头一行字：收到县道占地补偿款一百三十元整。底下按着一个红手印，没有公章。

一百三十块，一个红手印，没有公章。这张纸在谁手里都不算数。

“冯老六，冯家窝铺的。”苏念说，“六亩二分地，修路占了两亩四。”

“他到手多少。”

“一百三十块。剩下的，大队说秋后给。”

“这是大队的事。”

“我知道。”苏念说，“冯老六也这么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您。”

“看我。”

“看他家墙上。”

“墙上有什么。”

“一张报纸。”苏念说，“通车那天登的。上头有照片，您在台上。”

老头子认人不认话，把报纸贴在墙上，是把自己那点理，贴在当官的照片底下。

范江海把那张白条拿起来，折了两折，放进内兜。

“这张纸我留下。”

“行。”苏念说，“我抄了一份。”

“抄的那份在哪儿。”

“在我包里。”她说，“范主任，我写字不凭记忆。”

“这东西你哪儿来的。”

“他媳妇从棉袄里子上拆下来的。”苏念说，“缝了两个月，跟布票放在一块。她说这么放着，丢不了。”

桌上那块地方空了。窗户没关严，风从缝里进来，吹得本子一动一动。

“你走了几家。”

“三个大队，十七户。”苏念说，“数都对上了。省里给的钱，够。”

“那你写什么。”

“我写他媳妇那条棉袄。”

外面有人推车过去，轮子在水泥地上嘎吱。

下午四点，柏向南把门关上了。

“省报那边，我问了一句。”

“谁让你问的。”

“我自己去的。”柏向南说，“范主任，她挂的是实习记者，稿子得回编辑部过。记者站的老周压不住。”

自己去的。这三个字，比请示过还重。

“压不住会怎么样。”

“编辑部后头有个内参。”柏向南说，“上了内参，省里要说话。”

内参一上，这院里的事，就不是这院里的了。

范江海从兜里摸出烟盒，抽了一根，没点，夹在耳朵上。

“通车那天，书记在台上讲了八分钟。”柏向南说，“省报二版登了三百字。那三百字是您给的。”

范江海没说话。

“稿子还没走。”柏向南说，“她订的是后天的车票。”

“你去招待所西头，订一桌。”

“几个人。”

“四个。”他说，“请苏记者来吃饭。菜钱我出。”

他从内兜里摸出一张五块的票子，压在柏向南手心里。

柏向南捏着那张票子，站了一会儿，出去了。

饭是第二天中午吃的。

县招待所西头的小食堂，一间屋，一张圆桌。屋里有个铁炉子，炉子上坐着一壶水。

四个菜。炖豆腐，炒鸡蛋，一碟腌萝卜，中间一条鱼。

鱼是三斤的鲤鱼，柏向南从水产站弄来的。摆得很正，头朝里。

鱼头朝里，是给人看的礼数。

苏念坐在靠门那一侧。她把本子放在膝盖上，没往桌上放。

“苏记者，吃。”

“范主任先吃。”

“我叫你来，不是为了稿子。”

“我知道。”苏念说，“您请我吃饭，是为了稿子。”

范江海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腌萝卜。

苏念没动筷子。

“宁川这地方，一年打不出多少粮。”他说，“修这条路，上面给了十八万。县里还得自己凑一半。”

“钱从哪儿凑。”

“从地里。”

“地是队里的。”苏念说。

“是。”范江海说，“路修不好，粮拉不出去。粮拉不出去，谁手里都没钱。”

这是他的理：修路是为了活人。可先垫进去的，是那几户人家。

“那三成先出。”她说，“冯老六先出。”

“那三成，什么时候补。”

“秋后。”

“眼下就是秋后。”她说。

炉子上的水开了，壶盖响，没人去拿。桌上那条鱼没动，鱼眼睛白了。

苏念把膝盖上的本子拿起来，翻开。

“我念三行，您听。”

“念。”

“县道通车那天，**台上讲了八分钟。冯老六站在台下第二排。他的棉袄里子上，缝着一张白条。”

她把本子合上。

“底下我写了一句：少了的那三成，是谁的冬天。”

谁的冬天。这四个字问得狠。

范江海把筷子放下。放得很轻，筷子并齐，搭在碗沿上。

“苏记者。”

“您说。”

“你要什么。”

“我要一句准话。”苏念说，“补，还是不补。”

“补。”

“哪天。”

范江海没答。他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水。缸子是招待所的，白瓷，缸沿磕掉一块。

苏念等了一会儿。她把筷子拿起来，吃了两口饭，吃的是碗里的白饭，一筷子菜没夹。

吃完，她从兜里掏出两张票子和三张硬纸片，压在碗底下。

“一块二。粮票三两。”

“苏记者。”

“我一个月挣四十二块。”她说，“这顿饭，我吃得起。”

她站起来，把本子夹在腋下。

“范主任，我不记账。”她说，“我算数。”

记账的给人留脸，算数的留不住人。

走到门口，她回过身。

“您这条路修得好。老百姓走上头，都说好。”

“那你还写。”

“我写的是路底下的。”

路底下的东西，修路的人最清楚。他哪儿知道，这句话要跟着他走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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