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四章 门上的那把钥匙

昭平二十四年十一月，鹿鸣镇。

十一月头上，他在耳房的桌上摆开一张纸，在纸上写了三行字。

头一行是告身。第二行是考。第三行是保。

写完了他在底下又添了一行：一千一百二十贯。

告身要考，考要三年课绩。课绩要有一笔过得去目的账，账上要有从他手里过的货。有货，才有人肯作保。

他在纸上算了一遍：这条商路一年过四百二十车货，一车一笔，三年就是一千二百六十笔。一千二百六十笔里，有一笔被驳回来，考就是中下。中下的课绩，报上去也是压在箱底。

鹿鸣镇一年三季只换铜。他把场上二十六年的牌勘册搬出来，一夜一夜翻，翻到最后，能替一个人在州里作保的，一只手数得过来。

五根手指，头一根姓姜。

另外四根里，三个是姜家柜上的人，一个是燕人的账房，一个是夏人的押料官。后两个不会替昭人作保。

他把那张纸折起来，压在压纸的石头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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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六，他去找骆昶问了一件事：场上做过验货差遣的人，有没有拿到过告身。

“有过一个。”骆昶说，“十年前，姓周。”

“他后来去哪了。”

“回他老家去了。”骆昶说，“场上的人走了的有一半，剩下的一半，都是没有告身的。”

“为什么。”

“有了告身就得往上走。往上走的路，一年一个人。”骆昶说，“今年那一个还没走。”

“今年有几个人在走。”

“三个。”骆昶说，“你是第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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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七下午，他去了别院。

别院前院晒着料，一地麻袋，味道是铜腥掺着潮麻。院里的人见了他不拦，也没有人领他，倒是一只黄狗从料袋上跳下来，跟着他走了几步，走到正屋门口又回去了。

她在正屋。桌上摊着一本账，算盘搁在账角。

“你要的是告身。”她说，“告身要三样。”

“头一样是课绩。我这条路上一年过四百二十车货，你的字画在三联上，过一车就是一笔。这一样我给你。”

“第二样是保人。我家的牌子在场上挂了二十六年，州里认这个牌子。这一样我也给你。”

“第三样是使费。”她说，“三百贯上下，走内侍省的路子。这笔钱我出。”

“三样里你出三样。”沈砚说。

“对。”她说，“你出你自己。”

“你要什么。”

“我不缺东西。”她说，“我缺一个人站在场上，字画得比我家的掌柜干净。”

“我画的是货。”

“我知道。”她说，“所以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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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那本私账从袖子里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推过去。

“旧欠那一笔，销不销。”

她低头看了一眼，没有把账本拿起来。

“不销。”

“为什么。”

“销了，你就是个干净人。”她说，“干净人不用找我。”

“数目底下为什么不写日子。”

“写了日子，就成了一笔可以按天算的账。”她说，“这笔账不算天。”

他把账本收回去，按平，塞进袖子。

“还有几笔你要知道。”她把算盘上的一个珠子拨上去，“十九夜里那二十个人的工钱，一日一贯六百文，到昨天是十七天，二十七贯二百文。你耳房那扇门是我的人修的。”

“门记在哪一笔。”

“不记。”她说，“房是场上的房，修好了还是场上的。灯油是我带来的。”

“工食记在我名下。”

“都记在你名下。”

“你这件袖子短了半寸。”她又说了一句，“下个月有新的。”

“不用。”

两个人中间那盏茶已经凉了，谁也没喝。

“你算过值不值没有。”她问。

“算过。”

“值不值。”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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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袖子里取出一把钥匙，搁在桌上。

“西跨院第二间。”她说，“你去看看。”

屋子在别院的西边，一条砖路过去，路两旁种着两棵枣树，叶子光了。门上一把新锁，铜的，齿上还留着锉痕。屋里一张桌，两把椅子，一个柜，床上的席子是新的，窗纸新糊过，糊得很平。

他把柜门拉开看了一眼。柜里是空的，隔板上垫着一张新纸，纸角还没有压平。

桌上放着一把钥匙，跟锁是一副。

“门上这把锁只有两把钥匙。”她说，“一把在这儿，一把在我手里。”

“数目我认。”他说。

“告身下来以前，我不搬进来。”

“钥匙我拿一根。”

她把钥匙往桌边推了推。

他拿起来，塞进怀里。怀里那半件铜是凉的，钥匙也是凉的，两样挨在一起，硬碰硬。

他说完这三句就起身出来了。她送到门口，没有出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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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别院，巷子里有人在扫雪，扫帚推着雪往两边堆，墙根那三只空缸的缸口上结着一层薄冰。他从扫雪的人旁边过去，没有停。

巷子里有两个人从他身边过去。一个回头看了他一眼。

“这不是场上那个沈判官。”

“五娘的人。”

声音不大，不像说给他听的。他没有回头。

出了巷口是街，街对面有一家面摊，锅里的水开着，白气一阵一阵地冒，闻着是羊油的味。伙计问他要不要来一碗。

“不要。”

伙计把面下进锅里，一边下面一边说话，说的什么他也没有答。旁边一个等面的脚夫把肩上的绳子解下来，坐在门槛上搓脚上的泥。街那头过来一辆独轮车，车上的柴歪了，推车的人骂了一声，停下来重新捆。

他在那儿站着，看了一会儿那口锅，才往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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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场上的台阶上有人在说闲话。

说的是夏国的事。蒲九靠在栏杆上，脚底下踩着一段麻绳。

“赤谷那边出了个女匠师。”他说，“人家问她这一炉料好不好，她说不算好。问她数对不对，她说差三十六斤。”

“营里的人都看她活不长。”他说，“她说话从来不拐弯。”

有人问：那她怎么还活着。

“因为她做出来的东西，别人做不出来。”蒲九说，“夏人杀过她一回，没杀成，后来就让她做了。”

沈砚手里的笔停了一下，心里咯噔一下。

他把笔尖在砚台上刮了两下，接着往册子上对。对完一页，他伸手往怀里按了一下，把那半件铜按住，又把手抽出来。

“往后在场上说话，”他说，“说昭人的事。”

蒲九问：“沈判官你怎么看。”

“一个不肯说谎的人，”沈砚说，“在场上值不了几车料。”

这话他说给蒲九听，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

蒲九笑了一声，接着剥他手里那个橘子。

沈砚低头接着对册子，对到那一页的最下一栏，手底下那笔写得比旁的字重了一点。写完他把那一栏又描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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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他把私账翻出来，在十月那几行底下添了新的一行。

十一月，西跨院屋一间。钥匙一把。灯一盏。

数目那一栏他空着。

她报的每一笔他都记得住：工食一日一贯六百文，使费三百贯，旧欠一千一百二十贯。这一间屋子她没有报数，那一扇门她也没有报。他也不知道该写多少。

他把这一行写完，把笔搁下，坐着看完那一行，才把账本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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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以前他回耳房。

门是新修的，门闩换了一根新的，比原来那根长。

桌上多了一盏灯。

灯是铜座的，灯芯剪得短，火不大，照出桌上一小块亮。桌角压着一块布，青的，粗的，是别院用的那种布。

他在门口站着，没有立刻进去，心里沉了沉。外头的风把门吹得响了一下，他伸手把门扶住，才跨进去。

院子里扫地的老仆直起腰来。

“五娘晌午来过。”

“做什么。”

“没做什么。在屋里坐了一会儿，把灯点上了。”

“她说什么没有。”

“她说灯油是她带来的。不够了叫我去别院拿。”

沈砚走到桌前，把灯往左挪了半寸。灯光挪过去，照到墙角那半截断门闩的断口上，断面是白的。

他把桌角那块青布拿起来抖了一下，抖下几根粗线的毛，又压回原来的地方。

他把怀里那把钥匙摸出来，放在灯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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