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二章 勤王

出城那天是八月初三，天没亮。

三千人，实走两千四百，抬枪六百杆，劈山车炮十六门，骡马八百匹。队伍从南门出，走的正是咸丰三年太平军围城时的那条街。

街上又跪了一街的人。

和七年前一模一样：门板卸下来当案子，摆着香烛、清水、几枚铜钱；老头老太太跪在门檐下磕头；有人在往兵的手里塞煮鸡蛋，塞干粮，塞鞋。有个卖豆腐的老汉端着一板豆腐站在道边，见一个兵过来就切一块，切到最后一块，刀都没放下就跪下了。

七年前那一回，李元宏下马扶人，扶了一路，说了无数句“起来”。

这一回他没有下马。

不是不想下，是下不了——一万人看着，他一下马，队伍就乱，队伍一乱，出城就要到晌午。

他只做了一件事：走到街心，勒住马，朝四面拱手，说了一句：“都回去。城有人守。”

人群让开一条道。

出了南门，上了官道，日头出来了。八月的日头毒，走了十里，兵们的衣裳就湿透了。李元宏在马上回头看，城头上的旗还看得见。他忽然想起咸丰三年八月，城头上那面旗被炮打掉了三回，林刚爬上去挂了三回。

他把马勒了一下，又放开了。

行军第一天，队伍走了四十里，宿在翼城。

第二天，问题就来了。

先是水。八月旱，沿路的井有的干了，有的水苦。一千多人、八百匹骡马，一天要喝多少水，没人算过。头一天在翼城，营里的伙夫把村里的一口井打干了，村里人不让，两边吵起来，差点动手。

李元宏把粮队的队官叫来：“从今天起，每到一地，先派人看水。井要编号，一天取多少，跟村里立字据，取了的水按桶给钱。骡马饮水在下游，人在上游。”

“给钱？水还要给钱？”

“水不要钱，可人家的桶、人家的绳子、人家的工夫要钱。”他说，“一桶两文，不算多。真到了没水的村子，就买，买不到就绕。”

第二个问题，是鞋。

走了三天，有八十几个兵脚上起了泡，二十几个的鞋底磨穿了。山西的布鞋底薄，走石子路三天就烂。李元宏让粮队沿路收布，收麻绳，晚上宿营时让各队自己纳鞋底——他会纳，蹲在营里教，教得一群兵直笑。

“大人还会这个？”

“穷书生出身，什么不会。”他说，“鞋是兵的半条命。鞋烂了，人就走不动；人走不动，队伍就拖成一条线；一条线，就让人一段一段地吃。”

第三个问题，最要命：饷。

藩司答应的饷，出省的时候只到了四成，剩下的说“到直隶再解”。李元宏把四成饷按人头分下去，每人先发一个月的，剩下的记在册上，写明“欠饷若干，战后补”。他把册子给每个队的队官各抄一份，让他们念给兵听。

“欠的饷，一定给。”他站在粮车上说，“给不出的，我从家里拿。我家有一处院子，两亩地，还有一架织机。”

底下有人笑。

笑完了，有个老兵喊了一句：“大人，我们信您。可您得活着回来，您不回来，谁给我们发饷？”

“说得好。”李元宏说，“所以我得活着。”

出山西，入直隶，第一站是获鹿。

获鹿县的县令接得风光大驾，酒席摆了六桌，鸡鸭鱼肉俱全。李元宏没动筷子，只喝了一碗粥。

饭后，县令单独请他到后堂，拱手寒暄了半天，从袖子里慢慢掏出一张单子：“李大人，贵军三千人过境，供支有例。草料、柴薪、夫役，按直隶章程，例银三百两。”

李元宏看着那张单子，看了很久。

“三百两。”他说，“我县一年的养廉是八十两。”

县令笑了笑，把单子往前推了推：“这是章程，不是我要的。”

“什么章程？”

“直隶的章程。”县令说，“大人从山西来，不知道这边的情形。这两年兵差多，县里垫不起，只好向过境的兵要。大人若不给，下头的人就办不了差，办不了差，草料就备不齐。”

“备不齐就不备。”李元宏把单子推回去，“我的兵自己带草料。”

县令的脸沉了下来：“李大人，你这是不给面子。”

“面子给不起。”李元宏说，“三百两，是我三千人半个月的饷。给了你，我拿什么给他们发？”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不过我记下了。三百两，直隶章程。将来要是有人问我，京师为什么守不住，我就说——守不守得住，不在通州，在获鹿县衙的一张单子上。”

那天下午，营里的草料果然没备齐。李元宏让粮队去乡下买，买了两个时辰，买回来一堆发霉的谷草。杨得山气得要砸衙门，被拦住了。

“记着。”李元宏说，“不是记恨，是记账。”

杨得山在这一天回了一趟家。获鹿城西的一个村子，土墙，两间房，院子里一棵枣树。他娘坐在门槛上，眼睛已经看不太清了，摸着他的脸，摸了半天。

“走的时候你十六。”她说，“如今多大了？”

“二十六。”

“娶媳妇了没有？”

“没有。”

老太太不说话了，摸他的手，摸到他手上的茧，又摸他的胳膊，摸到一道旧疤。

“疼不疼？”

“不疼了。”

他给娘留了二十两银子，是李元宏给的，还有自己攒的八两。他把银子塞在炕席底下，说了一句：“娘，我打完这一仗就回来。”

老太太点点头，说：“回来就好。”

他出门的时候，老太太还坐在门槛上。他没敢回头。

队伍过了正定，往北走，路上的景象一天比一天坏。

先是逃难的人。推车的、挑担的、背着孩子的，一拨一拨往南走，脸上都是一个样子：眼睛看着地，谁也不看谁。有个妇人抱着孩子坐在路边，孩子哭着要水，妇人把水囊摇了摇，空的。李元宏让粮队给了她一壶水，她接了，没道谢，也没抬头。

再是溃兵。从北边下来的散兵，几十个一股，衣裳破烂，枪也丢了，看见队伍就绕。有一回遇上三十几个，领头的是个把总，见了李元宏的旗就跪下了，说“大沽败了，咱们是从塘沽跑出来的，跑了二十天”。

“洋人什么样？”李元宏问。

把总愣了半天，说：“看不清。乌泱泱的，炮一响，一片一片地倒。咱们的炮打出去，落在人家阵里，人家不倒。”

“为什么打不倒？”

“不知道。”把总说，“有人说洋人穿了铁甲。”

李元宏回头看了杨得山一眼。

那天夜里，他让庄师爷把把总的话记下来，记在操典的空白页上：“八月十二，塘沽溃兵言：洋炮齐发，我阵一片倒；我炮落敌阵，敌不倒。原因不详。”

写完，他在底下添了一行：“此条须查。若系铁甲，抬枪须加药；若系队形，我须改阵。”

八月二十，队伍到了定福庄，扎营。

定福庄在通州城南十二里，离八里桥十八里。营盘扎在一片高地上，背后是一条河，前头是一片开阔地，左右两翼是别省的兵。

扎营的第一天，李元宏就发现不对。

左翼是山东的兵，两千人，营盘扎得稀稀拉拉；右翼是河南的兵，一千五百人，营门朝着北，背对着八里桥；中军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一万三千骑，扎在八里桥后头，营帐连绵，马匹嘶鸣，看上去威风得很。

三支兵，三个令。

李元宏把营盘扎成了一个“品”字：前营据壕，后营护粮，左右各一队抬枪，炮队居中。壕挖了五尺深，壕前撒了铁蒺藜，壕后堆了土袋。

挖壕的时候，山东的兵过来看，看了半天，一个把总问：“你们山西的兵，怎么跟做贼似的挖坑？”

“挖坑能活命。”杨得山说。

“挖坑是怯。”把总说，“打仗要往前冲。”

“冲完了呢？”

把总没答上来。

那天夜里下了一场雨，壕里积了水。兵们蹲在壕里舀水，舀了半夜。杨得山在壕沿上坐着，骂了一句：“这仗，还没打就先泡了。”

李元宏走过来，蹲在他旁边。

“杨得山，你怕不怕？”

“怕。”杨得山说，“可我怕的不是洋人。”

“怕什么？”

“怕咱们自己人。”他说，“大人，您看这三支兵，三个令，谁也不听谁的。真打起来，咱们这一边，先乱的是自己。”

李元宏沉默了一会儿。

“你说得对。”他说，“所以咱们只做一件事——守好自己这一段。别人跑，咱们不跑；别人乱，咱们不乱。守住了这一段，就守住了一个样子。有人看见这个样子的，将来还会照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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