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四章 抬铳

九月十九，天没亮，孟匠头就把二十个徒弟分成了四班。

炉子砌在营后的一片洼地里，一共四座，风口朝着南，烟从壕沟里排出去，白天也看得见，管不了那么多了。铁料是从营里拆出来的旧车轴、旧锅、旧炮架；炭是从山西带来的，一包一包码在炉边；火帽是现成的，钱局在太原买的，一万枚，用油纸包着，装在两个木箱里。

改抬枪的活儿说难不难，说易不易。

火绳机换成火帽机，要在枪机后头钻一个孔，装一个铜帽座。铜帽座是孟匠头自己打的，一枚一枚锉，锉刀磨得他手指头全是血口子。

散装药换成纸壳定装药，要用定量的药勺量，一包一包封，封口用糨糊，糨糊熬得稠，稠了才不返潮。

枪管下的木托加一段抵肩的弯，是为了让人抵得稳——旧抬枪要两个人抬着，一人扛一人放，放完了肩膀肿三天。加了木托，一个人就能抵住。

枪口前加一根铁叉架，行军时折起来，打的时候插进土里，枪口就不跳。

每一样都是小改，合在一起，一支旧抬枪就换了一副骨头——装填从四十息减到二十息，两百步上的散布从一人宽缩到一胸宽。

孟匠头蹲在炉边，一边锉一边骂：“这枪是谁设计的？枪机后头连个孔都没有，得从这儿凿，凿偏了整根管子就废了。”

“户部发下来的图样。”李元宏蹲在他旁边看。

“户部的老爷们没见过打仗。”孟匠头啐了一口，“他们画图的时候，想的是省钱，不是想人命。”

“现在改，晚不晚？”

孟匠头想了想：“晚。晚了三年。早三年改，台湾那仗、大沽那仗，能少死些人。”

“那就从这一仗起。”

更要紧的是打法。

李元宏把六百支抬枪分成三班，一班放，一班装，一班预备，轮着来。他不叫这个“三段击”，操典上写的是“轮放”，可兵们私下都叫“排子”——排子放出去，两百步内寸草不留。

他把三个班的队官叫到壕前，一人发了一根竹竿。

“这是旗。”他说，“竹竿一落，第一班放。放完了，退到第二道壕装药，第二班上前。第二班放完，退，第三班上前。三班轮一圈，第一班的药装好了。”

“要是敌人冲得快呢？”

“那就两班一起放。”他说，“放完了，枪上刺刀，站到壕沿上去。记住——枪是拿来打死人的，不是拿来吓人的，所以不到一百五十步不许放。”

“一百五十步？”一个队官低声说，“太近了，人家一冲就到。”

“近才打得准。”李元宏说，“远了打，打的是烟。”

打靶的是杨得山的亲兵队。

三百步外立了一排靶，靶上蒙着缴获来的西式胸甲——那是前天从战场上拖回来的，洋兵的尸首上剥的，甲片薄，边缘卷着，上头的血已经黑了。

第一排子放出去，铁珠打得甲片乱迸；走到一百五十步再看，三成甲被穿透。

杨得山蹲下去看那些甲片，看了半天，抬头说：“大人，这甲，比咱们的棉甲薄。”

“薄，可是人家穿的人多。”李元宏说，“人家一个营几百件，咱们一件没有。”

“那这枪……”

“这枪够用。”他说，“只要放得齐。”

他又让人试了一回散的：不打排子，各人自己放，打同样的靶。结果三百步上只中了两成，一百五十步上中了五成。

“看见没有？”他站在壕沿上说，“同样六百杆枪，一齐放，打死一百个；各放各的，打死五十个。差的不是枪，是齐。”

兵们不说话，看着他。

“我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他说，“你们想，大人是文官，没打过仗，凭什么教我们放枪。我告诉你们凭什么——凭咸丰三年八月，我在曲沃城头看了三天。那三天，城上的炮打了一千多发，打死的敌人不到一百。为什么？因为各打各的，谁看见就打，打完了就喊好，没人管第二炮什么时候放。”

他把手里的竹竿往地上一插：“这一回，我说放才放。谁先放，军法。”

那天下午，胜保的部将来“视师”。

来的是个参将，姓德，三十来岁，脸上有酒气，身后跟着四个亲兵。他其实是来看炮的——炮拨过去了，他来看看值不值。看了炮，又看抬枪，看完抬枪试射，脸色变了几变。

“李大人这套，倒也巧。”他最后挤出一句，“只是临阵杀伐，终究要用满蒙的勇。”

“满蒙的勇，今日在张家湾折了一半。”李元宏说。

德参将的脸僵了一下。

“李大人这话，是替僧王抱屈，还是替自己表功？”

“都不是。”李元宏说，“我是替那些死了的骑兵可惜。他们冲得勇，可勇挡不住***。”

德参将看了他一会儿，忽然压低声音：“李大人，我说句实话，你别恼——上头的意，不在这头。”

“在哪头？”

“在‘抚’。”德参将说，“打是为了抚，抚才是本。你在这儿死守，守得再好，将来和议一成，你这功劳，也就是个折子上的几句好话。”

李元宏沉默了一会儿。

“德大人，”他说，“我守这一段，不为功劳。”

“那为什么？”

“为我那两千四百人。”他说，“他们跟着我从山西来，我得让他们尽量活着回去。功劳是活人写的，命是自己保的。”

德参将没再说什么，上马走了。

李元宏送他出营，回来对杨得山说了一句：“他回去必参我一本，说我改乱军制。”

“改乱军制？”杨得山瞪眼，“枪是咱们自己打的，炮是咱们自己改的！”

“朝廷有朝廷的规矩。”李元宏说，“兵器得由工部发，阵法得由兵部定。咱们改了，就是乱了规矩。至于改了好不好，他们不管。”

夜里，孟匠头来找他。

老匠人蹲在炉子边上，手里捏着一枚火帽，翻来覆去地看。

“大人，”他说，“这玩意儿，一颗顶三颗火绳。火绳一淋雨就废，这玩意儿淋了雨擦一擦还能使。可它得用铜，铜是官铜，一年拨给铁场的不到两百斤。”

“钱局买。”

“钱局买得着，可买了，人家就说咱们‘私购官铜’。”孟匠头抬起眼，“大人，我在铁场打了三十年铁。从前打的是锄、是锅、是门环，打出来的东西，人拿在手里是过日子的。这二年打的是枪，是炮，打出来的东西，是拿去要人命的。”

炉火照着他的脸，脸上的疤一条一条的。

“我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想，我这一辈子，到底是打了些什么。”

李元宏没有立刻答。

“孟师傅，”他说，“你打的锄，让人种地；你打的枪，让人守住地。两样都是让人活下去。”

“可这枪，这炮，打洋人得行。”孟匠头抬起头，“可要是哪天，朝廷不叫打洋人了，叫拿这枪去打自个儿的人——大人，咱们这算功，还是算罪？”

营里静了下来。炉子里的炭噼啪响。

李元宏看着他，看了很久。

“算罪。”他说，“到那一天，我第一个上折子，把咱们改的枪、改的炮、改的阵法，全数缴回去。你要是不放心，今日我写一张字据给你，签我的名，按我的手印——将来若有人拿这枪去打百姓，我李元宏一个人担。”

孟匠头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成。大人这话，老汉记下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块铁片，递给李元宏：“这个，给大人。炉子里出来的头一块，我磨了三天。”

铁片上没有字，磨得很亮，边上有一道浅浅的痕。

“上头该刻字。”孟匠头说，“可我不识字。”

李元宏接过铁片，摸了摸那道痕。

“不用刻。”他说，“这道痕就是字。”

那一夜，李元宏在灯下写操典增补。

写到“火帽六千枚，限明日午前运抵”这一行，笔尖顿了顿。

他抬头看帐外——远处八里桥的火光把半边天映得发红，那不是营火，是烧着的村子。风从那边过来，带着焦味和一种更淡的味道，说不清是烧木头还是烧别的。

他把笔放下，站起来，走到帐门口。

杨得山正蹲在帐外的壕沿上擦枪。擦得很仔细，枪管、枪机、火帽座，一处一处地擦，擦完了拿一块干布包起来。

“睡不着？”李元宏问。

“睡不着。”杨得山说，“大人，明天这一仗，您说咱们能顶多久？”

“不知道。”李元宏说，“顶到顶不住为止。”

“顶不住了呢？”

“退。”李元宏说，“能退就退，退不了就守，守不住就死。可有一条——退的时候，伤兵先走，粮车后走，兵最后走，官最后走。”

杨得山点点头，把枪立在壕沿上，忽然说了一句：“大人，我小时候在获鹿，见过一回洋人。”

“哦？”

“是个传教的，穿黑衣服，在集上发纸片，纸上画着一个人挂在架子上。”杨得山说，“村里人围着看，说这洋人古怪。我娘拉着我就走，说别看，看了要遭报应。”

“后来呢？”

“后来那洋人走了。”杨得山说，“我娘说，洋人也是人。我说洋人要是人，为什么打咱们？我娘说，人打人，从来不需要理由。”

李元宏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风又过来了，带着焦味。

“睡吧。”他说，“明天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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