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六章 大火

八月二十二，洋人进了圆明园。

消息传到营里的时候，李元宏正在给伤兵换药。一个传令兵跑进来，跑得直喘：“大人，圆明园……洋人进了圆明园！”

营里静了一下。

圆明园。这三个字对营里的兵来说，不是一座园子，是“皇上住的地方”。他们这辈子没去过，可都知道那地方不能进。

“进了就进了。”李元宏说，“咱们守不住园子，咱们守的是人。”

那天下午，西边的天红了。

不是晚霞的红，是火的红。火从西边起来，一直烧到天黑，天黑了还红，红得像一块烧透的铁。烟柱有三根，粗得像树，直直地往天上走，走到高处散开，把半个天遮住。

营里的兵都站在营门口看。

没有人说话。

有个老兵忽然跪下去，朝西边磕头，磕了三下，磕完了，眼泪流下来：“皇上……皇上……”

李元宏站在他旁边，没有拦。

后来他才知道那三天里的事。

八月二十二，洋人进了园子。园里的护军早就散了，只剩下几个老太监和几十个宫女。洋兵在园里抢了三天，抢不走的就砸，砸不完的就烧。瓷器砸了，绸缎撕了，书画拿来垫马槽，金佛爷搬不动，就砸成块，一块一块地装车。

八月二十三，火烧起来。

火烧的是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还有畅春园。烧的地方不止一处，一处一处地烧，烧了三天三夜。北京城里的天是黄的，落下来的灰有铜钱大，落在人的肩上、碗里、孩子的脸上。

安佑宫在园子的西北角，供着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的御容。

那几十个太监宫女，是八月二十三早上躲进去的。

带头的太监姓陈，六十多岁，在园里当差四十几年。他把宫门从里头闩上，让所有人跪在御容前，说了一句：“今日咱们守不住园子，就守着这屋子。皇上回来了，得有地方磕头。”

洋兵撞门的时候，门撞开了半扇。里头的太监拿门杠顶，顶不住，就用身子顶。

后来火从后殿烧过来。

那几十个人，没有一个出来。

四喜是八月二十四半夜到的营里。

他是从西直门绕过来的，走了两天一夜。衣裳烧了一半，袖子焦到胳膊肘，脸上全是黑灰，眉毛没了，头发卷着。怀里抱着一样东西，用一块湿布裹着，湿布已经干了，硬得像壳。

“四喜叔。”李元宏站起来。

四喜是道光朝的旧人，当年在养心殿当差，后来放出来守皇陵，再后来年纪大了，在恩济庄住着——那是太监的义地，一片荒坡，几十间破屋，住着几十个没处去的老太监。李元宏在京师的时候去看过他，每年让人送些米。

四喜把怀里的东西放在案上，一层一层地解开。

是半片焦匾。

木头的，烧得只剩一半，边缘还在冒烟。上头的字烧掉了一半，只剩下“安佑”两个字的一半——“安”字的宝盖头没了，“佑”字只剩下一个人旁。

“安佑宫的。”四喜说，声音很哑，“我从火里抢出来的。抢的时候，房梁塌了，压死了两个人。我拖出来的。”

李元宏看着那半片焦匾，看了很久。

“四喜叔，”他说，“您怎么进去的？”

“我认得路。”四喜说，“我在园子里当过差，哪儿有门，哪儿有墙，我都认得。我进去的时候，园子里还有人在抢东西，抢了就往车上装。有咱们的人，也有外头的百姓。”

“百姓？”

“百姓。”四喜说，“二十三日那天，园门开着，附近的百姓进去了几万。抢绸缎，抢瓷器，抢木头——园子里的木头是好木头，一根能卖钱。有人扛着整扇的门出来，有人抱着铜鹤的腿。洋兵在旁边看着，还笑。”

营里静得可怕。

“我在安佑宫前头看见一个老太太，”四喜说，“跪在地上哭，哭她儿子。她儿子是园里的园户，火起来的时候去救火，被烧死了。她哭着说，这园子是皇上家的，烧了，咱们赔不起。”

李元宏没有说话。

他想起咸丰元年冬天，洪洞工棚外跪着的那一家人；想起咸丰三年八月，城头上那些喊着“城在人在”的兵；想起昨天在壕里，那个回头去背弟弟的兵。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个国家，坏的不是兵，不是枪，是有些东西从上头烂下来，烂到了根上，可根底下还有人，还在拿命去顶。

“四喜叔，”他说，“这匾，我收着。”

“收着做什么？”

“将来有一天，把它挂回去。”李元宏说，“挂不回去，就搁在学堂里，让孩子们看看。”

那几天，营里传着很多话。

有人说洋人要进城坐龙庭；有人说皇上已经走了，走到热河去了；有人说恭亲王在城里跟洋人议和，赔了多少多少万两；还有人说，洋人要把北京城烧了，跟烧园子一样。

最让李元宏难受的，是另一种话。

这种话是兵们私下说的：洋人的枪好，洋人的炮好，洋人的兵训练好——咱们打不过，是应该的。有人甚至说，洋人烧园子，是因为咱们先抓了他们的使臣，关了人家，还弄死了几个，“人家是来报仇的”。

李元宏听见这些话，没有发火。

他把全营集合起来，站在土台上，说了一个时辰。

“有人说，洋人烧园子是报仇。”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他们烧园子，是因为他们知道，烧了咱们也不敢怎么样。他们抢东西，是因为他们知道，抢了咱们也追不回来。他们打咱们，是因为他们知道，咱们的兵在自己的国土上，连过境都要给县令交三百两例银。”

底下有人笑，笑得很苦。

“可我要说一句。”他提高了声音，“这一仗，咱们没白打。皇木厂那半天，咱们打死了他们一百多人，打退了他们三次。他们回去要写报告，报告上要写：清国有一支兵，在皇木厂守了半天，用的是自己改的枪。这句话，值钱。”

“值多少钱？”有人在底下喊。

“值一句话。”李元宏说，“将来咱们的子孙问：那年你们干什么了？你们可以说：我们打过。”

八月二十七，胜保的札子到了。

札子上没有一句慰劳的话，只有三行：晋字营伤亡过半，着即缩编为两营；所余军械，造册报缴；营官以下，听候查办。

李元宏把札子看了两遍，递给庄师爷。

“东翁，”老庄说，“这是要收咱们的兵。”

“我知道。”

“那咱们……”

“先造册。”李元宏说，“册子要造得比他们的细。枪多少杆，炮多少门，药多少斤，一颗子弹都要写清楚。写清楚了，他们才拿不走。”

老庄愣了一下，忽然明白了：“东翁，您是说……”

“我说的是账。”李元宏说，“他们要的是兵，我给的是账。账清的人，最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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