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病房三日

那晚十点半，病房只留了一盏床头灯。

杨敬堂靠在摇起来的床背上，右手搭在被子外面，手背上贴着留置针，胶布的边翘了起来。左手放在被子底下，不太动。

杨叶宇在床边的塑料椅上坐下。

“回来了。”爷爷说。字咬得含混，像隔着一层水。

“回来了。”

“五年了？”

“嗯。”杨叶宇把椅子往前挪，“先做审计，后来做风控。”

“还是查账。”

爷爷说完，视线停在他空着的手上。杨叶宇这才想起，自己从工厂赶来，连一点探病的东西都没买。

爷爷的喉咙里滚了一声，不知道是笑还是咳。

护士进来换了液体，出去时随手带上门。门隔音不好，走廊里大伯和二伯的声音压得很低，一句一句，还是听得出来是在争什么。

爷爷朝枕头那边偏了偏头。

“底下。”

杨叶宇伸手进去。枕套下面压着一样东西，硬的，四角磨圆。拿出来是一本账本，蓝布面，包角的牛皮纸掉了大半，封面上一行毛笔小字：江城街道纺织生产组，壹玖捌肆。

不厚，纸黄得发脆，线装的，针脚还是原来的针脚。

“翻开。”爷爷说。

第一页，正月初九：购棉纱四十二斤，付二十四元。后头列着材料和现金两栏，字压得很重，翻过来还能摸出笔痕。

“念。”

他念了三页。念完一月，爷爷打断他。

“到月底，账上还剩多少？”

杨叶宇往回翻，指尖压着一行行小字，数了半分钟。

“现金八百六十四块二。欠棉纱款四百。”

爷爷没吭声。

走廊里的声音忽然高了半截，又低下去。

“外面那两个，吵了三天了。”爷爷说。

“为卖厂。”

“你说。”

“不能现在卖。”杨叶宇说，“八千万的收购书，十二亿的模型，都没给我底稿。外头在传地铁，谁也没拿出正式批复。两头都没核清，您让我信哪一个？”

他顿了顿。

“地过了户，价算错了也拿不回来。至少让我把账看完。”

“卖了还债。”爷爷说。

“九亿七的债，八千万进去连个响都听不见。”杨叶宇说，“还完这笔，下个月呢？”

爷爷看了他一会儿。床头灯下，那双眼睛浑浊，浑浊底下有一层东西，是亮的。

“你今天在走廊里，把守成的模型拆了。”

“嗯。”

“为什么。”

“数字错了。”

“错在谁头上。”

杨叶宇停了一下。

“股东头上。”

“还有呢。”

“四百二十七个工人头上。”

爷爷的手指在被子边上动了一下。

“你恨这个家？”

“不恨。”

“那回来做什么。”

“心疼钱。”

爷爷把这两个字在嘴里过了一遍，没有评价。他抬起右手，朝账本点了一下。

“接着念。”

杨叶宇念。二月，三月。三月有一笔：购二手铁木机一台，一千二百块，欠款，七月还。旁边一行小字：机下月到，人先去学。

“学什么。”

“学开机。”爷爷说，“机器是人开的。”

爷爷说到“人”字时，往门外看了一眼。走廊里，两个儿子的争执还没停。

杨叶宇把账本轻轻合上，放在床头柜上。玻璃柜面上映出他的影子，和身后输液瓶的影子，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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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七点，杨叶宇到医院，在住院部楼下的花坛边看见了大伯。

大伯在打电话，背对着他，声音从风里飘过来。

“八千万……我知道急，可这么大的事，总得等老爷子……好，好，我尽快。”

挂了电话，他站了几秒，又拨了一个。

“守成啊。鼎晖那边，你让他们再等等。爸还没醒透。”

杨叶宇站在原地没动。等大伯转过身，两个人都愣了一下。

“你听见了。”大伯说。

“听见了。”杨叶宇说，“卖地的钱，和他们肯先拿出来的钱，都只够应急。”

大伯的嘴张了张，最后什么也没说，拍了拍他的肩，先上楼去了。

上午九点，杨叶宇在小卖部买了两瓶水，转过弯，在护士站外站住。

大伯靠在墙边，手里捏着一支烟，没点，烟已经捏弯了。

“守成，爸还躺在里头。你引鼎晖进来，就是卖控股权。卖完，杨氏还是杨家的吗？”

“不卖，杨氏下个月连工资都发不出。”杨守成的声音不高，“鼎晖的钱进来，先补流动资金，不碰老厂的地。你的方案呢？把地卖了，钱填进窟窿，杨家剩什么？剩一个欠债的空壳，和四百个等着养老的人。”

“至少壳姓杨。”

“一个欠九亿七的壳。”杨守成笑了一下，“大哥，市场不认姓氏，只认报表。”

“鼎晖要的是控股。”大伯说，“七折拿净资产，你以为他们来做慈善？”

“七折，也比你八千万卖地强。”杨守成说，“地卖了就没了，控股换了人，厂还在。”

“厂还在，姓就不在了。”

“姓值几个钱？”杨守成的声音第一次抬高了一点，又自己压下去，“大哥，病房里躺着老爷子，你小点声。”

大伯把烟捏得更弯了，指节发白，一句话不说。

杨叶蓁靠在护士站另一头，笔记本电脑合在臂弯里，谁也不看。谁也不看她。

杨叶宇从他们中间穿过去。

“叶宇。”大伯叫住他，“昨晚你爷爷跟你说什么了？”

“给我一本一九八四年的账本。”

两个人同时静了一下。

“账本？”杨守成眉梢动了动，“他要那个做什么。”

“他说，账要自己做平。”

杨守成盯着他看了两秒，笑了一声，笑意没到眼睛里。

“老糊涂了。”他往病房门口走，“账本救不了公司，只有资本能。”

大伯捏着那支弯掉的烟，站在原地没动。半晌，他伸手在杨叶宇肩上按了按。

“多陪陪你爷爷。”他说，“厂里的事，有我们。”

杨叶霖是中午来的，提着一篮水果，进门先看了看病床，又看了看杨叶宇，把水果篮放在柜子上，压低了声音。

“叶宇，早上我爸打电话，让我别掺和董事会的事。”他说，“你说怪不怪，不让我掺和，为什么还要专门打电话？”

“因为怕你掺和。”杨叶宇说。

“那我就更要掺和了。”杨叶霖说。想了想，又补一句，“不过我能只旁听吗？坐最后一排，像开会睡觉的那种。”

“随你。”杨叶宇说，“等通知。大伯说，等爷爷这两天稳一点，再把人叫齐。”

杨叶霖拎着水果篮往病房里探头，喊了声爷爷，里头没应。他把篮子放好，退出来，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

“叶宇。”他在窗边站住，“真卖了，我那两盏补光灯，是不是也得拆？”

“先别拆。”杨叶宇看着他，“但流量钱不能再那样烧了。”

杨叶霖愣住，随即咧了咧嘴：“行，起码你不骗我。”

下午，病房里很静，雨点一层一层打在窗玻璃上。

爷爷让杨叶宇念账。念到六月，停。

“账上这几个月，进过厂的有多少人？”

杨叶宇往回翻，一页一页数。

“二十一个。”

“钱呢？”

“账上没有新增支出。三家纱行赊的，写了秋后棉花下来一并还。”

“利息呢。”

“没有。就记了一句，纱行掌柜应允。”

“这账好不好。”

“好。”杨叶宇说，“每一笔都有去处，每一个数都对得上。”

“你的账呢。”

杨叶宇没听懂。“什么我的账？”

爷爷闭上眼，不答。

杨叶宇坐着没动。窗外的雨下大了，楼下救护车的灯一闪一闪，无声地扫过天花板。

晚上他给杨叶雯发了条微信，问她要不要来医院。妹妹回得很快：画室赶作品，周末去。后面跟了一张图，一张衣服的设计稿，袖口的褶皱用铅笔一层一层压出来。

他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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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上午，天没下雨。爷爷的精神好些了，靠在床背上，让杨叶宇念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记的是年底盘账。十二月二十八，一笔一笔：存货、欠款、现金，三栏对齐。最底下一行字比别处都大：

本年余利三千一百四十六元。欠债照还，机器照添。

“三千一百四十六。”爷爷说，“到年底留下十四个人。进过厂的人多，留得住的少。”

“十四个人，一年三千一百四十六。”杨叶宇说，“现在四百二十七个人，一年报表上是亏的。”

“人多了，账乱了。”爷爷说，“哪一步开始乱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杨叶宇说，“所以才要念。”

爷爷看了他一会儿，没点头，也没摇头。窗外的光斜进来，照在账本蓝布的封面上，磨白的地方亮了一下。

查房的医生进来，看了看记录板，说恢复得比预想的好，让老爷子多说话，练手。医生走了，病房里又静下来。

“叶宇。”爷爷忽然又开口。

“嗯。”

“守业心软，守成心硬。”爷爷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软的守不住，硬的守不全。”

杨叶宇没接话。这句话不算问题，也不算回答，更像是一句自言自语。可这是三天里，爷爷第一次主动评价自己的儿子。

他等着下文。没有下文了。爷爷闭着眼，右手在被子上轻轻叩了两下，像拨了一把看不见的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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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傍晚，雨停了一次，天擦黑。

杨叶宇削了个苹果，切成小块。爷爷用能动的右手捏着叉子，一块一块吃，吃得很慢。

“明天九点，董事会。”爷爷说。

“我知道。议程两项：出售老厂地块，引入战略投资。”

“你去。”

“我不是董事。”

“股东。”爷爷说，“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列席不了董事会。”

爷爷用叉子敲了敲床栏，很轻的一声。

“我让守业请你列席。他不敢不给。”

杨叶宇看着爷爷。这三天，老人讲旧账时句句清楚，一问到眼前的事，便把话收住。

“爷爷，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爷爷把叉子放下。能动的右手从被子底下慢慢抬起来，指了指床头柜上的账本。

“它记的每一笔，四十年后还能对上。”爷爷说，“你手里那些账，三年就对不上。”

“做平它。”

“怎么平？”

“自己想。”爷爷合上眼，“想不出来，就再念一遍。”

杨叶宇把账本装进包里，起身。走到门口，身后又传来一声。

“叶宇。”

“嗯？”

“明天，少说话。”爷爷说，“多看数字。”

他拉开门，大伯正站在走廊上，背对着病房，像已经等了一会儿。

“叶宇。”大伯把他往楼梯口带了带，声音压得极低，“明天开会，有件事，别提。”

“什么事？”

大伯回头看了眼病房虚掩的门，又看了他一眼。

“二〇一九年，爸签过一份协议。”他说，“那份协议，谁来都别提。”

“什么协议？”

大伯没答。他把那支捏弯的烟从口袋里摸出来，又塞回去，转身朝电梯走。

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明天见了他别硬顶。”大伯背对着他说，“顶不过他的。你二伯这个人，输什么都不输口气。”

杨叶宇站在走廊里，看着大伯的背影进了电梯。

电梯门合上前，他看见大伯抬手按了按眼角，动作很快，快得像是在赶什么。

走廊尽头的窗外，江城的夜色里浮着一片一片的灯。他把包带往上提了提，包里那本蓝布账本硌着他的胯骨。四十年前的笔痕隔着布硌在身上。

他摸出手机，把九点的提醒提前到八点。大伯说别提的那份协议，他先记在备忘录最下面。

回病房的路上，他往里看了一眼。爷爷睡着了，右手还搭在被子外面，掌心朝上，五指微微拢着，像握着一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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