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八万

捷报是在中军帐里写的。

刘牢之坐在上面。长史坐在下面，笔墨摆好了，纸也铺好了。

陈砚坐在旁边。

帐里很闷。外面在收尸，一车一车往外拉，车轮压过碎石，一声一声。

“世子，”刘牢之说，“这一仗，怎么写？”

“实录。”

“实录怎么写？”

“三百人，拒五千，斩首一千二百，贼退。”

刘牢之没有马上说话。

他端起茶，喝了一口，放下。

“世子，”他说，“你要这么写，朝廷会问一句话。”

“问什么？”

“五千人，为什么只派三百人去挡？”

“因为只有三百人。”

“朝廷不会问这个。”刘牢之说，“朝廷会问：八万人，为什么退了？”

帐里静了一下。

“孙恩八万人，围了海盐，走了。”刘牢之说，“这是事实。至于他为什么走，朝廷不关心。朝廷只关心一件事——他是被谁打走的。”

“被我打走的。”刘裕站在帐门口，说了一句。

刘牢之看了他一眼。

“你站着。”

“是。”

“我说过，帐里没你的座。”

刘裕没有说话，往后退了半步。

陈砚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

“世子，”刘牢之转过头，“你在钱塘跟我要粮的时候，说孙恩有多少人？”

“三十万。”

“三十万。”刘牢之说，“他号称三十万，你也说三十万。”

“我说的是‘号称’。”

“你写在奏表里的，是‘三十万’。”刘牢之说，“我看了三遍，没看见‘号称’两个字。”

陈砚没有说话。

“你在用这个数。”刘牢之说，“你用三十万，逼朝廷给兵，给粮，给钱塘八千人。现在我用八万，你为什么不让？”

帐外有人在喊，抬尸体的。

陈砚听着那些声音，听了一会儿。

“太尉，”他说，“您写八万，我不拦。”

刘牢之的眼睛动了一下。

“但我要加一行。”

“加什么？”

陈砚站起来，走到案前，拿起笔。

他在捷报的最后，写了两行字：

“参军刘裕，身被九创，先登陷阵，斩贼将一人，部曲三百，存者一百八十八。臣请以裕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

写完，把笔放下。

刘牢之把纸拿起来，看了很久。

“建武将军，从四品。”

“是。”

“他一个参军，去年还在卖草鞋。”

“他去年还在卖草鞋。”陈砚说，“今年他守住了海盐。”

“他守的是你的城。”

“一样。”

刘牢之把纸放下。

“世子，”他说，“你要捧他。”

“我要用他。”

“用他做什么？”

“杀桓玄。”

帐里静了下来。

刘牢之看着他。

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世子，”他说，“你今年十六。”

“是。”

“十六岁的人，说要杀桓玄。”刘牢之说，“你知道桓玄有多少兵？”

“十万。”

“你知道荆州的粮，够他吃几年？”

“三年。”

“你知道我三万七千人，打不过他十万？”

“知道。”

“那你还说杀他？”

陈砚看着他。

“太尉，”他说，“您三万七千人，打不过桓玄十万。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打不过？”

刘牢之没有说话。

“因为您的兵，是朝廷的兵。”陈砚说，“朝廷给粮，您就打；朝廷不给，您就等。您打了七年，赢了四仗，每一仗都在等朝廷的令。”

“桓玄不等。”

“他的兵是他自己的。他想打就打，想停就停。”

“太尉，您不是打不过他。”陈砚说，“您是打不起。”

帐里很静。

刘牢之的手放在案上，手指动了一下。

“世子，”他说，“你这话，谁教你的？”

“没人教。”

“你父亲？”

“我父亲病了。”

刘牢之笑了一声。

“好。”他说，“好一个病了。”

他拿起笔，在捷报上签了名。

签完，抬起头。

“建武将军可以。”他说，“下邳太守可以。”

“但我要一样东西。”

“什么？”

“北府兵的粮，明年加三成。”

“两成。”

“三成。”

“两成半。”

刘牢之看着他。

“世子，”他说，“你讨价还价的样子，像个商人。”

“我本来就是商人。”陈砚说，“我卖田，卖官，卖命。太尉要买什么？”

刘牢之沉默了一会儿。

“成交。”他说。

沪渎的急报是第五天到的。

送信的人一身水，鞋上全是泥，进帐的时候腿一软，跪在地上。

“沪渎破了。”

帐里所有人都站起来。

“什么时候？”

“三天前。”信使说，“孙恩八万人，从海道走，一天一夜到沪渎。袁内史守了四天。”

“四天。”陈砚说。

“是。城里只有两千人。”

“袁山松呢？”

信使没有说话。

“我问你袁山松呢。”

“死了。”

帐里静了下来。

“怎么死的？”

信使低着头。

“说。”

“城破的时候，”信使说，“袁内史在城楼上。”

“他在做什么？”

“他在唱歌。”

陈砚的手指动了一下。

“唱什么？”

“《行路难》。”信使说，“他自己写的。”

“他的部下都跑了。城楼上只剩几十个人。他坐在城楼上，弹琴，唱歌。”

“唱到第三段，琴弦断了一根。”

“他没有停。”

“唱完了，他把琴摔在城砖上，拔刀。”

“杀了三个人。”

“第四个人从背后砍了他。”

帐里没有人说话。

陈砚站着，一动不动。

“他的尸体呢？”

“挂在城门口。”信使说，“孙恩说，谁收尸，杀谁。”

陈砚闭上眼睛。

袁山松。陈郡阳夏人。善音乐，好《行路难》，每醉则歌之，听者莫不流涕。

一个会唱歌的人，死在城楼上，唱完最后一支曲子，琴弦断了。

“张法顺。”

“在。”

“记下来。”

“记什么？”

“袁山松，吴国内史，隆安五年五月，守沪渎，城破，死之。”

“还有呢？”

陈砚睁开眼。

“还有，”他说，“他会唱歌。”

那天夜里，陈砚没有睡。

他坐在帐里，面前摊着一张地图。

地图是从海盐县衙里找出来的，很旧，边角烂了。

上面画着海盐、沪渎、吴郡、京口、建康。

他的手指从沪渎往北移。

移到长江口。

然后往西。

京口。

“张法顺。”

“在。”

“京口有多少兵？”

张法顺没有说话。

“我问你京口有多少兵。”

“五百。”张法顺说，“留守的五百。”

“五百。”

陈砚的手指停在地图上那个点上。

“北府兵三万七千，在海盐。”他说，“钱塘两千，在海盐。八郡的乐属，散了。”

“京口五百。”

“孙恩八万，从沪渎上船，沿江而上，一天一夜到京口。”

“京口一破，建康的门就开了。”

他坐在那里，很久没有动。

“世子，”张法顺小声说，“这不是您的错。”

“是我的错。”

“当时您说京口不用守，是因为孙恩要粮——”

“我当时算对了。”陈砚说，“他要粮，他去了吴郡。可吴郡的粮，比我想的多。沪渎的粮，比我想的多。”

“他抢够了。”

“抢够了，就不需要吴郡了。”

“不需要吴郡，他就可以直接打建康。”

他把手指从京口移到建康。

“我算对了每一步。”他说，“算到最后，把自己算进去了。”

“世子……”

“张法顺，”陈砚说，“你说，一个人算得再准，有用吗？”

张法顺没有说话。

“我改了七个字，救了三万人。”陈砚说，“我也算了七步，把京口算空了。”

“三万人和一座京口。”

“哪个重？”

帐外的风很大。

“世子，”张法顺说，“您现在要做什么？”

陈砚站起来。

“回建康。”

“什么时候走？”

“现在。”

“孙恩比我们快。”

“我知道。”

他走到帐门口，掀开帘子。

外面天还没亮。海边有雾，雾里能听见水声。

刘裕站在帐外。

他一直站在那里。

“世子。”

“你都听见了？”

“听见了。”

“你有什么办法？”

刘裕想了想。

“孙恩八万人，从沪渎上船，到京口，要一天一夜。”他说，“他的船多，走得慢。到了京口，还得下船、列阵、攻城。三天。”

“三天。”

“我要是带轻骑，从陆路走，两天两夜能到京口。”

“你有多少轻骑？”

“一百。”

“一百人守京口？”

“不守。”刘裕说，“打。”

陈砚看着他。

“一百人打八万？”

“不打八万。”刘裕说，“打他的前锋。他八万人下船，前军先到，后军还在船上。前军一乱，后军就上不了岸。”

“只要乱半天，京口的五百人就能关上城门。”

“关上城门，他就要攻城。攻城要时间。”

“时间够了。”

陈砚看着他。

“刘裕，”他说，“你知道这一去，可能回不来。”

“知道。”

“你要什么？”

刘裕想了想。

“建武将军。”他说，“您写在捷报上的那个。”

“那是虚的。”

“我知道。”刘裕说，“可我这辈子，还没人给我写过官。”

陈砚看着他。

看了很久。

“好。”他说，“你去。”

刘裕转身要走。

“刘裕。”

“在。”

“你刚才在帐外站了多久？”

“一个时辰。”

“听见什么了？”

刘裕停了一下。

“听见世子说，您把京口算空了。”

“还有呢？”

“还有，”刘裕说，“您说，哪个重。”

“你怎么想？”

刘裕站在雾里。

“世子，”他说，“我卖草鞋的时候，一天卖十双，赚五文。有时候一天卖不出去，就饿着。”

“我从来没算过，五文和饿着，哪个重。”

“我只知道，饿了就得吃。”

他走了。

雾里传来马蹄声。

一百匹马，往西去了。

陈砚站在帐门口，看着雾。

“世子，”张法顺说，“我们也走吧。”

“走。”

他回身进帐，收拾东西。

收拾到一半，他停下来。

走到墙角。

那里放着一只草鞋。

是昨天从城墙上拔下来的，鞋底磨穿了，鞋帮上还有一块干了的血。

他弯腰，把它捡起来。

“世子，这个带吗？”

“带。”

他把草鞋塞进袖子。

“世子，”张法顺说，“带这个做什么？”

陈砚没有答。

他掀开帘子，走出去。

天亮了。

雾散了一半。

海盐的城墙在晨光里，歪歪扭扭的，墙头的草鞋被风吹得晃。

一只，一只。

像一排脚，站在墙上。

建康的朝议，是在三天后。

陈砚赶回来的时候，满城都在传一件事：孙恩的船到了京口。

“到了？”

“到了。”

“京口破了？”

“没有。”

陈砚站在太极殿东堂的门口，听见这句话，脚下一软。

他扶住门框。

“没有破。”里面有人说，“京口没破。”

“怎么没破？”

“有一个人，带了一百骑，从海盐赶回来，在京口城外冲了孙恩的前军。”

“一百骑？”

“一百骑。”

“谁？”

“一个参军。姓刘，叫刘裕。”

堂上安静了一下。

“刘裕。”有人念了一遍，“没听过。”

“捷报上有。”另一个人说，“海盐之功，三百人拒贼八万。捷报上写：‘参军刘裕，身被九创，先登陷阵。’”

“就是他？”

“就是他。”

陈砚站在门外，听着。

他忽然想笑。

那份捷报，是他写的。那两行字，是他加的。

现在满朝的人，都在念那两行字。

他推开门，走进去。

堂上的人都转过头。

“世子。”

“世子回来了。”

陈砚走到最上面那张席子前，没有坐。

“京口怎么样？”

“守住了。”褚粲说，“刘裕在京口城外冲了孙恩的前军，杀了两百多人，孙恩的前军退了半天。就这半天，京口的城门关上了。”

“孙恩呢？”

“在城外。”褚粲说，“围了三天，攻了两次，没攻下来。”

“为什么？”

“因为城里的人，都上了城墙。”褚粲说，“五百个兵，加上城里的百姓。”

“谁让他们上的？”

“刘裕。”褚粲说，“他进城第一件事，是开仓放粮。第二件事，是告诉百姓：城破了，一个也活不了。”

陈砚站在那里。

“他现在在哪儿？”

“京口。”

“孙恩呢？”

“还在京口城外。”

陈砚转过身，往门口走。

“世子去哪儿？”

“京口。”

“世子——”

“我说，去京口。”

他走到门口，停下。

“褚侍郎。”

“在。”

“替我做一件事。”

“什么？”

“把袁山松的事，写进国史。”

褚粲愣了一下。

“国史要……”

“要什么？”

“要等身后。”

“他身后了。”陈砚说，“他死了。”

“怎么写？”

“不要只写‘死之’两个字。”陈砚说，“写他怎么死的。写他在城楼上唱歌，写琴弦断了，写他杀了三个人。”

“写这些做什么？”

“因为一百年后，有人读到这一页，”陈砚说，“他得知道，东晋不是只有逃跑的人。”

他走出去。

堂上的人看着他的背影。

十六岁，袍子有点大，走得很快。

像有人在后面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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